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浙江民主人士鄒巍和昝愛宗因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7周年的祭日到海邊祭奠，被中共當局以「尋釁滋事罪」逮捕，目前關押在在杭州市拱墅區看守所。在中共暴政之下，老百姓祭奠死者竟然也是犯罪。
因為認識時間過長，我已經忘記了我和鄒巍是哪一年認識的了，但我知道對於他，我是有愧疚的。
如果不是在他家住過半個月並聊過一些事情，任何人都看不出來他自身曾經經受並且在一直經受著很多的磨難，因為他一直都是笑嘻嘻的，永遠平和，永遠不緊不慢，永遠認真，永遠謙卑。2007年年底，應杭州朋友邀請，我去杭州旅遊，在此期間，住鄒巍家。鄒巍左臉正中到嘴角有一處七八厘米的刀痕，原本英俊的面孔便顯得有些扭曲，儘管戴著近視鏡，讓他看起來沒那麼猙獰，但依然讓人有些不適。熟了之後，鄒巍才跟我說起他面部的刀痕，他說，我家曾經有十幾間房子，因為我父母是開茶莊的，所以我們小時候日子過的很好。因為拆遷，我家房子補償不公平，我父親被逼瘋了。有一年，我父親精神病發作，拿菜刀要砍死我，幸虧我躲了一下，要不那次我真的會死。說這話的時候，他依然是笑嘻嘻的，我有點驚訝於他的心態。他解釋說，已經過去了，就不能讓這件事影響我的心情，樂觀並不需要更多理由，負重也不是多麼艱難的事，前行，是所有選項中最重要的選項，一定不能讓自己在負面情緒中成為自己的枷鎖。
如我一般的人，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甚至我接觸過更多比我的遭遇更悲慘的人，如果我整天沉著臉，一副苦大仇深的樣子，那麼那些比我活的更悲慘的人，他們該如何做呢？生命，並不是怎麼輕鬆怎麼來，而是怎麼前行怎麼來。你我都知道，如果沒有了中共的統治，你我樣的人，活的會很好，因此，我們不應該糾結於自身的困境，而是讓形成種困境的因素消失。那時候，我們才會沒有這些困擾。說這話的時候，他是沉重的。此時，你根本想像不到，他一直是個笑嘻嘻的人。
如果說上面的事體現不出來鄒巍的心態，那麼接下來的事情，一定能讓大家認識到鄒巍到底是什麼樣的人。2007年年初，我去杭州遊玩，住在王榮清家，半夜被杭州國保帶到派出所關押了一晚。在派出所里時，我很憤怒，跟國保吵架，但國保半夜三四點都走了，不理我了。無聊熬地到早上剛7點種，鄒巍和王榮清買了早點到了關押我的派出所，和值班民警套起了近乎要給我送早餐。因為我在派出所太無聊了，所以後半夜，我一會要喝水，一會要上廁所，一會要他們給我買煙，值班民警讓我弄得不勝其煩。看到鄒巍跟他套近乎，很沒好氣，但後來鄒巍告訴我，那個民警被我的堅韌感動了，所以把早點給你送進去了。說這話的時候，他還特意眨眨眼睛。此時，我才明白他的所謂堅韌其實就是靠著臉皮厚磨而已。但是如此心態的人，竟然也有心情沉重的時候，我不得不去想他究竟承受了多少磨難。
祝、吳兩位是浙江民主黨初期的兩大筆桿子，而鄒巍，就是現在的筆桿子。他畢業於浙大中文系，為了維權，還自學了法律，他家的書多到不用買床架就可把床板墊起來。他本來有個很好、很有前途的工作。但是因為變故，他不得不辭職照顧雙親，因為請人需要花費更多，也沒有他自己照顧來的細心和貼心。可是，他的後半生怎麼辦？他說，那能怎麼辦？順其自然唄。鄒巍出生於1970年，長我三歲，但他常常讓我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白痴》中的梅什金公爵，因為他總是在為他人的事情著急，總是認為自己做的不夠多不夠好，總是因為想讓我幫他而心存愧疚。我曾懷疑過他，因為我知道，人性是複雜的，這麼無私的人，我第一次見到，我並不相信他沒有自己的私慾，僅僅是為了幫助他人，就那麼熱心。就我所認識的杭州的訪民來講，每一個都把他當做自己的親人，每一個人都說他是真正偉大的人。有一次，他幫助起草過訴訟文書的杭州訪民跟我說，你勸勸鄒巍，我並不是說他幫了我，就不想讓他幫別人，而是我想讓他在照顧母親之餘，也讓自己放鬆一下，因為這些年，他為我們這些人免費做了那麼多事，不但累，還危險。如果他能休息一下，對他身體也是有好處的，我真的很為他的身體擔心。而我不知道該對這位訪民說什麼，因為我對他也有愧疚。