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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綜述:什麼是「中國」?

「中國」一詞,在歷史上有著極為豐富的內涵,裡面既有中央之城、都城、京師、國之中心、天下之中心等地理涵義,更有著諸如「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的文化涵義。

那麼問題來了,在不同的時間節點,「中國」一詞的含義都存在著什麼樣的差異?我查閱了一些資料,接下來跟大家簡單聊聊。

寶雞青銅器博物院內展出的何尊與內底上所刻的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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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漢」政權的「中國觀」

一直以來,中原王朝的統治者們都以「中國之君」自居。有趣的是,很多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的統治者們,也喜歡標榜自己的「中國」身份。

關於匈奴的起源,司馬遷引用了「匈奴傳說」,即「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傳說為夏桀之子)」的觀點。在後世的《漢書》《後漢書》以及更晚的《資治通鑑》當中,也都認可並沿用了這一觀點。

一言概之,在不同朝代的官修文獻當中,匈奴一直被記錄為「夏桀後裔」。

古畫中的匈奴與漢軍交戰場面

有趣的是,儘管匈奴在很長的時間內與漢朝紛爭不斷,但他們不僅從未對「先祖夏后氏之苗裔」的觀點予以否認,並一直以自己的「炎黃後裔」身份而感到自豪和驕傲。

公元304年,匈奴首領劉淵以「兄亡弟紹」為名,建立「漢國」,設年號為元熙,這便是「十六國」中的前趙政權。

值得注意的是,在正式「建國」之前,他不僅拒絕了叔父劉宣恢復「匈奴」國號的建議,還追尊劉禪為「孝懷皇帝」,並建造了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的神位,進行公開祭祀。

於是,身為匈奴人的劉淵,打出「吾又(是)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的旗號,搖身一變成為了「劉邦後裔」與「漢朝的合法繼承者」。

劉淵(?—310)匈奴鐵弗部人,十六國時期漢趙開國皇帝,冒頓單于後代

實際上,很多活躍於北方的少數民族政權,其最高統治者不僅以「炎黃後裔」為榮,還將自己的政權稱為「中國」。

羯族首領石勒建立後趙政權之後,不僅一直以「西晉王朝的繼承者」自居,並試圖讓新政權躋身「中國正統」的行列。

根據《晉書》當中的記載,他在建立政權之後,一度擔心「吳蜀未平,書軌不一,司馬家猶不絕于丹楊,恐後之人將以吾為不應符籙」。對此,大臣徐光勸慰他說,「魏承漢運,為正朔帝王,劉備雖紹興巴蜀,亦不可謂漢不滅也。吳雖跨江東,豈有虧魏美?陛下既苞(包)括二都(長安和洛陽),為中國帝王。」

簡單地說,面對石勒不能一統中原的惆悵,徐光以「將二都收入囊中」為理論論據,安慰他完全有資格成為「中國之君」。原因很簡單,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哪個政權占據了中原尤其是長安和洛陽二都,其統治者就能約定俗成地取得「中國之君」的資格。

石勒(274—333),上黨郡武鄉縣(山西省武鄉縣)人,羯族,後趙開國皇帝

根據《晉書·慕容廆(guī)載記》中的記載,「(慕容鮮卑)其先為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於紫蒙之野,號曰東胡」;《十六國春秋·前燕錄》認為,「昔高辛氏游於海濱,留少子厭越以君北夷,邑於紫蒙之野,世居遼左,號曰東胡」。

一言概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史官們普遍認為,慕容鮮卑是高辛氏即帝嚳的幼子厭越的後裔。因為帝嚳是黃帝的後代,因此,慕容鮮卑氏「炎黃後裔」的身份也得到了蓋章確認。

於是,慕容鮮卑氏的首領們不僅以「炎黃子孫」自居,還將建立的政權視為「中國正統」。比如前燕政權的開國皇帝慕容儁,曾底氣十足地對到訪的東晉使者表示,「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為中國所推,已為帝矣!」,儼然一副「中國正統」君主的高姿態。

慕容儁(319—360),昌黎棘城(遼寧省義縣)人,鮮卑族,前燕開國皇帝

身為「五胡」之一的氐族人一直認為,自己是「有扈(大禹之子)之苗裔,世為西戎酋長」,進而也得出了自己是「炎黃後裔」的結論。

關於前秦自稱「中國」的記錄,最早出現於滅亡前涼政權之後。根據《晉書·苻堅載記下》宗的記載,「秦人既克涼州,議討西障氐、羌。秦王(苻)堅曰:彼種落雜居,不相統壹,不能為中國大患。」顯然,這裡的「中國」指代的就是前秦政權。

