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李政道去世的消息，我卻十分偏狹地想起了巫寧坤，李老聲名在外，榮譽等身自不必說，關於他的光輝與偉大，也必然有很多人去敘說，並不需要多我一個。我始終難以忘懷的是巫寧坤在《一滴淚》中描述他作為剛平反的「右派分子」與「愛國美籍華裔科學家」李政道在北京重逢的畫面。他寫道：他莊重自持，完全是一位卓越的科學家和學者的神氣。我很快就意識到，我們倆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中間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他留在美國，能夠獲得成就和榮譽，過著安定富裕的生活。我回到祖國，歷盡劫難和凌辱，好不容易才苟活到「改正」的今天。
這是1979年，二十八年前，巫寧坤與李政道還有一番對話：
1951年7月18日早晨，陽光燦爛，我登上駛往香港的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伯頓夫婦和政道前來話別。照相留念之後，我愣頭愣腦地問政道：「你為什麼不回去為新中國工作？」他笑笑說：「我不願讓人洗腦子。」我不明白腦子怎麼洗法，並不覺得有什麼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風破浪回歸一別八年的故土了。李政道比巫寧坤小六歲，用巫寧坤的話來說：「當年是我們一幫過從較密的中國研究生中的「小弟弟」」。那時候，巫寧坤正在芝加哥大學研究院攻讀博士學位，1951年新年，他接到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的急電，請他去接替一位由於朝鮮戰事而回國的美籍教授，在經過幾天的猶豫後，他毅然決然地放棄寫了一半的博士論文，決定回國。他說：「我總感到有一根割不斷的紐帶將我和古老的祖國連接在一起，雖然那是一個用貧困、悲哀、孤獨、屈辱、動盪和戰亂充塞我的青少年時代的祖國。投身於一個嶄新的世界，去過一種富有意義的生活，這個誘惑力遠勝過博士學位和在異國做學問的吸引力」。
1951年巫寧坤在芝加哥大學留下的照片
這才有了1951年，巫寧坤與李政道的談話，當年正是李政道來幫助巫寧坤收拾行李：政道還用端正的大字在我的行李上寫上姓名地址。
後來的巫寧坤意識到，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命運，因為在那時，他已經是個進步青年：「在西南聯大就讀的兩年裡，我受到「進步」教授和左派同學親共思想的影響。事實上，我已成為「進步的」學生文藝團體「冬青文藝社」的積極分子，從而開始閱讀高爾基的小說和共產黨的秘密傳單。眼下我如饑似渴地閱讀美共出版的《群眾與主流》雜誌，在書店裡到處搜羅「進步」書刊。我的行李主要是幾個裝滿了左派書刊的鐵皮箱和紙板箱」。
不過，回國幾個月後，巫寧坤就開始被迫接受思想改造，而後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浪潮，巫寧坤都沒能倖免，1958年他被劃為右派，1979年摘帽，開除公職，勞動改造，險為餓殍，九死一生。在1986年，他用九個字歸納自己的一生：「我歸來，我受難，我倖存」。而李政道，在1957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195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二屆院士，1962年加入美國國籍。70年代開始，他回到中國，受到國家領導人接見，而後對中國科學技術人才的培養多有貢獻。
·1957年李政道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直到1979年，兩人時隔二十八年再次相見。一個選擇，兩個世界。
巫寧坤翻譯過不少詩歌，其中最為著名的是這句：不要溫和地走入那良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