我在他家住的期間，他每天照顧母親，還要給我這個不會做飯的人做飯，每次都小心翼翼地說，合不合口味？要不要加點什麼？粗茶淡飯，千萬別嫌棄啊。他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他知道我在為別的地方的訪民維權，他希望我留下來，配合他為杭州的訪民維權。他說，中共的行徑，已經讓很多人感到窒息，你也知道，我一個人真的忙不過來，找我幫忙的人太多了，我實在是應付不過來。又要寫法律文書，又要整理上訪材料，又要照顧母親。當時，我是沒有答應的，因為我不知道我在杭州能不能待得住，畢竟我已經被杭州國保趕走過一次了。如果我答應了，我卻做不到，那麼我該如何面對他？2007年12月26號，我離開杭州到了北京，因為我的另一個大哥呂耿鬆快要開庭了，我得找人，看能不能讓他有個相對好一點的結果。臨走時，鄒巍唉聲嘆氣，跟我說，老田，我知道你有別的事要忙，可是我真不希望你走了就再不回來了。如果你能回來幫我，我當然感激不盡，但你不幫我，我也說不出什麼，畢竟我讓你留下來，也給不了你錢，你也要維持生活。走吧，只是我希望你還能繼續做這些事，千萬別因為謀生而忘記了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們。儘管我去了北京，只是偶爾去杭州停留一下，但是我確實無法留在杭州幫助他，因此我甚至有些不好意思見他。他看出來後，告訴我，沒關係，只要能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在哪裡都一樣，你在北京幫助他們，我一樣開心。只是，知道他後來的困境，我的愧疚感便更甚。
杭州民主黨籌委會的同仁們，是我最欽佩的群體之一，他們用自己的生命衝擊著中共的紅線。一次次通過坐牢來試探中共的容忍度，一次次飛蛾撲火一樣獻祭著自己。就像著名財經作家溫克堅兄對已經去世的王榮清老師說的那樣，沒有你們民主黨人替我們頂在前面，我們這些人早就進去坐牢了。也正因為如此，杭州的前輩們屢次坐牢，有些人甚至付出了生命，光我知道的就有六七位。也因此導致杭州民主黨人出現了活動頻率下降的現象。這是很無奈的事情，但也凸顯了中共的邪惡卑劣和彰顯了杭州民主黨人的決絕與勇氣。就在這種環境下，鄒巍告訴我說，我還沒結婚，所以我應該站出來，他們已經付出了那麼多，我不能再考慮太多了。所以，我看到他屢次站出來為受迫害的朋友發聲，屢次為需要幫助的朋友捐款，屢次在被國保帶走後據理力爭，屢次在被帶走後保持零口供（而經歷過預審的朋友們都清楚，在中共的預審手段下，能做到保持零口供是多麼艱難的事情）。如果不是朋友告訴我，我根本不知道他因為結腸癌、腎病開過三次刀。當朋友告訴我這個消息時，我有些發蒙，因為他從來沒有告訴過我，他的身體差到這個地步。朋友說，鄒巍的母親雖然已經適應了鄒巍的父親常年住在精神病院的事實，但這次鄒巍被批捕，實在是超出了她的承受能力，所以常年生病的老人家這次差點沒抗住。是啊，這接二連三的打擊，有幾個人能承受得住呢？更何況，他母親本身只有四五千塊錢的退休金，在看病等於要命的中國，如何能承受得起高昂的醫藥費和每天貳佰元人民幣的看護費，只能出院回家修養？！朋友跟我說這件事的時候，心情特別沉重。
我和鄒巍，屬於靈魂相交的兄弟，儘管我因為家庭變故，無法參與更多事情，在國內時也無法和鄒巍他們這樣敏感的人頻繁接觸，所以，有一段時間裡，我是和鄒巍失去了聯繫的。但是，我沒想到，這次他就因為祭奠劉曉波這麼點小事被批捕了。我問杭州的朋友，為什麼？朋友說，是因為杭州國保認為鄒巍是這次祭奠活動的組織者。於是，我明白了。鄒巍說到做到，他曾經對我說過，我應該站出來，而不是看著朋友們前仆後繼。如此的鄒巍，我真的不知道我該說什麼，只能向上帝禱告，請上帝看護這位義人，請他不要再遭受更多磨難。我已經失去了很多讓我敬重的前輩和兄弟，我不想再失去鄒巍！
鄒巍有家庭的困境，我也有家庭的困境，但我選擇了照顧家庭，他選擇了沖在前面。於是，我希望我能為他做些什麼，因此有了這些文字，想讓這個世界知道，如此的鄒巍，我們應該如何愛護。我曾經沒有做到像鄒巍一樣地活著，但是他已經是我的榜樣，因此我希望今後我能像他一樣活著，無愧本心，無愧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