公元383年初,前秦進軍西域。在大軍開拔之前,苻堅特意囑咐主將呂光,「西戎荒,非禮義之邦。羈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國之威,導以王化之法,勿極武窮兵,過深殘掠」。用發展的眼光看,「示以中國之威」一句充分表達了他以「中國帝王」自居的心理。

苻堅(338—385),略陽臨渭(甘肅省秦安縣)人,氐族,前秦第三代國君

拓跋鮮卑氏建立北魏之後,統治階層不僅以「炎黃子孫」自居,還時刻標榜自己是「中國正統」。

對於拓拔鮮卑的源流,《魏書·序紀》中如是寫道,「昔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簡單地說,拓拔鮮卑人不僅認為自己是黃帝之子昌意的嫡系後裔,裡面的「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托,謂後為跋」一句,進一步強化了「華夏特性」。

值得注意的是,「北魏即中國」的觀點還得到了其他少數民族政權的認可。比如更北方的柔然汗國在豆侖可汗統治時期(402—410),「其臣侯醫垔、石洛候數以忠言諫之,又勸與國通和,勿侵中國」。顯然,這裡的「中國」指代的就是北魏政權。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雕像

五代十國時期,後唐、後晉、後漢三個政權的領導人均是身為「西突厥別部」的沙陀人。不過,他們都視自己建立的政權為「中國」。

公元923年,李存勖在魏州即今河北省邯鄲市大名縣稱帝。他不僅沿用「唐」為國號,還追贈自己的父祖三代為皇帝,與唐高祖、唐太宗、唐懿宗、唐昭宗並列為「七廟」,以表示自己是唐朝的合法繼承者。

石敬瑭滅亡後唐後,建立了後晉政權。因為不齒其「父事契丹」的行徑,親信劉知遠憤慨道,「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兵,不必許其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顯然,劉知遠認知中的「中國」就是後晉。

公元947年,劉知遠「居於太原,及得中國,自以姓劉,遂言為東漢顯宗第八子淮陽王昺之後,國號曰漢」。簡單地說,劉知遠不僅以「東漢皇室後裔」自居,還刻意為自己建立的政權,擬定了「漢」的國號。

李存勖、石敬瑭、劉知遠

在兩宋時期,不僅北宋自稱「中國」,遼金兩朝也同樣以「中國」自居。

根據契丹文的文獻記錄,遼朝的國號為「大中央契丹遼國」或「大中央遼(國)契丹國」。有語言學家認為,「大中央」就有「大中國」的含義。另外,契丹文字專家劉鳳翥認為,契丹小字中「契丹」,原義很可能就是「中央」。

與遼朝一樣,金朝也一直以「中國」自居。在比如《金史》中,「中國」一詞共出現14次,除了3次指中原地區以外,其餘均指金朝。

實際上,一些南宋的知識分子們主動視金朝為「中國」。比如大臣陳亮不僅勸告宋孝宗「勿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國於度外」,並建議南宋應該經略荊襄「以爭衡於中國」。顯然,這裡「中國」指代的就是金朝。

北宋vs遼」與「南宋vs金」

更為有趣的是,雄踞西北的西夏政權,其國號本身就有「繼承華夏」的內涵。有學者認為,西夏文獻中記載的西夏國號分別為「大白高國」與「白高大夏國」,均有「繼唐王朝土德之後,取金德為正統」之意,充分表達了「以中國正統自居」的心態。

至於西域的喀喇汗王朝的統治者們,一直以「桃花石汗」自居。實際上,「桃花石汗」翻譯成中文就是「中國之汗」。根據《突厥語大詞典》中的記載,「上秦」指代宋朝,「中秦」指稱遼朝,「下秦」指代本國。

喀喇汗王朝和高昌(西州)回鶻,都是原回鶻汗國的分支

完成了事實大一統的元朝,更是當仁不讓地以「中國」自居。比如在忽必烈寫給日本的國書中,不僅將包括元朝在內的歷代中原王朝統稱為「中國」,還將日本和高麗等國視為「外夷」。

