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找到傅國涌，後者的一句話給了他更大勇氣。"傅老師說，全日本有一百萬中國人，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人願意看，那就是一萬人，也是有價值的。"
張適之將一萬人的目標又降級到一千人，每本書首印一千冊，"我現在就是想去影響千人之一人"。
他自己也是"千人之一人"：一人出版，一人印刷，一人推銷，每天拉著行李箱奔走在東京街頭，向任何可能感興趣的人介紹：這是一本你在中國買不到的書。
出版社開張的前六個月，張適之都是在這樣艱難的"地推"中度過的。一度有些苦悶，畢竟在中國操持的盤子是大筆一揮就能加印兩萬冊。2024年5月，讀道社出版了第三本書，作家野夫的隨筆集《故交半零落》。一個月後，銷量突然開始上升。就在自由亞洲電台採訪張適之的前一天，這本書的銷售剛剛突破一千冊。張適之開心地在電話里說："我昨天去印刷廠加印了，加印了！"
張適之所感受到的"一絲絲可能"，羅小虎是從創辦《波士頓書評》的過程中發現的。
羅小虎此前一直是中國學術期刊的撰稿人。從2015年起，她感覺不能發表的稿子越來越多，"做一次專訪我要看一個多月的書，約時間，採訪，寫稿子，是非常辛苦的"，但一句"不能發"就結束了，拿不到稿費還在其次，她感到巨大的不被尊重。
喜歡讀書，有作者和學者資源，疫情過後，她"技癢"，就想搭建一個線上"讀書會"，以發表原創文章和書評為主，建立一個作者與讀者聯接的平台。
2023年末一上線，就獲得了巨大的關注與支持。半年後，她已經不用約稿了，每天都有大量作者投稿，還有熱心者主動替她約稿。"我的目標就是五千人訂閱，現在已經三千五百多了。"
這個巨大的驚喜使羅小虎開始思考原因。她對自由亞洲電台分析："我的感覺是，現在的海外華人和之前的華人有非常大的差別。之前在美國的華人，一部分是來美國謀生，還有一些是有民運背景。但現在的海外中國人，移民也好，留學生也好，大部分不用為了生存發愁，於是就有了文化追求。"
羅小虎的感受在美國杜魯門大學歷史教授、華裔移民史專家令狐萍看來，正是華裔"新新移民"的顯著特點。
她對自由亞洲電台分析說，"新新移民"主要是最近十年的移民群體，得益於中國的大學普及率，這個人群的受教育程度顯著高於過去的移民群體，也高於其它移民族群和美國本地人口。這些人無需經歷語言、價值觀的磨合，而且得益於中國在過去四十年的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新新移民"中，無論是孩子或成人，從小就通過網際網路了解世界，不少還有雄厚的經濟基礎，不需要再重複之前移民艱苦的謀生過程，有能力直接參與美國社會生活。
最重要的是，這些"新新移民"普遍擁有"世界公民"的心態。"很多人並不是一定要在美國生活的，很多留學生是要回國的，很多人還是想賺中國的錢。商界、政界、學界甚至普通百姓都在觀望'東升西降'，特別是'中美博弈'的現象，都在考慮規劃自己如何取勝；還有一些人，全世界跑，哪裡好就去哪裡，用腳投票。在這種世界公民的心態背景下，以及還要與中國保持聯繫與交流的需要，他們不要只選擇一邊，他們既要美國的，也要中國的。"
有錢、有閒、有文化，這樣的海外華人的增多，與海外的簡中出版者們，一拍即合。
正在萎縮的簡體中文世界
更多的支持，來自牆內。
博登書屋2020年時，成立出版的第一本書是北京大學法學教授許章潤的《戊戌六章》。這本是計劃在香港出版的一套叢書中的一本，因為言辭敏感被香港出版社拒絕，榮偉果斷要了過來。上架第一個月，就售出五千冊，以至於亞馬遜的推廣經理好奇地問榮偉：你用了什麼推銷手段？
許章潤新書《戊戌六章》封底封面（X截圖）
榮偉認為，現在的海外中文出版與之前已大不相同了。"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海外中文出版主要是指香港出版，不論是香港的銅鑼灣，還是美國的明鏡出版社，出版內容也主要是政治內幕或八卦。"他對自由亞洲電台說，他將出版社取名"博登書屋"，就是向"蘭登書屋"致敬，以出版"學術思想，獨立研究"為主要方向。
中國嚴苛的出版審查，成為博登書屋的助力。榮偉建了一個群，名叫"紐約思想者俱樂部"，網羅國內各路學術大咖，"他們在大陸都出不了書，研究憲政的不能出，研究歷史的不能出，研究小粉紅的也不能出"，最後都成了他的作者資源。
