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兩類不同的體制性範式
陳：阿西莫格魯說：「我們並不問殖民主義是好是壞，我們注意到不同的殖民主義戰略導致持續保留的不同的體制性範式。」這些範式就是《國家為什麼會失敗（Why Nations Fail）》中說的「包容性」（inclusive）與「榨取性（extractive）兩類。
兩類國家體制：「包容性」（inclusive）體制，「榨取性（extractive）的國家體制。
包容性體制的要素包括私有產權保障、法治、民主、開放等。其組合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經濟制度。
榨取性體制的本質是壓制與剝奪民眾。其組合是攫取性政治制度+攫取性經濟制度。
以歷史為實驗室，世界範圍對比，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實驗」
任：不同政體導致不同的長期效果，如許多歷經歐州殖民統治的國家的歷史所驗證。
阿西莫格魯等獲獎學者把歷史「當作是實驗室，來理解不同體制性路徑如何產生不同的長期經濟增長效果」。他們深入研究了歐州國家在非州、北美、南美許多殖民地的歷史。阿西莫格魯說：「我們注意到不同的殖民主義戰略導致了持續存留下來的不同的體制性範式。」這些範式就是《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書中說的「包容性」與「榨取性」兩類。
不同政體導致不同的長期效果，如許多歷經歐州殖民統治的國家的歷史所驗證。一個顯例是，在美墨邊境的一個城市Nogales，一半在美國亞利桑那州，一半在墨西哥，起始條件相同，但由於制度的差異，長期效果是一邊繁榮富裕，一邊貧困落後。
世界範圍中，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制度實驗」：歐州人到達美洲時，南美印第安人的經濟發展比北美好。後來沿不同路徑發展。
英國殖民地–美國、加拿大–自由民，私有產權，市場機制，法治
西班牙、葡萄牙中南美殖民地–墨西哥、巴西、阿根廷–軍事集團、白人權貴，壟斷資源，大莊園，專制
《通道》文中具體介紹：
地理大發現（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迪亞士發現從歐洲通過好望角向東的航線），對英國和西班牙-葡萄牙產生不同的影響。在英國，王室權貴的權力本來已經受到約束，國際貿易增長的好處主要由工商業主獲得。自由貿易促進英國經濟增長，也使英國社會的權力結構更加向社會一邊傾斜。另一方面，西班牙-葡萄牙的專制君主仍然大權在握，得以在新大陸的巴西、阿根廷等國建立軍事權貴政體，以重商主義貿易大量獲取黃金白銀。這種貿易使本國王室權貴更富裕、更有權、甚至更加專制。
拉美許多國家（阿根廷、巴西、智利等）多次發生軍事專制和民主體制的交替，是在發展路徑上換道的例子。這些國家都繼承了西班牙-葡萄牙政體的一些專制要素（特別是軍人專制集團junta）。它們走上那條狹窄的通道，又順著「滑溜的坡度」離開。
在《狹窄的通道》中，他們描繪包容性體制發展是「社會發展的複雜的過程，人民保衛他們自己的自由權，而且，積極主動地，對如何把規則和行為規範施加於他們，設定限制。」換句話說，包容性體制是經歷「社會鬥爭」而成長起來的，其中，保護私有產權、實施法治、保障自由、允諾民眾廣泛的經濟參與，是導致長期繁榮的基礎性要素。
實例：英國婦女選舉權，美國人權修正案，廢奴—內戰，種族隔離歧視—民權運動。
陳：這裡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如何防止循環論證，防止事後合理化的問題。就像過去達爾文主義的「適者生存」的問題一樣。既然適應了環境，就意味著存活了；既然存活了，那當然就適應了環境。那麼是否也可批評「既然廣納是好的，那現在發展好的地方，其制度結構一定就是廣納型的，反之亦然」是某種循環論證呢？我認為這種批評是形式主義，不得要領的。誠然，說「正相關性不等於因果性」，例如我們說「財產權保護」與「國民所得」有正相關性，這並不意味著改善財產權就會一定增加經濟成長，也許還需要其他因素的影響。
但制度與繁榮之間確實是有因果關係的。《狹窄的通道》的兩位作者2001年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的重要文章──《比較發展的殖民緣起：一個實證研究》（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就表明了這一點。
兩位作者引入了「歐洲移民在殖民地的死亡率」做為變量。他們發現，一個偶然原因——瘧疾與黃熱病的死亡率，成為關鍵變量。死亡率越高，歐洲人越難在該地移民紮根，因此越容易設計一個榨取式的殖民體系，將重心放在如何將殖民地資源提取為母國所用；反之若死亡率低，較易落地生根，因此也就較容易將母國較好的財產保護、分立制衡的制度移植過來。該病死亡率的巨大差異，正是南美和北美的差別。即使是在殖民地獨立後，新興起的本地政治菁英也會因為改變制度成本太大，或者是本來在殖民政權下就已經與原來制度發展出一套共生共利的關係，而直接接受原本制度。這種路徑相依的特性，使得當時設立的制度持續存在，對今天的經濟發展產生影響。這裡並無循環論證。只是由於原初一個偶然因素的差別，導致巨大的由不同制度導致的不同後果：繁榮或貧瘠。兩位作者的那篇文章十年來已經被引用超過六千次，彰顯了非同尋常的邏輯力量與影響力。
就《狹窄的通道》，談中國兩千年走的道路，「極權」的制度基因
任：阿西莫格魯與羅賓遜在《狹窄的通道》書中選擇中國作為專制利維坦的代表。確實，兩千年前秦始皇建立帝制，持續到今天，中國是一個極權國家。
在春秋戰國時代中國存在走不同道路的可能性。魯國是禮儀之邦，有孔子倡「仁」。齊國工商業發達，有「稷下學宮」，「處士橫議」。但商鞅變法奠定榨取性制度，秦始皇以武力統一中國、以霸權建立帝制。這個帝制已經具有「極權」體制的要素。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也不是必定走上現代極權的道路。各種勢力較量的結果，是蘇維埃政黨取勝，建立了如毛所說「馬克思加秦始皇」的體制。而那個黨有中國傳統的幫主幫規，「不絕對忠誠就是絕對不忠誠」，完全不同於現代文明社會的政黨。它凌駕於社會，也凌駕於政府機構，對人民實行全面管控。
「極權」（「極端」的「極」，不是「集中」的「集」），為政治學術語，極權國家是對社會有著絕對威權並謀求完全控制公眾與私人生活的政治制度。一般認為它是一個現代概念，極權制度是由政黨，例如納粹、聯共（布）等具有特定意識狀態的政黨，推動大規模運動產生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