至於清朝的統治者們,更是將「中國」一詞的內涵演繹到了極致。在與沙俄簽訂《中俄尼布楚議界條約》時,清廷代表們使用「中國」一詞來指代「清朝」。這就意味著,至少在外交場合,「中國」一詞正式成為清朝的代名詞。

總而言之,一直被士大夫階層視為「夷狄」的少數民族政權的統治者們,從未將「中國」一詞視為中原王朝「獨有」的概念。他們會根據自己的政治需要,採納「中國」一詞的不同內涵以達成自己的統戰目的,甚至動輒以「中國正統」昭告天下。

忽必烈致日本的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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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時代背景下的「中國」

倘若將秦和兩漢視為傳統意義上的大一統王朝,想必沒有多少人存在異議。那麼問題來了,一直以來與秦漢兩朝對峙且從未接受國中央直接直轄的匈奴,算不算「中國」的一部分?

答案顯然是肯定的。因為前面提到,以匈奴為首的北方「非漢」民族,一直認可自己的「炎黃子孫」的身份。因此,無論是秦漢兩朝還是北方的其他「非漢」政權,都應該視為「中國」的一部分。

兩漢疆域

三國時期,魏國一直以「中國」自居。蜀國和吳國儘管沒有自稱「中國」,但它們均為晉朝(中國)所繼承。因此,沒有人對魏、蜀、吳三國的「中國」身份產生懷疑。

同樣,東晉和入主中原的十六國政權共同構成了「中國」;南北朝時期的南北兩朝同樣也都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何況,這些大小不一的地方政權,為後世的大一統王朝即隋唐兩朝所完全繼承。

南北朝時期的中國

絕大多數學者認為,隋唐時期的「中國」是統一的。原因很簡單,很多邊疆地區的「非漢」政權主動向隋唐納貢稱臣。不誇張地說,將之視為宗藩體系的一部分也並不為過。

但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勢力較強的地方政權並不歸屬中原王朝的直接管轄。以唐朝為例,一度以「駙馬國」的形象示人的吐蕃王朝,自始至終就不是唐朝的藩屬國,更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一直與唐朝分庭抗禮。

不過話說回來,吐蕃王朝與「中國」有著很深的淵源。比如古代藏族人的源流與古羌族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而在古羌族的傳說中一直流傳著「大禹出於西羌」的說法。因此,吐蕃固然沒有以「中國」自居,但同樣也是「中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實際上,倘若真較真起來的話,隋唐兩朝也沒有完成嚴格意義上的大一統。

隋唐全盛時期疆域

五代十國時期,中國再一次進入了短暫的「群雄割據」時期。

作為五代當中的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政權無一例外均以「中國」自居;反觀吳、南唐、吳越等地方政權儘管沒有自稱「中國」,但在後續均為北宋王朝所繼承。因此,它們都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至於遼金宋時期,各政權均以「中國」自居。因為前面已有提及,在此不做贅述。

五代十國時期之後晉

忽必烈即位後,明確提出了「天下一家」的思想。實際上,正是從元朝開始,西藏正式成為了中央政府直轄的一部分。因此在《元史·地理志》中,這種大一統觀念表達得可謂淋漓盡致:

自封建變為郡縣,有天下者,漢、隋、唐、宋為盛,然幅員之廣,咸不逮元。漢梗於北狄,隋不能服東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則起朔漠,並西域,平西夏,滅女真,臣高麗,定南詔,遂下江南,而天下為一。故其地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

當然,儘管一些士大夫持「華夷之辯」的理論不放,一度不承認元朝是「中國正統」,但大多數學者普遍認為「元朝即中國」。因此,無論是明朝修撰的《元史》還是近人修撰的《新元史》,均被列為中國正史。

但不可否認的是,倘若依然堅持傳統的「華夷觀」,將中文史料視為最主要的文獻來源,似乎很難充分論述這個疆域龐大的帝國。原因很簡單,「元朝既是傳統的中原王朝,也是蒙古帝國的核心部分,元朝的皇帝似乎具有蒙古大汗與中原君主的兩重性」。

《大元大一統志》內頁

元明更替後,儘管元廷主動退至漠北,但一直與明朝保持著時戰時和的較為複雜的對峙關係。值得玩味的是,也先篡位後,以「大元天盛達可汗」自居;至於「中興之主」達延汗的名號,其實就是「大元汗」的音譯。

清朝統一中原後,不僅以「中國」自居,並實現了近代國家版圖的最終奠定。在平定了準噶爾和大小和卓之後,清廷於乾隆二十九年(1764)編成《大清一統志》500卷,不僅明確了統治疆域的範圍,並進一步鞏固了國家領土的完整和統一。

