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恐慌情緒的蔓延，河南一地級市警察告訴美國之音：「中國社會很多人因為各種壓力，情緒不太穩定，導致了惡性的極端事件的發生，這是事實。但這種情況不只是在中國有，在每個國家都可能有，在中國也不是普遍現象。就目前掌握的情況來看，我覺得報復社會的極端事件的比例還是正常的。」
這位警察同時介紹：「中國主要還是因為人口基數大，所以鋌而走險的人的數量，在理論上會多一點。現在我們在工作中，也是在重點防範極端情況的發生。在我們城市，投入了很多警力加大巡邏力度，基本每一天都是到深夜甚至是凌晨。」
勞工群體的「復仇」
報復社會型暴力事件的背後，民間「五失人員」格外引人關注。所謂「五失人員」，一般指的是涉及投資失敗、生活失意、關係失和、心理失衡、精神失常的五類人員。
中國民建中央財政金融委委員、湖南民建會員王少傑10月初撰文指，新冠疫情防控結束以來，中國各地發生的不少危害公共安全事件，主要是由「五失人員」所為，比如形形色色的自殺事件、報復社會行為的頻發，都給當前基層社會管理造成衝擊。
王少傑強調，中國國民經濟發展放緩、社會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社會階層向上流動停滯等因素，對五失人員造成的心理壓力空前大增。而「五失人員」規模龐大、當以億計，具體到個人，每個中國人可能都屬於上述某一類「五失人員」，或者兼具多種特徵。
分析人士認為，中國勞工階層是「五失人員」中的重要一分子，在報復社會型暴力事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中國經濟下行嚴重，工人找工作非常困難，也沒有什麼積蓄，在這種環境下，勞工階層所受影響是最大的，」位於紐約的中國勞工觀察（China Labor Watch）創始人兼執行主任李強告訴美國之音：「缺乏來自家庭、朋友、社會的人文關懷，也導致勞工階層感覺被邊緣化。所以，經濟下行之後，整個社會的壓力是偏向於往最底層轉移的，失意的勞工階層確實更可能通過暴力事件來向這個社會表達不滿、宣示存在。」
中國一位認為事件敏感而要求不具名的勞工研究人士表示，中國工人日子難過是事實：「在中國房地產行業下行的大背景下，不少建築工人維權維艱、利益受損，在討薪時被打，打人者多是警察或私人保全。」不過，這位人士也提及，失業和報復社會、襲擊別人，當中的因果鏈條很複雜。
湖北居民龔平告訴美國之音，現在經濟不好，有些人手上沒錢了，活不下去了，這個社會的戾氣已經太重，所以報復社會的事情會越來越多：「這是肯定的，因為中國不講法治，不講契約，不守信用，任何事都會發生。」
因在新冠疫情期間維權、對防控措施不滿，龔平這幾年來和當地警方多有交道。他介紹，警方人士也當著他的面多次感慨，類似的極端事件防不勝防，以後的工作只會越來越多、越來越難。
真金白銀和趨吉避凶
原中國執業律師、現任美國太平洋智庫首席研究員的陳冰告訴美國之音，求助無門、司法救濟渠道失效，是包括勞工階層在內的「五失人員」失去理智的重要原因：「經濟不好正導致社會暴力問題突出。中國應當拿出真金白銀，健全社會保障機制，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有待加強。相關志願服務、心理諮詢機構也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
「要遏制暴力事件，中共官方首先就是要真扶貧，投入一些資源做福利，通過各個城市的地方政府建立對低收入人群的保護，至少讓他們能夠在這樣的一個經濟環境裡面度過難關。我覺得這是解決問題的核心，」中國勞工觀察（China Labor Watch）的李強告訴美國之音。
李強同時認為，從中長期層面來看，中國需要真正的宗教自由，要給宗教一些空間：「共產主義沒有幾個人相信，共產黨和習近平更安撫不了人心。而宗教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宗教對人還是有很多安撫作用的，通過民間的信仰來讓這些人有一個依託，因為很多人都是很軟弱的。共產黨覺得宗教是麻痹人的，整肅宗教，沒有平衡好這中間的利益，結果就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湖北居民龔平介紹：「我了解到的情況是，社區對精神病患者一直是有登記造冊的，但對失業人員是沒有登記造冊的，也不太可能夠預知失業者會做什麼。也沒有什麼救助機制。疫情期間，就沒有救助機制；疫情完了之後，有人提到一家人都沒有生活來源，找到街道和社區的黨群活動中心，結果他們也沒辦法。」
認為辦法不多的龔平告訴美國之音：「清醒者現在應該趨吉避凶，就是離開這個國家。離不開中國的，我是一再地勸誡國內的親朋好友，平時在外面走路，儘量地提高自己的觀察能力和敏銳性，發現不對頭就趕快躲，剩下的也沒別的辦法了。因為當雪崩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這個時候用這句話就是非常地貼切。底層的韭菜呢，還在歡呼雀躍厲害了我的國、一天比一天強大，沒辦法的。」
「中國已經進入了歷史的垃圾時間，所有的官員包括基層官員都是躺平，就等著看你怎麼玩完。反正遲早是要垮的，大家都知道要垮。現在到這個程度了，」龔平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