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再造黨國體制的一個重要部分，就是反對鄧小平提出的改革黨和國家領導體制，實行「黨政分開」的重要思想，顛覆中共黨曾經取得的改革成果，變本加厲實施黨政一體化，重新強化中共黨壟斷一切、控制一切的極權制度。這不僅是改革的嚴重倒退，而且是對現代國家體制的嚴重破壞。
讓我們稍許回顧一下歷史。
歷史上的8月18日，有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1980年的這一天鄧小平做過一個重要講話，提出中國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儘管這篇講話有很明顯很重大的歷史局限，但在當時算得上是鄧小平思想的高光點——鄧小平是中共黨魁中提出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的第一人。按照鄧小平與中共中央的意見，1987年中共黨十三大報告明確指出，政治體制改革的首要問題是「黨政分開」；後來鄧小平又特別強調中共十三大報告「一個字都不能改」。
儘管中共黨因汲取毛澤東專權與中國文革的慘痛教訓而提出必須實行「黨政分開」，但依舊在黨內遭到巨大阻力，後來「黨政分開」逐漸演變成「黨政分工」。其主要原因有兩點：
一是對中共黨內的官員們來說，「黨政分工」有撈錢機會。中共強調黨的領導，幹部手中權力不受監督和約束，法制不健全的市場經濟提供著許多掙錢機會，這就給官員下場將權力變現撈錢，打開了方便之門。故而，他們願意「黨政分工」，各自在自己的權力領地內大肆發財。一般而言，黨務系統尤其是分管組織人事的買官賣官撈錢；政府行政系統的通過工程招投標受賄；司法系統的大多在查處案件上收錢；為省部級以上高官服務的秘書（長）也都各有自己的撈錢撈利辦法。
二是對中共黨魁來說，他們的最大恐懼是喪失權力，絕不可能自動縮減手中權力。後來「黨政分開」與「黨政分工」這兩個說法，逐漸淡化並含糊其辭地合為一體，結果十三大報告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在執行中被扭曲為行政機構改革。從1990年代起開始，幾乎每一屆中國政府都被「改革」折騰一次，一直未能相對穩定地運轉。
說到底，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就其起步而言，是對中共黨自身權力實行分權制衡、法治約束和民主監督，就其根本趨向而言是還權於民，實行憲政民主的政治轉型。這必然遭到中共黨內的強烈抵制，其中一個說法是改革「削弱」了黨的領導。
對太子黨出身的習近平來說，所謂黨的領導就是黨掌握一切權力，更直白的說是父輩「打江山」，我輩天經地義「坐江山」；所謂政治體制改革，就是把被中國市場競爭和科技進步的客觀效應所削弱的黨權重新強固起來。習近平上台後一再強調毛澤東的話：「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在搭建黨政合一的黨國體系方面，習近平遠超毛澤東。
從2013年以來，習近平打著貫徹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方案」的旗號，重塑黨政體系，做了三件事：
一是將帶有臨時意味的「領導小組」改為「委員會」，二是中共的某些職能機構併吞政府相關職能部門；三是將中央政府由國家最高行政機關的職權屬性改變為政治機關，將中央政府定位為落實和執行習近平黨中央決策的辦事機構，消解中央政府職權職能的相對獨立性和完整性。
首先，將」對口領導」工作操作機制提升為國家領導制度
毛澤東時期建立黨的領導小組，對口銜接政府的某些工作——稱之為「對口」領導——但只是作為操作性的工作機制，總體上依舊保持國家行政系統表面上的相對完整性。比如，1958年6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小組的通知》即針對政府工作的相關領域相關行業，設立黨的小組/委員會，將之作為連接政府、過問政府工作的紐帶。比如「對口」政府的文化、教育、衛生（部廳局），設立黨的文教衛小組；對口政府的工業、交通、商貿等，設立黨的公共交通財貿小組；針對政府主管農村農業的部門，設立黨的農村工委等。當時中共黨不少地方省委分工明確，有工業書記、農業書記、文教書記、財貿書記、政法書記等。改革前計劃經濟條件下，中共二十多年的黨委對政府工作的雙重領導機制儘管出不了巨貪，但官僚主義嚴重、政府效能低下。
2014年習近平在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決定名義下，建立了多個「領導小組」並自任小組長，把所有能集中的權力都集中到「黨」的手裡，而後再不露聲色地加強他個人對黨政體系的直接控制。
在中共的黨和國家制度構架中，無論什麼名目的「中央領導小組」，多帶有臨時性，權威度顯然不夠。而黨的XX委員會則可以變成黨和國家的常設機構，比「領導小組」更富於權威性，並且伸手攬權更為名正言順。2018年至2023年的黨和政府機構改革中，習近平不僅將之前的一系列中央領導小組改為中央委員會外，而且還新建了數個委員會。如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中央審計委員會；中央金融委員會等；組建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加上2013年成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習近平擔任了13個委員會中的至少8個主任或主席職務。