道光二十二年(1842),第三版「大清一統志」正式修訂完成。因所輯資料以嘉慶二十五年(1820)為斷,故名《嘉慶重修大清一統志》,簡稱「嘉慶志」。學界普遍認為,該版大一統志所附《皇輿全圖》中的疆域「是中國數千年來內在發展、自我完善、最終形成的產物」。

原因很簡單,這一時期的清朝主權不僅「金甌無缺,空前絕後」,還得到了沙俄等西方國家的普遍認同。因此有學者指出,「嘉慶志所輯資料終斷之年,當是中國疆域最終奠定的時間坐標」。

皇朝輿圖(《嘉慶重修一統志》,上海涵芬樓景印清史館藏進呈寫本)

進入19世紀後半葉,伴隨著西方列強的強勢入侵,不僅越南、朝鮮緬甸以及琉球等藩屬國相繼淪為了殖民地,即便是已經明晰的疆域也遭遇到了多個國家的蠶食鯨吞。

咸豐八年(1858),英法聯軍攻占大沽口,北京告急。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沙俄利用調解之機趁火打劫,脅迫清朝簽訂了《璦琿條約》。

需要指出的是,該條約完全更改了《尼布楚界約》當中中俄兩國劃定的國界,讓清朝徹底失去了外興安嶺以南、黑龍江左岸60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黑龍江也由中國的內河淪為了兩國界河。

1858年5月,英法聯軍攻陷大沽炮台

兩年後,沙俄再度強迫清朝簽訂《北京條約》。條約規定,清朝在承認《璦琿條約》有效性的基礎上,原本屬於雙方「共管」的烏蘇里江以東至海之地(包括庫頁島以及不凍港海參崴在內)約40萬平方公里被割讓給沙俄,徹底失去了東北地區對日本海的出海口。

除此之外,位於西北地區,原本屬於中國的齋桑泊、山嶺、大河、卡倫被當作分界標誌。這就意味著,清朝還失去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的大片領土。

同治三年(1864),中俄簽訂《勘分西北界約記》,將原本從「沙賓達巴哈」起至「浩罕」邊界為止的中俄西段邊界向東南推移,總面積約44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割讓給了沙俄。

光緒四年(1878),中俄簽訂《里瓦幾亞條約》。除了規定「伊利西邊即帖克斯川一帶地方歸俄國管屬,以便入俄籍之民在彼安置」之外,對兩國的西部邊界做出了調整,再度讓清朝失去了4塊領土。另外,在烏茲別克里山口以南留下的2萬多平方公里的帕米爾爭議區,也被英俄私議分割。

沙俄侵占中國示意圖

進入19世紀80年代,法國意欲將越南變成自己的殖民地。援越的中法戰爭失敗後,中法兩國於光緒十一年(1885)簽訂了《越南條約》。經過長達11年的邊界勘定,中越兩國最終勘界立碑,劃定了桂越段、粵越段與滇越段。

中法簽訂的一系列關於越南的不平等條約,既標誌著越南與古代中國長期保持的藩屬關係的中斷,也標誌著兩國之間邊界開始清晰,當然,所有的一切都是通過法國和清朝簽訂條約的形式實現的。

《中法會訂越南條約》簽訂情況及條約文本

與越南一樣,緬甸一直也是清朝的藩屬國,其與清朝邊界的勘定,也是通過宗主國英國和清朝簽訂條約的形式實現的。光緒十一年(1885),英國占領緬甸,次年,中英簽署《緬甸條約》,規定「中國允英國在緬甸現時所秉一切政權,均聽其便」,中緬邊界應由英國派員勘定。

光緒二十年(1894),中英兩國簽訂《續議滇緬界務商務條款》,中緬邊界分為4段進行劃定,原本屬於清朝統轄的昔董、虎踞關、漢龍關等都被劃入到了緬甸境內;甲午戰爭失利後,中日簽訂《馬關條約》。清朝不僅付出了2億兩白銀的戰爭賠償款,還失去了藩屬國朝鮮以及台灣等多個島嶼。

一言概之,作為傳統屬國的越南、緬甸、朝鮮等紛紛淪為了列強的殖民地,與清朝的關係也發展成為近現代性質的國際關係。與此同時,列強開始了對中國邊疆地區的蠶食鯨吞,中國疆域呈現出了急劇萎縮狀態。

晚清時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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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清朝能完成大一統?