在博登的出版名錄中，有《鄧小平在1989》這樣的熱門書目，也有《憲政中國：迷途與前路》、《國家主義的陰影：學者、民粹與少數派》這樣的學術研究；有《劉亞洲：大國戰略與中美關係》這樣在中國也無法找到的舊作集納，也有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研究著作。
劉亞洲著作《大國戰略與中美關係》封面（amazon.com截圖）
"只要不是謾罵，是認真的學術研究，為什麼不能出？大家都可以討論的嘛。"榮偉說："左中右的觀點都能出版，這才是真正的言論自由。"
張適之同樣感慨於簡體中文世界的萎縮，"大家都說現在國內簡體中文是垃圾場，沒什麼可看的,連訓練GPT都不夠用。"
據Web Technology Surveys網站對全球網站使用的語言排序，2024年，中文在全球網頁使用語言數量排序中僅排第13，排在義大利語、荷蘭語、土耳其語、波蘭語、波斯語之後。而在2013年，中文還是第7名。這10年間，中文網頁數量的世界占比從2013年的4.3%，降低到2024年的1.3%，下降了70%，僅略高於印尼語和越南語。
即便發表出來的文字，也被認為是大量"污染的"，充斥了官僚的空話套話，"擼起袖子加油干"這樣故作貼近民風的俗語，或以"靈活就業"替代"失業"的新型詞語。
漢學家林培瑞2012年在China File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將中國使用的語言稱為"毛氏語言"；中國作家慕容雪村2015年為《紐約時報》撰寫的一篇文章中，將這種語言風格定義為"粗鄙和殘忍"。他認為，其"目的就是要降低公共討論的質量，……在這種野蠻的話語空間中，許多詞語都漸漸失去了其真正的意義。然後，黨可以運用這種語言來裝腔作勢、混淆是非。"
"很多海外華人都拒絕閱讀簡體中文，或者不願意讓自己的孩子學中文，都是這種語言污染的心理創傷。"張適之說，"但我們的中文其實是很優美的，很有文化的。我所做的，就是在垃圾場裡做些建設性工作，努力保存一些有價值的文字。"他將這一系列出版命名為"存"，每本書都有一個編號。
傅國涌的《去留之間》便是這種情況。這本講述了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選擇的歷史記錄，2004年就在中國出版了。2017年時，出版社打算再版。傅國涌為此重新做了修訂，重新寫了序言。沒想到，印刷完畢，"上面來了電話，說不能賣"。出版社幾番溝通，回復都是"絕無可能"。所有書籍最終化成了紙漿。
這本書如今就是讀道社的"存001"號。
傅國涌著作《去留之間》封面（amazon.com截圖）
《人文中國》走的則是另一條道路。執行主編羅慰年曾在中國南部媒體重鎮廣州工作多年。疫情中，他被"十幾億中國人綿羊一般被關在家裡"的景象震撼了：中國人究竟怎麼了？
思考的結果，他認為是政府力量過於強大，社會力量過於微弱，"民族被原子化"，社會失去了活力，而"一個社會要有活力，必須要有自由的思想市場"。但中國的思想市場，在他看來已是"孤島"，中國知識分子的寫作與世界已經割裂了。和主編陳漸離討論後，他們決定要創辦一本"回到改開、又超越改開時代"的人文雜誌。
何為"超越改開"？羅慰年解釋說：因為現在有網際網路，有到世界各國留學並成為思想精英的海外華人知識分子，還有接受普世價值、信奉自由主義的國內知識分子。這個時代的《人文中國》，不只面向國內，也立志於成為國內寫作與海外的連接，讓國內知識分子的思想和聲音能夠被海外聽到。
也正出於這個目的，《人文中國》在創辦了中文紙質雜誌和頻道後，又迅速開闢了英文版和英文頻道，並進入美國國會圖書館期刊發行渠道。效率之高，離不開AI在出版業的應用。羅慰年說，"過去，一些很有水準的中文作品，由於翻譯渠道相當曲折，沒有翻譯成英文，不為英文世界所知。現在，靠新技術與出版文化的無縫對接，他們與國際的'時差'基本抹除了。"
人文中國第六期封面（世界華語出版社截圖）
"不是反抗的英雄，只是想過自由生活的普通人"
張適之不願稱自己的出版物為"禁書"，他更願意使用"在中國買不到的書"，表達自己的立場。"我不是什麼反抗的英雄，我也不是流亡，我只是想過自由生活的普通人。"
不過，出於種種考慮，在公開場合，他還是使用"適之"這個假名字：是對自己的保護，是對胡適之先生的致敬，也寄予了"適應新生活"的自勉。他在電話中無奈地說："從個人興趣上，我也是更喜歡思想和歷史的作品。但如果這樣我還要受到鐵錘的暴擊，那我也只能承受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