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一名44歲的男子捅傷了在深圳日本人學校上學的男孩小沈。這是近三個月內的第二起襲擊日本小學生的惡性事件，而這一次，沒有了三個月前蘇州校車遇襲事件中的跟車阿姨胡友平擋刀。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林劍介紹，這名10歲的小學生是日本國籍，他的父母分別為日本公民和中國公民。他是在與家人步行上學途中，遭遇犯罪嫌疑人持刀襲擊。網絡流傳的一張照片顯示，小沈的母親滿手鮮血，痛哭失色。次日上午，10歲的小沈停止了心跳。而廣東當地媒體《南方都市報》報導，受害者8時15分被送達醫院，因傷勢過重於19日凌晨1時36分宣告不治。
深圳：沉默的致意
9月19日下午，花束和卡片源源不斷地被放置在深圳日本人學校門口。「深圳日本人學校」被人用醫務室的一扇屏風遮住了，只留下「深圳」二字。七十年代出生、八十年代上學，改革開放年代成長的北方人雪山翹了班，下午三點就到了悼念現場。他小時候看過不少日劇和日漫，《聰明的一休》、《七龍珠》都是童年難忘的回憶。現場只有十幾個人，大多是附近的居民，有幾個還是他認識的「老蛇口」。他有些失望，「深圳的人口基數這麼大，只來這麼點人，文明程度和經濟地位不匹配。」
「深圳日本人學校」被人用醫務室的一扇屏風遮住了，只留下「深圳」二字。
年輕人去哪兒了？「大部分都在上班。」十幾個日本記者倒更顯眼，他們戴著相機背著背包。多數是男記者，相比中國人隨意的短袖短褲，在南方炎熱的夏日裡，他們的長袖襯衫紐扣沒有一粒解開，西褲皮鞋工作證，一副標準職人模樣。學校不大，在一條小巷裡，沒有風，來悼念的人被堵在主幹道上，悶熱讓人心煩意亂，而他們仍保持著職人的敬業，席地坐在路坎上開始敲電腦寫稿。
三個小時裡，每隔兩三分鐘，保全就以花束占道妨礙車輛進出為由，把花搬進校內一個所有人都不知道在哪兒的地方。六點的時候，死水一般的平靜被一個女孩打破了，她要求保留花束。但保全並不理會她，直到眾人上前力爭，才得到保留花束到晚上九點的讓步。
保全就以花束占道妨礙車輛進出為由，將花束撤出校門。
我在花店遇見小魚。老闆說，平常一天只有八到十單，但晚上不到八九點，就累積有了二三百單。剩了好些玫瑰——這不合適送給逝者，還有一旁的滿天星可以選。滿天星是老闆找其他花店緊急討還回來的「花債」，一簇分成了兩把，略顯單調，又各自添了七朵黃玫瑰，給了我和小魚。小魚住在日本人學校旁的小區，下了班來的。她說，很多朋友不知道小沈遇害，也不談論這件事，她和他們好像活在兩個世界。就在自家不遠處發生的事，她不可能坐視不管。
附近的另一個女孩在這裡住了一年多。深圳的天氣和食物並不令人適應，但蛇口，「好得不像在深圳」。蛇口是一個外國人密集的區域，「黨群服務中心」有國際窗口和多語言居留手冊。街邊中醫按摩店招牌也是雙語的，許多店家會講英語。「這個男孩倒在這樣的社區里，搶救是在我日常去的醫院，我格外震撼。原來我感受到的開放與包容，在一些人眼中是仇恨。」
路上，有個媽媽牽著穿藍色校服的兒子走在我和小魚前面。男孩毫無顧忌地剛吐出「日本」兩個字，就被媽媽用手捂住了嘴。天色如墨，我們沉默著，穿過黑黢黢的巷子，到了學校門口。花束的種類繁多，有黃白菊花，有百合，有康乃馨，也有零食和毛茸茸的小熊玩偶。星星燈爬在花束上，撒下溫柔的光暈。
校門口悼念的花束匯成了一片花海。花束的種類繁多，有黃白菊花，有百合，有康乃馨，也有零食和毛茸茸的小熊玩偶。