如果說由蒙古人建立的大一統元朝扭轉了這一「差異格局」,那麼由滿族人建立的大一統清朝,直接將「法家意義上的大一統」(如領土大一統)視為其王朝合法性的最重要理由。

那麼問題來了,這個連盛世漢唐都可望而不可即的帝國夢想,為什麼能夠在「異族」清朝這裡得以實現?

宣統元年(1909)發行的清朝地圖

對此,葛劍雄教授將之歸結於「農業民族與遊牧民族客觀存在的不同性質」的結果:

中國歷史上農業民族的政權,其穩定的疆域一般不超過當時的農牧業分界線。農業民族不具有統一中國的條件;相反,牧業民族卻能做到這一點。因此,中國農業區的統一是由漢族完成的,但歷史上農業區和牧業區的統一都是由牧業民族完成的。

滿人雖然來自大興安嶺的密林深處,卻是一個具有一流政治智慧的民族。在歷史上,他們長期在農耕民族和草原民族的夾縫之中求生存謀發展,既有過征服別人的經歷,也有過被征服的歷史。因此,他們深諳草原與農耕兩大文明的差異與不可調和。

因此,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解釋了這樣的現象:

為什麼清朝建立的「大一統」不再執著於「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而是意圖在一個多民族的帝國內部創造了一個二元政教制度;不再推崇宗教、文化、政治等領域的一統天下,而是倡導文化多樣性的和諧、雙重體制的並存。

大量配有火繩槍的八旗軍主力

值得一提的是,「新清史」學派的學者們一直延續著對「滿洲文化」獨立性的重視。

他們普遍認為,滿人儘管在「漢地」生活了很多世代,也充分吸收了中國(漢)文化,但不能說他們就此被徹底「同化」了,只能說是被「涵化(acculturation)」了。更何況,有清一代,中原文化也同時受到了滿人乃至內亞文化的影響。

哈佛大學教授歐立德(Mark C. Elliot)認為,「在統治了中國幾個世紀以後,滿人雖然已經徹底忘記了母語,但他們的征服者意識和自我認同感仍然一直保存。所以,大清帝國並不能視為被漢人文化同化的王朝。」

達特芧斯學院教授柯嬌燕(Pamela Kyle Crossley)也認為,「旗人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其政權漸漸衰落的時候,反而開始有意識地發展他們的民族意識。比如他們都曾強調,清史絕不是清代中國史,尤其不是漢族中國史。」

歐立德(左)與柯嬌燕

「新清史」的學者認為,清朝之所以能夠存續三百餘年,原因之一就是制定並頒布了一系列帶有「因俗而治」色彩的統治舉措。

換言之,清朝的統治者們在充分吸取了中原王朝的先進經驗的基礎上,還制定了很多迥異於傳統的規章制度。

首先,清朝對內地和邊疆地區的統治政策,存在著明顯差異。

入關之初,清朝的統治者們秉持著「懷之以德,違之以兵」的原則,採取了靈活的文武政教治理策略,有效穩固了滿與漢、蒙、藏的一體化政治關係。

乾隆御筆「京縣郊南親勞軍」碑文拓片(正面)

在傳統的「漢地」:

清廷實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權式的官僚統治,相關政策都主要通過省、府與縣等地方機構來實施。

藉由尊崇明朝諸帝,表明其繼承歷代帝王的「政統」。

儒家思想得到了高度重視,中央任命的官員基本由科舉產生,各級地方官員基本上都是漢族,符合「以漢制漢」的基本邏輯。

不過話說回來,截至19世紀上半葉,清廷一直將漢人民眾限制在內地,禁止他們越過長城前往蒙古、東北等地拓殖開墾;至於與邊疆民族的通婚,根本就是不可能事件。

明、清祭祀歷代帝王的皇家廟宇——歷代帝王廟

作為對比,清廷對邊疆地區的治理策略更為靈活多樣。

對於「故地」東北地區,清廷設置軍府制,由中央派遣將軍,分駐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署理軍政。後來,官方又在漢人較多的地區設立府、廳、州、縣等機構署理民政,實行旗民分治。

