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安全考慮，"無趣"是不想成為"反抗英雄"的另一個原因。在《波士頓書評》上，有人物訪談、新書序言、學者舊作，有深圳日本男童遇害事件的評論，還有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的專題。羅小虎說，"我就是想做個有常識的正常人，讀點兒高質量的書，說點兒有人味兒的話。什麼是正常人的生活？就是既不用因為害怕去逃避什麼，也不用為了迎合誰去拍誰的馬屁。"
相比之下，已頗有聲譽的博登書屋覺得自己是有"使命感"的。榮偉說，"我們博登書屋就是要在國內、香港的出版比較艱難的情況下，慢慢擴大成一個平台，樹立起一面旗幟，倡導華語世界真正的言論自由表達。"這個畢業於北京大學，多年輾轉於北京、深圳、紐約的藝術界與思想界的老人，越說越激動："難道我們這個民族就這樣毀了嗎？"
羅慰年說，"我們生活在一個政治無所不在的時代，問題是怎麼涉及政治？是以激烈的方式還是以溫和的方式？是以戰術對抗的方式還是以戰略的高度去介入政治？"在他看來，不與當下的中國政治產生直接衝突，用人文主義的立場，各種生動有效的表達，漸進地推進文明的進程，"這就是最大的政治"。
孤島外的"排氣孔"
出人意料的是，當自由亞洲電台提問這些出版物能否反哺中國時，幾乎所有人都給予了樂觀的回答：當然。
《波士頓書評》創辦後，羅小虎收到了超出預期的訂閱，從郵箱判斷，有不少都是中國讀者；還有人免費幫她推廣，甚至幫她約稿。她說沒有稿費，對方答"不必擔心，我來替你付稿費"。深圳男童遇害後，她收到了日本著名漢學家阿古智子主動發來的評論；芝加哥大學教授羅賓森獲得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後，台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林明仁，馬上就將為羅賓森的台版著作《自由的窄廊》導讀免費授權發表。
羅小虎有種突然踩到了"中文領域的空白"的感覺。這使她開始有了"一點點事業心"。她剛剛註冊了非營利公司，想著再註冊一個獨立網站，"要好好做一下"。
《人文中國》的編委會成員幾乎是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大集合。當自由亞洲電台詢問是否經歷了艱難的說服工作時，羅慰年回答"不必說服，都願意支持"。他說，中國的學者把他們當成"孤島文化"的一個"排氣孔"，否則，他們的寫作就可能只是"抽屜寫作"。
這樣的鼓勵，榮偉也收到了很多。許章潤稱博登書屋為"自由之聲的象徵"；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則將博登書屋比做"清末民初著名的文化出版社群"，是作者們的"精神戰友"。在出版了《高耀潔畫傳》後，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黎安友對榮偉說，"我相信你們現在正從事的工作是一種對知識和道德資產的投資，從長遠來看，也將使中國受益。"
即便已經完成了最初定的一千冊的目標，偶而，張適之還是會陷入疑惑，"就算影響了一千人，也很微不足道"。是他的作者、中國散文家土家野夫讓他感到了釋然。"野夫說，因為不能出版，他早就不想寫了。但我這個出版社的出現，讓他又感到寫作是有價值的。我也為他的寫作提供了一點點意義和可能性，他現在又覺得，他還可以再寫一些。"
更讓張適之感動的，是許多在日華人主動幫他賣書，有開飯店的，有開中華特產店的，在網上與他結緣，就在自己的店裡為讀道社辟出一席之地，幫忙向客人推銷。
日本華人在奶茶店幫忙買書（X截圖/讀道社）
一次次送書，成了網友見面，沒有"見光死"，張適之反倒發現大家個個"身懷絕技"。比如在一個奶茶店討論導購海報時，店主說：我就是搞廣告設計的，等我想到合適的靈感和文案，我就給你做一個。
這些都讓張適之受寵若驚。他說，"我還是要堅持，反正我的目標就是百分之一嘛！我可能不知道哪一本書是最後一本，但有一本書，就出一本書。"
他的下一本書已經策劃好了，是中國作家吳思分析"官家主義"的一部分，取名：頂殘——來自頂層權力對中國市場的殘害。"封面設計是把'頂'字砍上幾刀的感覺。"
（羅小虎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