現場的人沒有心情說些什麼，獻完花後便站到一旁，或者坐在學校門口對面的路坎上，陷入了沉寂和無所事事的迷茫。耳邊只有夜間飛機掠過發出的轟鳴，和學校旁小區圍觀居民隔著緊閉的側門的竊竊私語。時不時有不明就裡的人，騎著電動車想從側門進小區，被保全大聲勸導去正門。
學校旁小區的圍觀居民
有個爺爺騎了自行車，後座帶了一個小男孩，被攔在門外後大聲爭辯了幾句，無果，氣憤地調轉車頭準備離開。小男孩看到擺了一地的花，奶聲奶氣地問：「爺爺，今天是什麼節日呀，要送這麼多花？」爺爺沒答。現場的氣氛凝固了。又有一個外賣員來了，黑色的包裝紙裹著一捧黃白菊花。
沒有話語，沒有眼淚，沒有故事，沒有戲劇性，只有沉默。
景田是在深圳長大的，跨了幾個區來到現場哀悼。蛇口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外資公司林立，在這裡發生了仇外事件，震驚之餘他也覺得恥辱。「蘇州校車事件時有人挺身而出，一個孩子在深圳被殺死了，如果沒有人有進一步的表示，大家就只是沉默，我會覺得生活在這個城市很恥辱，作為一個人我也覺得恥辱。」
他不滿足於只是到場，他想知道他能為受害者和家屬做些什麼，也想和現場遇到的朋友討論討論。可他聽不到家屬的任何聲音，現場也沒人說話。沉默像一塊巨石壓在他的心頭，讓他不能釋懷。
東京：室內悼念會
9月19日，一個在日華人Line群組裡的不安是從早上8點32分開始的，日本東京電視台的新聞速報說，男孩已經確認死亡。
「在日華人是不是應該做點什麼」，有人說，「我們應該喊話政府重視同類事件，不要像處理蘇州事件那樣，向社會傳遞錯誤信號」，這位發言者還說道，「如果不做點什麼，在日本遭遇什麼都是我們活該」。
學者馬嘉嘉也在群組裡，前一日他看見了新聞報導，「但當時沒有任何報導提到小孩的傷勢，以為不是特別嚴重」，但轉日，他就看見孩子去世的消息，當下第一反應是尖叫了一聲。他很快就決定發起一個守夜活動，「孩子的離世讓人悲憤難耐，作為在日華人，必須要發出聲音」。
儘管在日本生活了十二年，但他並沒有組織公開活動的經驗。白天，馬嘉嘉先是跑到了新宿站的警署，那裡是日本墮胎量最大的地鐵口之一，常有各個族群的遊行集會在這裡舉行。「我的日語一開口，警察就知道我是中國人」，接待他的日本警察看過了新聞，很友好地回應了他的問題。他還去了另一個地鐵站高田馬場，那邊的警察還不知道為什麼要悼念，起初很謹慎，後來問了他活動目的和訴求，就開始跟他討論起細節來。但最終，因為室外點蠟燭可能引發安全問題，守夜悼念活動改到了民房室內。
東京時間晚上七點，人們帶著花來到了早稻田的一所建築內的民房，這個方正的房間沒什麼裝飾，三面牆上都是書櫃，最顯眼的是作家傅國涌和野夫今年剛出版的幾本書，一些在日華人們平時會拿這兒放電影、組織論壇。
活動定於七點開始，室內起初聚集了三十多人。白色的桌子放在最前頭，供人獻花。
東京室內悼念會現場
來之前，有人在群組裡分享了自己去買花的經歷，在花店，她告訴老闆娘是買給在中國遇害兒童的，老闆娘一下子就紅了眼圈。「老闆娘流著淚說了好多次感謝，反過來還安慰我日本也有很多不好的人，國家之間的問題和普通人沒關係」。
接近九點，還有人走進來獻花，此時已經來了五十多人，鮮花堆在白色桌子上，有雛菊，有百合，有馬蹄蓮，幻燈片打在桌後的牆上，那是一張流傳的網圖：在事發的學校門口，一束鮮花的卡片上寫著，「孩子，對不起。深圳人。」
悼念會放上了一張網圖，是深圳市民自發前往事發學校門口獻花悼念的照片。一束鮮花的卡片上寫著，「孩子，對不起——深圳人」。
馬嘉嘉穿著灰色西裝，在現場，他說起為什麼要發起這個活動，以及作為個體在事件發生之後的悲傷、悔恨和憤怒，「肉眼可見反日仇日的浪潮襲來，（我們）卻沒有任何有效方式可以阻止它」。