在蒙古地區,清廷實行盟旗制度,將蒙古地區分成24部49旗,委派蒙古王公擔任「札薩克」(旗長),管理一旗事務。一旗或數旗合為一盟,盟長也由官方委派的蒙古王公擔任。

滿蒙聯姻

新疆地區,清廷實行軍府伯克制,以將軍轄下的都統、參贊、辦事、領隊等各級駐紮大臣兼管民政。伯克是等秩不同的大小封建領主,最初該制度僅存於南疆地區,後推廣到天山以北,但廢除其世襲特徵。

在西藏地區,清廷實行政教合一制度。雍正年間,設駐藏大臣管理西藏事務,擁有與達賴喇嘛共管西藏的行政權。噶廈政府設噶倫、俗官、僧官等,由中央政府決定人選。

凡涉及重大問題,如西藏與鄰國關係、軍隊駐防、宗教領袖繼承等事務均由駐藏大臣處理並上報朝廷決定。另外,清廷還設立了金瓶掣籤制度,取得了最高等級活佛轉世的最終確認權。

除此之外,清政府還先後制定了《蒙古律例》《西寧青海番夷成例》《西藏通制》和《喇嘛律例》等適用於不同邊疆地區的專門法規。

清朝治理制度示意圖。(圖片來源:地球知識局)

眾所周知,蒙古、西藏、新疆等邊疆地區的大小事務,都是通過理藩院來進行協調和處理的。但與管理內地的六部不同,理藩院的高級官員基本均由滿人或蒙古人擔任,漢人被徹底排除出了邊疆事務之外。

對此,有西方學者認為,「這種安排導致邊疆的民族精英們在政治上和制度上是與清朝皇帝而非與中國(Chinese state)聯繫在一起的。」

《欽定理藩院則例》文本

另外,歐立德還發現了一個頗為有趣的現象,即「蒙古人和西藏人還與清朝存在著特殊的宗教關聯」:

基於國家戰略安全的考慮,滿洲君臣們對藏傳佛教給予了高度尊重;盛京、京城及承德的藏傳佛教寺廟,得到了官方的大量贊助;西藏和蒙古地區的神職人員普遍擁有巨大的勢力和聲望,這種建立在宗教基礎上的精神紐帶是現代世俗國家難以複製的。

這就意味著,大清帝國看起來和大多數其他的大帝國非常相像,即通過獨特的文化模式,皇帝分別同各個邊疆民族建立聯繫。

用於甄選轉世靈童的「金奔巴瓶」

其次,「大清皇帝」似乎與其他中原王朝的君主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性。比如一些歐美學者認為,清朝皇帝具有「共時性」的特徵。

簡單地說,對於漢人而言,他是至高無上的「天子」;對於滿人而言,他是「滿洲大汗」;對於蒙古人而言,他是繼承了蒙古帝國衣缽的可汗;在藏傳佛教徒看來,他是文殊菩薩的化身「轉輪王」。

歐立德進一步指出:

傳統的中國皇帝沒有狩獵的習慣,也沒有將狩獵納入到宮廷儀式之中;

他們不會主動學習外語,身邊沒有來自異域的博學之士;

大多數皇帝不會御駕親征,不會巡遊全國並主動在民眾面前「露臉」;

他們不會主動學習神秘的佛法,不會對藏傳佛教的密宗大師予以高度尊崇,更不可能在宮中從事薩滿教的活動。

承德避暑山莊

作為對比,「上述這些事情,17—18世紀的清朝皇帝都做過,甚至不止於此」。鑑於此,歐立德認為:

使用純粹的「漢族中心觀」去研究清史是行不通的。因為在滿洲皇帝的統治下,國家體制與皇帝本身既具有多樣性,也具有普世性,它借鑑了包括儒家傳統在內的各種政治傳統,並將它們予以更高層次的創新、理想化和實用化。

慈寧宮的「三語」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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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帝國」等於「中國」嗎?

需要指出的是,有清一代,「中國」一詞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比如在涉外的國書當中,不僅「大清國」作為行文主體被特別強調,「大清國」與「中國」交替並用的情況也頻繁出現。

鑑於沙俄不斷侵擾黑龍江流域和雅克薩等地,康熙皇帝特意於康熙二十五年(1686)向沙俄政府遞交了一份交涉詔書:

大清國:皇帝諭旨,諭俄羅斯察罕汗。……謂:先遣使臣尼古拉,因不知大國禮法,出言舉止粗魯低下,予以寬恕吧。……因為相距遙遠,(尼古拉)不知中國法律,並無惡意。你後遣使臣正在等待定議,將此等原因先令察罕汗知曉,寄付使臣米奇弗威尼果等諭書。

