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本：當我去中國時，特別是最近幾年，我的朋友和家人有時會問，你確定嗎？確定要這樣做？你不擔心會出什麼事嗎？我總是說，最壞的情況就是我會被趕出這個國家。
如今，這件事果然發生了。
從中國的座上賓到被踢出中國，對於在吉林大學任教九年的德國人杜本（Björn Alexander Düben）來說，一切來得很突然。
杜本：我的教學突然被中斷了。所有課程被一天天取消。我被通知說，我必須提出辭職。不僅如此，我還得在兩個星期內離開中國。
這是一場不可能打贏的鬥爭
這場風波的導火線是美國之音的一篇報導。2024年5月初，杜本收到美國之音駐歐洲特約記者發出的一封電子郵件，請他就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出訪歐洲發表評論。
7日，他從長春回復了這封電子郵件。11日，報導在美國之音網站上刊出。然後，他的麻煩就來了。
杜本：美國之音報導發表的第二天，我當時在北京，我接到學院老師發來的信息。他們說，有人通知他們有這樣一篇報導。他們想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美國之音是怎麼聯繫上我的。在那一刻，我就預見到可能會有後果。不過我必須承認，我沒想到這個後果會來得這麼突然，這麼嚴重。
杜本至今不知道，究竟是他的哪句話觸動了中共當局的神經。這篇名為《習近平訪歐結束成果幾何？》的報導引述他的話說，「在美國與歐盟之間打入一個楔子，毫無疑問是北京的長期基本目標之一，也可能是習近平親自出訪的原因之一」。他還表示，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16+1合作「看起來越來越像一個失敗的項目」。
在杜本看來，這些都算不上什麼出格言論。
杜本：我經常發表批評性言論，或者可以被解讀為針對不同政府的批評言論，不論是中國政府還是西方政府的。我並不覺得這次發表的評論比以往更嚴厲。
但顯然，在中國當下的政治環境裡，他的這番言行是不被容忍的。
杜本：當我第一次被告知必須結束吉林大學的工作，必須離開中國時，是一位同事向我傳達的這個消息。
他們派了一個我非常熟悉的同事來當信使，告訴我這個決定。他看起來很不自在，但是不得不執行這個任務。
他說，他不能告訴我具體原因，但是這與我的學院、我們系的老師無關。這也不是吉林大學的決定，而是更高級別的部門決定的。
我的同事告訴我，理論上我有兩個選擇：要麼自己寫一封辭職信，要麼可能要走一種很不愉快的程序——涉及到某種形式的紀律聽證、紀律委員會。老實說，這根本算不上什麼選擇。
半小時後，學院黨委書記和一名行政人員找到他，向他確認了這個決定。
杜本：他們說，我們沒辦法，吉林大學也沒辦法。這不是學校的決定，而是由更高層決定的。當然，他們也可能是在推卸責任，但我覺得不像，情況就是這個樣子。
我非常確定的是，不管法律怎麼規定，無論如何我都不可能打贏這場鬥爭。所以實際上我只有一個選擇，那就是交出辭呈。他們想讓我趕緊交出來。他們說，你能不能今天就交？我推到了第二天。
杜本不想辭職，可是他知道如果在這個時候和當局找麻煩的話，情況可能會更糟。
杜本：在這樣一個體制里，沒人知道可能發生什麼。我只知道，無論我做什麼都無法改變我的處境。他們已經做了明確的決定——我必須離開。
杜本持有中國政府為高級外籍人員頒發的「中國人才簽證」（R-簽證），有效期至2033年。但是校方告訴他，他必須在5月30前離開中國，沒有商量的餘地。
交上辭呈後，上級領導沒有再和他聯絡，自然也沒有為他舉行任何送別儀式，杜本九年的中國教書生涯就這麼被畫上了句點。
美國之音向吉林大學相關部門提出評論請求，但截至本期節目製作完成前未得到任何回復。
在共產黨手下，風險永遠存在
再次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是杜本告別中國一個月，回到故鄉德國後。他也清楚，相比其他在中國因言獲罪的人，自己已經足夠幸運。
杜本：我是德國人這件事本身就有幫助，考慮到中國還是非常希望和德國保持積極的關係。如果你是華裔，你的風險會更高。即使你持有其他國家的護照，中共當局仍然可能對你另眼相看。我們知道很多持外國護照的華裔被逮捕的案例，甚至有時會把他們拘留很長時間。
最終，我能夠從這場風波中全身而退，我知道這是一種巨大的特權。我的中國同事卻沒有這種特權。如果他們處於這樣的境地，他們會失去工作，甚至可能會更糟。
被迫離開中國這件事並非完全出乎杜本的意料。作為一名政策分析學者，他相當清楚在共產黨手下工作的風險。
杜本：我一直都清楚類似這樣的事情可能會發生，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我一直在寫文章，以某種形式批評中國的政策。這種事情在中國永遠都可能會有後果。
被迫結束工作，離開中國這件事本身並沒有讓我感到特別驚訝。我所驚訝的是，這一切發生的如此突然，如此衝動。
我想如果我處在中共當局的位置上，我會用更加優雅的方式來處理這件事。而不是就這麼突然地取消我的課程，讓包括我的學生在內的所有人都看到，我因為幾天前的一篇報導被開除了。
這種行為看起來出奇的莽撞，也很不專業。當然，我還是感到難過，因為我必須離開中國，而且很可能是永久地離開。
中國是民主國家嗎？
杜本1982年生於德國，先後在英國劍橋大學、牛津大學獲得學士、碩士學位，並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獲得國際關係學博士學位。
他曾在歐洲多個非政府組織工作、執教於英國的大學，也在北京大學做過訪問學者。2015年，吉林大學外交學院國際關系所的一紙聘書讓他搬到長春。
杜本：我長期以來一直研究中俄關係。過去，我對兩國關係中俄羅斯這一方比較熟悉。對我來說，更深入了解中國社會和中國政治同樣至關重要。中國正越發影響著世界上大多數人的命運，但是人們對中國的了解仍然少得驚人。
原本，杜本沒打算在中國呆那麼久，但他喜歡他的工作，也很喜歡他的中國學生。
杜本：我的中國學生們大都熱衷於學業，他們充滿好奇心，當然也非常勤奮。他們還很有禮貌。
這些學生也並非像一些人想像的那樣，被禁錮在封閉的防火長城內，對外部世界一無所知。
杜本：他們經常使用VPN，我不確定是不是每個學生都會這樣做。但是每當我問起時，他們都會說，對啊，我們知道怎麼用。
我記得有一位學生，我認識她好幾年了，她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學生，對外界發生的事情非常感興趣。她告訴我，當她第一次聽說天安門事件時，她有多麼震驚。
傳道授業解惑之外，打破中國學生的信息繭房，也讓杜本頗有成就感。在吉林大學，他開創了一種講座和研討並行的互動教學模式，鼓勵學生們參與討論，盡情發問。但有時，這也會不可避免地帶來尷尬局面。
杜本：比如有的學生會問，中國是民主國家嗎？這當然就變得有點棘手。你要給出一個真實的答案，同時又不會引起周圍人的警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