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評論員程曉農近日發文分析，在上一節我跳過了「卸責」這個要件，因為它是政治問題，不是經濟問題。凡是共產黨政權發生了經濟社會層面的一系列負面的嚴重政策後果，需要「重建」，它就一定能糾正錯誤、推進改革嗎？二十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國際媒體都聚焦中共的這次會議，也有種種建言；但此會開完了，發現二十屆三中全會的公報如此空泛，國際媒體立刻變得低調很多。他們看不懂中共了，為什麼中共不願意採取實質性的改革措施呢？
其中的奧秘就在於，中共的運作是政治高於經濟，所以中國和各國的經濟學家們聚焦在經濟層面時，卻忽略了中國改革的政治性先決條件。那就是，當中共的領導模式處於個人獨裁狀態時，任何改革意圖必然遭到獨裁者的壓制和打擊；如果中共的領導模式處於集體領導狀態，則改革意圖就更多地需要「特惠式給利」，讓官場人人有機會發財。
若以上兩種條件都不具備，則改革休矣。共產黨國家之所以需要所謂的「重建」或者改革，自然是因為原來的制度方向和政策錯了。這樣，過往的掌權者就必須認錯下台，這個國家才能改變方向，實行重建。然而，只要掌權的自然人是獨裁的，他絕對不肯承擔政策錯誤的重大責任，那改革就不會發生。毛澤東時代就是這樣。
那獨裁者死了，是不是共產黨政權就能改革了呢？也不一定，因為獨裁者指定的接班人會繼承死去的獨裁者路線，繼任者的權位既然來自獨裁者，那麼，繼任者否定了前任，也就把自己送上了政治審判台。
什麼時候中共政權會發生「重建」這樣的轉變政策方向的重大變化呢？中共的鄧小平不就實行改革了嗎？我寫《「三中全會」去神化》一文，就是為了破解迄今為止仍然迷惑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神話」。實際上，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及會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真正的議題和結果是，政治上的部分「非毛化」，當年鄧小平其實只是趁機奪權而已，他奪權之時是反對改革的。
中共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與蘇共1956年的二十大，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在獨裁者死後部分地否定他的政治路線。這就是「卸責」，進而就能為改革開闢空間。中國的農村經濟改革，就是在華國鋒時代的「集體領導」模式向鄧小平、陳雲的雙寡頭領導模式過渡的短暫時期發生的。「卸責」給死人，相對容易些，因為人死如燈滅，死人不能發怒報復；而要「卸責」給活著的獨裁者，那就只能靠政變了。至於政變是否可能，莫如去研究獨裁統治的高層架構和機密運作。不過，在共產黨國家，掀翻活著的獨裁者之類的「故事」，史無記載。
中國1997年開始國企改革時，江澤民也是處在鄧小平死後短暫的集體領導狀態，中共高層集體同意，逃避「重建」的「卸責」環節，用「改制」口號來掩蓋制度重建的實質，其實就是國企私有化和取消計劃經濟。另一方面，中共高層當時又打開了官員貪污的大門，允許國企幹部私吞他們所管的國有企業。這兩個做法既繞開了「卸責」問題，又解決了私有化的官場動力問題。這就是中國城市經濟改革真正的「成功之道」，但王滬寧主管的部門絕對禁止此「成功之道」傳至民間，因此民間於此亦不甚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