《尼布楚條約》文本

作為對比,結合俄文信函對清朝皇帝的稱呼中可以看出,沙俄官方對清朝的認識也經歷了動態變化。

在一封寫於1670年的「俄皇密諭」中,清朝皇帝被稱為「中國皇帝」;

進入18世紀以後,成為了「大亞細亞洲各地專制獨裁君主,中國各明哲大臣之法律統治者,中國社會人民事務保護者及主宰者,中國真主皇帝殿下」;

到了1720年,進一步升級為「領有大亞細亞洲各地獨裁君主大皇帝中國真主帝王陛下」和「大亞細亞洲各地暨中國獨裁君主大皇帝陛下」。

沙俄的擴張

不過話說回來,即便在大清帝國內部,不同人眾對於「中國」的理解依然有著很大差異。

比如在談及「大清疆域」時,魏源在《聖武記》中指出,「蒙古,諸遊牧國之大名也。十七行省及東三省地為中國,自中國而西回部,而南衛藏,而東朝鮮,而北俄羅斯。」

在他看來,「中國」由傳統的「漢地十八省」與東三省組成,其他邊疆地區屬於「截然不同之地」。對此,歐立德認為,「與其說邊疆精英們追隨中國,不如說他們忠誠於滿洲朝廷。」

魏源《聖武記》內頁

歐立德還在考證中發現,根據《大清歷朝實錄》中記載可以發現,在1644—1911年間合計出現了1088次「中國」。其中: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中國」,指代的是嚴格意義上的歷史上漢人居住的內地;其餘三分之二的「中國」,指代的好像是整個國土,但大多出現在處理對外事務當中,或是出現在一種歷史或文化的語境下。

一言概之,即便在清朝,不同文獻和語境下的「中國」,其內涵也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有的就是純粹的地理概念,有的被賦予了一定的文化內涵。這種客觀存在的「不一致性」,一定會讓現代人感到困惑,因為這些定義原則上應該是是固定的、一清二楚的。

乾隆南巡

於是,當清朝的皇帝們以「中國皇帝」自居時,我們不禁會問,「中國之主」究竟指的是中國內地各省的統治者,還是大清帝國的最高統治者?還是二者兼指?用發展的眼光看,這無疑給了一些人充分的「遐想空間」。

總而言之,將滿人視為真正的「他者」而不是「准漢人」,將會意味著什麼?如何定義「滿人」與「漢人」之間的關係?

如果將「滿人」視為「他者」,那麼清廷將蒙古、新疆、西藏與台灣等地納入到帝國版圖的事實,在論述上會出現什麼樣的顛覆性變化?如何辯證看待清朝皇帝與傳統中原王朝皇帝之間客觀存在的「結構性差異」?

對於當下的中國學者而言,圍繞上述問題的回應,是個艱巨且不得不面對的挑戰。

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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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聲

進入21世紀後,伴隨著學界對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熱潮的持續高漲,一些學者對中國疆域形成與發展的敘述體系進行了充分探討,並先後提出了「由複數到單數」、「一個中心、兩種發展模式」、「自然凝聚,碰撞底定」等觀點。

對於「哪種敘述體系更能客觀而全面地闡釋中國疆域形成與發展的實際情況」這一問題,截止目前依然處於有待進一步深入探討的階段。

但可以肯定的是,古代中國本質上是一個「流動的王朝」,各個王朝分分合合是常有的事情,歷代王朝中央政府所控制的空間邊界更是常常變化。因此,沒必要以現代中國的政治邊界來審視古代中國,也沒有必要簡單地以歷史中國來看待現代中國。

「新清史四書」的封面

當然,倘若一味地引入西方理論方法與概念觀點,不能適應中國的實際情況,這樣的研究顯然也很難取得更深層次的成果。

總而言之,研究者的主體性,不但西方學者要有,中國學者也要有。一方面,我們要警覺西方學者尤其是培養是「中國通」學者們所持觀點背後的動機及其為政治服務的考慮;另一方面,「新清史」的挑戰也可以視為是對我國清史研究的一種啟發和促進。實際情況是,絕大多數西方學者都能謹守學術規格。

因此,我們在參與「新清史」的討論時,沒必要過於意氣用事而使用情緒化文字,以造成「有理竟成無理」的尷尬局面。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汗八里文藝之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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