在自由發言環節，一位穿著黑色裙子、戴珍珠項鍊的女士用日語說了一段話，語調很輕柔，說著說著就哭了，台下的一些人也跟著哭了，下來之後，她旁邊的男生給了她一個擁抱。我起初誤以為她是日本人，後來才知道她是十年前來日本的，她叫明霞，在東京經營一家公司。她說，十年前她帶著孩子來日本工作生活，在這期間，得到了非常多日本朋友的熱心幫助，十年過去了，她的小孩已經長大成人，念了研究生即將畢業，但「那位在深圳的小朋友，他也是跟著父母去中國生活學習，卻遭此厄運，站在母親的立場上，這是多麼痛苦的事情啊，令人無法承受」。
悼念會現場，人們手持燭光為遇害兒童哀悼。
悼念現場除了中國人，也來了許多日本人。包括NHK、朝日新聞在內的多家日本媒體穿梭在房間裡，這些關心中國問題的日本記者大多有過在中國的留學經歷，能用中文做採訪。日本的男記者們穿著西裝或襯衫，胸口別著筆和手機，現場唯一的日本女記者是來自朝日新聞的黑田早織，她帶著「朝日」的黃袖章。被問到日本民眾對這件事的反應，她說：「小孩的去世令人遺憾，幾個月前發生了蘇州胡友平事件，中國政府至今也沒有解釋事情的背景信息，也沒有調查殺人動機，日本民眾是很憤怒的。」
現場悼念環節，大家低頭默哀。
一位曾經在上海留學的日本人鳥本先生帶了一大捧白色的雛菊和電子蠟燭來到現場。我問了他同樣的問題，他猶豫了很久，才吞吞吐吐地說，「還是…比較憤怒的」——他的猶豫是因為不想傷害中國朋友們的感情，他經常出現在東京的中文人文活動上，他和中國朋友們一起聊天，一起喝酒。因為曾經在上海留學過，他也能講上海話，今年，他想「再回中國看看」，於是辭去了一份日本公務員的工作，另找了一份可以外派去中國的工作，十月即將啟程。
深圳：拉鋸戰
八點四十多，學校大門打開，閃爍著紅色亮光的電子擋車柱降下，一輛黑色轎車開出來。人群察覺到風吹草動，紛紛圍到花束旁。果不其然，一名戴口罩的中國校方人員要求保全撤走一部分花束。他告訴人群：「我們很理解你們的心情，但這裡是我們辦公區域的一部分，花一直往後堆也影響行人進出」。
這似乎是一個很正當的理由，小小的學校門前安放不下幾平方米的哀悼，人群一下子泄了氣。「那你要保證不是扔了我們的花」，一個男生說。這名校方人員承諾，「我們是集中放在一個區域」。有人質疑：「那你可以拍張照給我們看嗎？」他一面抱怨現場的人們把人心想得很壞，一面進去拍了張照給所有人看了一圈。
兩名保全人員開始撤走花束
人們不再質疑和阻攔，花束很快撤掉了大半。一男一女兩名保全一開始是從尾部搬花的，校方人員叮囑他們要小心些，花都噴了水保鮮，不要讓水灑出來了。過了一會兒，他又讓保全從側面搬花，留著尾部這些新送來的花——它們還沒有為送花的人盡到心意。
有人自發地把尾部的花搬到靠近門前的位置，讓出路面來。星星燈被拿進去後，又被人群呼喚著拿出來，校方人員把它纏繞在了毛絨小熊身上。有一位身形單薄但背著大包的女士走上前，仔細擺弄星星燈，仿佛那隻小熊是心愛的孩子般，擺弄了幾分鐘才滿意。
一位女士上前整理星星燈
有人問：「我們的花束和卡片，家屬都能收到嗎？」校方人員回答：「我們會統計送來了多少花束，登記卡片，告訴家屬，有這麼多人給你們送來了愛意。」卡片上的落款有上海人、重慶人、廣州人……
「謝謝。」
現場部分花束卡片上的留言
東京：「簽名的群友請實名吧」
今年除了蘇州校車事件，和深圳學生遇襲事件，還發生了中國遊客在日本靖國神社撒尿的事情，鳥本先生擔心這些只是更多極端事件的開始，他很擔心自己的中國朋友在日本的處境，他希望讓更多日本人知道，中國人也為這件事感到憤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