所有這些中央委員會或辦公室所管的事項，原本都屬於國務院職權範圍之內，但若從習近平擔任國家主席的這一角度看，經過2018年至2023年大刀闊地對黨和國家機構實行手術式的「改革」後，他生生地把憲法規定虛位虛權的國家主席做成了實位實權。有評論說這是回歸「黨政合一」體制，而在筆者看來，這是在重組國家系統，構架「黨國體制」。
習近平自己評論說：這次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是對黨和國家組織結構和管理體制的一次系統性、整體性重構。
第二，2018年以後的「行政改革」是黨的系統吞併政府系統。
2018—2019黨和國家機構的調整變動總體上分成四大塊：即黨中央機構；國務院機構、軍隊改革（含跨軍地改革）；以及地方機構改革。本文暫不涉及地方機構的情況。
中央政府系統涉及的部門最多，變動調整力度最大，變化類型最為複雜，其主要特點如下：
一是把保障政治安全（實質是習近平的權力地位安全），防範各種風險放在機構調整和變動的第一位考慮。
二是分解國務院職能，並把重要的關鍵的部門直接抓在黨中央手裡。
比如原先宏觀調控能力最強、權力最大的部門——有「小國務院」之稱的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其權力被上收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和中央財經委員會，發改委制定宏觀調控政策措施的決策能力被削弱，轉變為保障中央委員會決策實施的執行能力。
三是把對中共黨統治安全構成重大影響的政府職能部門，合併到黨的職能機構里去，由黨的職能機關直接管控。比如：
管錢，由中央財經委員會和中央審計委員會管住財政部和審計署（中央審計委員會辦公室設在審計署）。
管人，由中央組織部統一管理黨和國家機構編制工作，撤銷國家公務員局。
管思想，將國家新聞出版署、國家版權局、國家電影局、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合併到中宣部，對外加掛政府有關機構牌子（加掛國家新聞出版署、國家版權局、國家電影局、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等機構牌子），由中宣部統一管理廣播電視、新聞出版與電影。
2023年的國家機構改革方案還顯示，習近平重視什麼，就將什麼納入黨的系統控制，以黨的權力併吞和限制政府職權。
管科技，習近平重視與美國歐洲等西方已開發國家比拼高科技，尤其重視高科技在國家安全和軍事領域的運用，先是成立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並自任主任，後於2023年《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中提出「加強黨中央對科技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組建中共中央科技委員會」，以示黨中央親自抓高科技新質生產力。然而，新建的中央科技委員會僅有主任丁薛祥光杆司令一人，副主任以及組成人員名單至今空白，日常工作由國家科技部承擔。中央科技委員會或成爛尾機構？
管金融，在金融行業建立兩個中央委員會：中央金融委員會和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
管民族宗教，將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和國家宗教管理局合併進中央統戰部內部。
管維穩，加強中央政法委，直接掌管執政安全和穩定社會秩序的重要事務。《改革方案》決定撤銷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及辦公室；撤銷維穩工作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撤銷610辦公室（防範治理邪教辦公室）等，將相關事務統一交由中央政法委承擔。由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直接控制司法，國家司法部是這一委員會辦公室的所在點；
第三，改變中央政府職能定性，加劇國家系統的混亂。
習近平強調黨領導一切，將中央政府定性為「首先是政治機關」，將中央政府職能定位為「把黨中央的決策部署貫徹好落實好」，混淆政黨與行政系統在國家治理中的不同職能與作用，從插手干預中央政府的經濟社會管理到肢解中央政府職權，再到取代與推翻改變政府決策事項等，極大地干擾政府工作。短短十多年，中國經濟從繁榮到衰敗，新型產業與行業經濟從快速生長到急劇衰退，無一不與習近平的大權獨攬，一切決策權歸於自己有關。
綜上所述，習近平所謂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不是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而是在向毛澤東時期高度集權的「一元化」領導體制的回歸。習近平把毛澤東沒做、也不敢做的事情做了，初步建立起黨國一體、個人獨裁的國家體制，與現代國家的民主法治體系完全背道而馳，讓全世界為之瞠目。
這種以「改革」為名的系統性重塑、整體性重構，無論用什麼漂亮的新詞語包裝，都遮掩不住以保障獨裁者個人權位安全為軸心的根本目的，並使整個國家資源和國家運行都服從於服務於這一目的。這不可避免地帶來政黨功能與政府功能的糾纏不清，導致國家功能紊亂、系統失靈、運行失序等嚴重問題，使國家處於難以預測的巨大風險中。隨著時間的推移，某些災難性的後果正在逐步顯現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