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時讀過的《西西弗神話》，曾解釋我內心的疑惑。加繆寫道：
「荒誕產生於人與世界的對立與碰撞，而一個認識到荒誕的人無法回到曾經麻木的狀態中去。」
加繆還認為，人應反抗荒誕，人類只有在與陰暗面永恆的抗爭中，才能重拾生存的尊嚴，否則，就只有逃避與屈服。但他的反抗絕不是暴烈的，而是以幸福為依歸。
西西弗將巨大的石頭推上山頂，再看著它滾下來，如此循環往復，本質上就是荒誕的，但「人們必須想像西西弗斯是幸福的」，這是一種答案。西西弗的努力，本質上是一種對抗宿命的悲壯。
荒誕與尊嚴，是加繆哲學的母題。在荒誕世界裡，如何確保尊嚴，是現代社會每個人都必須面對的難題，無數人終此一生，都不會尋得答案。加繆就是在對這兩個母題的探討中，展示了一條自由人道主義之路。
1960年，在加繆的葬禮上，他曾經的摯友、後來的論敵薩特在悼文中寫道：
「他那固執的、局限而純粹的人道主義情懷，向我們時代里那些廣泛而醜惡的秩序發起了充滿疼痛的挑戰。但也正是通過這些頑強的抗爭，加繆在我們這個現實的金錢與馬基雅維利主義盛行的世界中，重新確認了道義的存在價值。」
1913年11月7日，加繆出生於法國殖民地阿爾及利亞。
加繆這代人，承受著世界的痛苦和希望。他們生於一戰前後，20歲左右遭遇希特勒上台，隨後便是二戰和集中營，中年後則是冷戰陰雲。在他們的人生中，動盪從未平息。
加繆的父親就是在一戰中陣亡，母親帶著他移居貧民區的外祖母家，生活極其艱難。1923年，幸得一位鄉村小學教師路易·熱爾曼的堅持，才讓加繆得以繼續上學。1933年，加繆進入阿爾及爾大學攻讀哲學和古典文學。
1935年，加繆開始從事戲劇活動。1937年，他出版了隨筆集《反與正》，講述人在被異化世界中的孤獨感，還有人在面對罪惡和死亡威脅時的選擇問題，堪稱他日後思想的發端。
1940年，加繆來到巴黎，在《巴黎晚報》擔任編輯。就在這一年6月，德軍入城，巴黎淪陷。加繆於年底離開巴黎，回到阿爾及利亞，其後一年半的生活，讓他開始醞釀《鼠疫》。
1942年，加繆再次前往巴黎為《巴黎晚報》工作，其後秘密參與抵抗運動，主編地下刊物《戰鬥報》。同年，加繆出版了成名作《局外人》，提出了存在主義的「荒謬」觀念。隨後，他開始寫作哲學隨筆《西西弗的神話》。
《局外人》中的默爾索，與身邊那些虛偽懦弱麻木的人完全不同，他洞悉社會本質，並驕傲地對這個荒誕世界進行反擊，而反擊的手段，就是用真心去熱愛這個世界。他說：
「一切特立獨行的人格都意味著強大。」
這是20世紀世界最偉大的文學作品之一，許多人甚至認為沒有之一。「局外人」也是西方世界最為經典的文學形象和意象之一。
加繆的偉大之處，在於他洞悉一切的本質。相比跨越信仰盲目而行的薩特，加繆深知革命的荒誕，在他看來，殺死獄卒式的反抗，不過是讓其他獄卒取而代之，死於蘇聯集中營與死於納粹集中營，本質上並沒有什麼區別。至於烏托邦，去他的烏托邦。
在《局外人》中，檢察官依據默爾索在媽媽葬禮上的冷漠及個人生活定奪罪行，法律形同虛設。在庭審期間，默爾索如同局外人，生死被外人所操縱，「可以這麼說，他們好像在處理這宗案子時把我撇在一邊，一切都在沒有我的干預下進行著。我的命運被決定，而根本不徵求我的意見」。這樣的荒誕，是對所謂烏托邦的最大諷刺。
但即使如此，默爾索依舊沒有隨波逐流，而是堅守著真實與美，直至生命終結。
1943年，加繆結識了薩特和波伏娃，並成為極其親密的朋友。只不過，相比薩特對蘇聯的讚賞，加繆則持不同看法。
1947年，加繆的長篇小說《鼠疫》出版，這也是他最經典的作品。
《鼠疫》講述了在奧蘭發生的一場瘟疫，當地政客選擇了掩蓋真相，直至掩蓋不住，不停上漲的死亡人數使得人心惶惶。里厄醫生等人組織了一支志願者隊伍，與鼠疫搏鬥。在這段艱難日子中，一切都顯得無序，但愛與希望卻始終與疫情對抗。
在《鼠疫》結尾，加繆寫道：
「鼠疫桿菌不會滅絕，也永遠不會消亡，這種桿菌能在家具和內衣被褥中休眠幾十年，在房間、地窖、箱子、手帕或廢紙里耐心等待，也許會等到那麼一天，鼠疫再次喚醒鼠群，大批派往一座幸福的城市裡死去，給人帶去災難和教訓。」
他筆下的鼠疫不僅僅指疫病，還有一切籠罩在人類頭頂的陰雲，比如專制。
1951年，加繆發表哲學論文《反抗者》，遭遇左翼知識分子的攻擊，並與薩特等人陷入論戰，最終決裂。
在《反抗者》中，加繆以人類的權利和尊嚴為準繩，表達了自己對專制的蔑視，不但得罪了薩特，也得罪了布勒東和超現實主義團體，進而引發各方謾罵。
