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學所保衛科出面，拿著戶口本和介紹信，到天津車站派出所把被專政得一瘸一拐的吳文北領回家。整個過程中，文北沒做任何錯事，唯一是兩個便衣拿他時，他不該反抗。這也難說，捕快們又沒穿官衣兒，他哪知道這些人是警察？
文北因為面孔像外國人被當作異類歧視、無端挨抓挨打，倍感冤屈，對警察極端反感。火兒憋著肚子裡，變著法兒向警察示威。先是把合作社成罐的果醬芝麻醬偷偷往家扛，打火機的火石100粒一袋，也抓幾包。史鐵生聽了吳文北毫無緣由就差點被打殘，心裡不忿，嘴裡冒出一句：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
商店向警局報案，專政機關打擊重點放在沒有戶口的外地盲流身上，哪能想到是老老實實的「臭老九」兒子吳文北作案？警察干氣猴兒，沒轍。此時大批幹部、市民和子女家屬……逐步下放牛棚、「五七」幹校或農村去「大有作為」了，宿舍人去樓空。天公作美。吳文北開始入室偷東西，多次得手。
有一次，正在行動中，趕上主人回家，他和弟弟把主人打昏，撒丫子逃走。偷東西換成錢，到莫斯科餐廳或新僑飯店西餐廳吃炸豬排和黃油麵包，到西單商場和王府井東風市場買冰淇淋雪人吃，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
1973年，我從陝北回京，向首都人民匯報「講用」學毛著的經驗體會，也應邀去品嘗過一次。鐵生接上一句，我也吃過，雪人確實好吃，可是一小杯幾口就吃完，越吃越餓。而且忒貴，一個雪人的價錢在陝北農村能買好幾天的口糧。我接著用吳文北的口吻，學他給我講的一件趣事。
一個學徒青工，硬著頭皮裝闊，約來女友表達浪漫愛情。冰淇淋送上桌，雪人昂首挺胸、站在玻璃小盅里，一下黏住了女孩兒的兩隻眼球，天下竟有這麼美的玩意兒，勺子拿在手裡，不好意思下傢伙。眼看雪人逐漸癱軟，馬上要融化。那小年青兒說：別緊著看啦，快吃吧，要不待會兒該涼啦！……他當是吃炸醬麵吶？不趕緊吃就涼啦！
吳文北拿腔拿調模仿京片子，尾音拐彎兒，像小狗甩尾巴那麼自然。我聽了笑得直接想往地下摔。你看這小伙子，長一張外國臉，卻說一口北京土話，中西合璧爐火純青，全國罕有。吳文北後來發現，中國人家裡沒什麼值錢的東西，油水不大。劍走偏鋒，偷到外交公寓的老外家中，造成惡劣國際影響。
1974年，吳文北、吳文中兩兄弟終於被抓。正值「文革」天下大亂。亂世出重典，實行「嚴打」。案件以及法律程序沿襲「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大批犯人從快、從重、從嚴處理。
父親吳新謀是國際知名的拓撲數學研究員，1951年回國以後，早就在各項運動中挺住了千錘百鍊，政治思想統帥拓撲幾何，要長就長，要方得方。聽到消息後，立刻找到領導表態，孩子不是私有財產，堅決割斷血脈親情，完全交給無產階級實行專政。
法裔母親聽說兩個親愛的兒子被抓進監獄，還可能被「嚴打」判成死刑，骨肉情深，天當時就塌下來一半。神經接近錯亂，二十年來，好容易學會幾句中國話，一夜之間全部忘光。求告無門。情急之下，把先生工資買成大把郵票，整天不吃不喝，坐在家裡給多年劃清界限、不通音訊的法國親戚寫信求救。
吳文北的舅舅是法國在編將軍，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任副總參謀長，找到總統蓬皮杜。總統認為吳文北出生在法國，理應保有法國國籍，親自向中國政府為之求情，或免死，或引渡至法國。無果。
槍斃前幾周，吳文北被五花大綁，在北京四處遊街。執行死刑那天，海淀體育場的公審宣判大會人山人海。有的看客見吳文北滿臉橫絲肉和壯疙瘩，說這小子的長相一看就不是好人；有的看了高鼻子和打著卷的褐色頭髮，說這罪犯長得果然像外國人，槍斃外國人實在解恨，誰讓當年八國聯軍侵犯中國，國恥難忘。
一致的聲音是，沒想到外國總統會放下身段，為一個可恥的罪犯向中國求情，領袖居然和草民心連心，可見資產階級全是一丘之貉。放眼天下，誰敢蔑視大國總統的懇求？唯有中國！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真正偉大堅強。官方宣傳義正詞嚴，民間邏輯順理成章。殺一儆百，槍斃吳文北的故事成為廣大北京市民飯後談資。
鐵生把這個故事聽得入神，眼鏡滑下來顧不上扶，被鼻頭扛住。聽我講完槍斃過程，他推起眼鏡嘆一口氣說，可惜了，這人如果不死，絕對是教外語的好材料，全中國難找。那時靈格風和英語九百句還沒有在中國登場，青年人都在對著課本上的口型和國際音標學習外語，鐵生正苦攻外語，準備當翻譯。
鐵生又問，這人小時候怎麼樣？我回答說，吳文北小時候心地單純，特別忠厚，我哥是活證人。文北小時候身體瘦，黃褐色頭髮，長得隨法國母親，臉上皮肉白得透明，點綴著雀斑，穿個背帶褲，誰見了都想在臉上掐一把。長相奇特，孩子裡沒人跟他玩，死活要跟著小悅拜我哥當老大，誠心加入組織。我哥犯了周章，一來嫌他沒本事，個子矮打起架來沒用，二來長得像外國人，帶出去顯得隊伍不夠純潔。他誠心誠意地要加入，爭辯說他跑得快，讓華光幫著說情。為了表現勇敢，張開手露出一隻活動著翻卷身體的大肉蟲子，是槐樹上的青蟲，俗名吊死鬼，當著大伙兒的面把活蟲子放在嘴裡，嚼吧幾下就咽了，黑綠色的蟲子水從嘴角淌出來。我哥和大伙兒一看，本事是真的，都被震住了，隨後打成了一片成為好哥們兒。
我哥哥孫立博的回憶文章中寫道：「幼年和少年的吳文北，誠實而重友情，樂觀而開朗。文北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觸犯了國家法律，應當受到法律的制裁。但他雖有傷人，沒有命案；盜竊財物的總額也有限，罪不至死。然而，在『文革』期間，司法並不獨立，法律為政治服務。文北盜竊，涉及了外國人，在『文革』期間給國家面子抹黑，就成為政治問題，被抓了典型，被從重從快，被全市遊街，以至法國國家領導人出面說情，都沒有能免一死，實是可悲可嘆。後來弟弟文中被赦，放回法國，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他們的案子當時判重了。」
1978年，史鐵生發表了小說《兄弟》，講一個熱血青年的犯罪故事，結尾寫道：「槍斃於志強我看見了，可是沒看太清楚。群眾憤怒地喊口號，隨即是一聲槍響。記得身旁一個人幽默地說：『怎麼回事？他的血也是紅的。』」
每個人生下來一張白紙，青少年犯罪不是天生決定，必有多種社會環境因素。顯然要多從制度和文化中尋找犯罪動因。改進位度，人類才有希望。人的血都是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