那個時代的法國，確實在狂熱中暴露出極度的幼稚。當然，這與歷史有關，面對二戰的黑暗，知識分子總想尋找未來，無奈所託非人。
那個階段的加繆無疑是痛苦的，但他選擇了堅持。1956年，加繆發表中篇小說《墮落》，表達對薩特乃至存在主義的質疑。歷史證明，他是正確的，至於薩特，早已走上了歧路。
1957年，加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在隨後一次講座中，一名阿爾及利亞學生責問他為何對阿爾及利亞獨立事業默不作聲，加繆只回應了一句「我相信正義，但在正義之前我將首先保衛我的母親。」
這句話讓加繆備受非議。但加繆口中的「母親」，不僅指自己生活在阿爾及利亞，並被恐怖襲擊所威脅的母親，也指一切在暴力面前遭遇威脅的生命。他當然相信正義，早在上世紀30年代，他就為阿爾及利亞人的權利奔走呼號，他比同時代的法國知識分子更能理解阿爾及利亞人的生存境遇，學生對他的指控毫無依據。但正如他在《反抗者》中所寫的那樣：
「歷史所經歷的最大革命中所包含的最終極悖論便是，它通過一長串無休止的非正義與暴力去追求正義。」
在加繆看來，真正的正義從來都不會在暴力中誕生，而是來自人與人之間的友愛與信任。
當年12月，他在瑞典一所大學的演講中坦言：
「面對時代，藝術家既不能棄之不顧也不能迷失其中。如果他棄之不顧，他就要說空話。但是，反過來說，在他把時代當作客體的情況下，他就作為主體肯定了自身的存在，並且不能完全服從它。換句話說，藝術家正是在選擇分享普通人的命運的時候肯定了他是什麼樣的一個人。藝術的目的不在立法和統治，而首先在於理解。」
1960年1月4日，加繆從普羅旺斯前往巴黎途中遭遇車禍當場喪生，年僅47歲。
對於加繆的意外離世，許多人直到今天仍難以接受。他們無法相信想加繆這樣的偉大作家居然會死於車禍。甚至有人提出陰謀論，認為加繆死於政治謀殺。這種論調當然荒謬，但也說明了人們對加繆的熱愛。
加繆生前，每有新作問世、新戲上演，都會讓法國評論界為之震動。他也長於交際，在巴黎社交圈中口碑極佳。在車禍離世前夕，他還在三天內為三位不同女性寫下情書，可見風流。
這種生存方式，實際上也是加繆對荒誕的回應，甚至如他所言，「生存本身就是對荒誕最有力的反抗」。
他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的一段講話，可以視作他對自己乃至整個時代的總結：
「每一代人都以改造世界為己任，不過我這一代人知道它改造不了世界，但它的任務也許更偉大，這任務是阻止世界分崩離析。這一代人繼承了一段腐朽的歷史，其中墮落的革命、瘋狂的技術、死去的神祇和筋疲力盡的意識形態都攪作一團，平庸的政權今天可以毀滅一切，卻不知道如何讓人信服。因此，這一代人不得不從自我否定開始，來恢復些許造就生與死之尊嚴的東西。」
正是這種尋找尊嚴的勇氣，正是他的不順從，還有對自由的渴望，讓加繆成為一代人的精神導師。
加繆語錄
一切特立獨行的人格都意味著強大。
一切偉大的行動和思想，都有一個微不足道的開始。
沒有對生活絕望，就不會愛生活。
憂傷者有兩種憂傷的理由，要麼他們無知識，要麼他們抱希望。
世上的罪惡差不多總是由愚昧無知造成的。
不要走在我後面，因為我可能不會引路；不要走在我前面，因為我可能不會跟隨；請走在我的身邊，做我的朋友。
重要的不是治癒，而是帶著病痛活下去。
我們很少信任比我們好的人，寧肯避免與他們來往。相反，我們常對與我們相似、和我們有著共同弱點的人吐露心跡。我們並不希望改掉弱點，只希望受到憐憫與鼓勵。
當對幸福的憧憬過於急切，那痛苦就在人的心靈深處升起。
當我聽某個人說話聽煩了，想要擺脫他時，就裝出欣然同意的樣子。
如果你繼續去尋找幸福是由什麼組成的，那你永遠不會找到幸福。如果你一直在找人生的意義，你永遠不會生活。
在光亮中，世界始終是我們最初和最後的愛。
一個人只要學會了回憶，就再不會孤獨，哪怕只在世上生活一日，你也能毫無困難地憑回憶在囚牢中獨處百年。
自由應是一個能使自己變得更好的機會。
這個世界充斥著謊言和奴性，孤獨的荒草到處瘋長。無論我們每個人有怎樣的弱點，對自由和高貴的追尋永遠植根在兩種艱難的介入中：拒絕謊言，反抗逼迫。
誕生到這個荒謬世界上來的人惟一真正的職責是活下去，是意識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反抗，自己的自由，一個人不可能永無止境地忍受寒冷或不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