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三位來自美國大學的經濟學家達隆·阿西莫格魯、西蒙·詹森和詹姆斯·羅賓遜,以表彰他們在關於制度如何形成並影響經濟繁榮研究領域的突出貢獻。
諾貝爾獎的頒獎詞說道:「他們告訴你們為什麼有些國家富裕有些國家貧窮。今年的獲獎者對各國繁榮程度差異之大的原因提出了新的見解。他們提出的一個重要的解釋是社會制度的持續性差異。通過研究歐洲殖民者引入的各種政治和經濟制度,達隆·阿西莫格魯、西蒙·詹森和詹姆斯·羅賓遜能夠證明制度與繁榮之間的關係。他們還開發了理論工具,可以解釋制度差異為何持續存在以及制度如何變化」。
制度決定一個國家經濟繁榮還是貧窮,為大多數經濟學家所支持;也算是現代社會常識。但以往的經濟研究只給出了定性的解釋,沒有實證研究。而三位得獎者創造性地通過對歐洲殖民者引入的各種政治和經濟制度與經濟增長歷史數據之間的定量分析,令人信服地證明了兩者的因果關係。體現他們重要研究成果之一的論文,由三人共同署名於2001年底發表在經濟學頂級刊物《美國經濟評論》上,題為「比較發展的殖民起源:一種經驗研究」。
此外,他們還提出了新的概念和理論,將制度聚焦於政治和經濟兩個領域,分為包容性(inclusive)和榨取性(extractive)兩個類別。包容性政治制度(inclus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指權力由多數人共享,不被少數人壟斷。但權力的行使則需要一定程度的集中化。權力的多元化和集中化,缺失任何一項,就是榨取型政治制度(extractive political institutions)。而包容性經濟制度(inclus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指財產私有,所有要素擁有者平等交易,財產和所得受到法律嚴格保護。榨取型經濟制度(extract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則反之。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政治制度導致經濟繁榮,榨取型政治制度和榨取型經濟制度則導致貧窮。雖然榨取型政治制度可能一時兼容包容性經濟制度,但兩者不可能長期共存,如中國的改革開放。榨取型政治制度也可能導致一時的經濟增長,但缺乏可持續性,如蘇聯。
為此,達隆·阿西莫格魯和詹姆斯·羅賓遜寫了一本書,《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繁榮與貧窮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於2012年在美國首次出版,來更通俗地介紹他們的理論和研究成果。這本書深入淺出,沒有令人頭大的定量分析,可讀性強,能為非專業學者所理解。具有更廣泛地傳播效應。此書也有中譯版,於2015年由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在中國非常有影響力。當年就熱銷和引起熱議,在三位經濟學家今年獲獎後又再度引起廣泛討論,特別是以他們的理論來審視中國的政治經濟制度和經濟增長。
制度決定繁榮無可置疑,相信三位的實證定量研究非常紮實,不然不會把經濟學獎頒發給他們。但讀過他們這本書後,一是覺得他們提出的新概念並沒有顯著的優越性;二是不贊同他們對制度產生是偶然的解釋。
其實兩位教授在此書中定義的包容性政治制度近似於憲政民主制度,包容性經濟制度近似於自由市場經濟制度。而榨取性政治制度就是專制制度,榨取性經濟制度則包括奴隸經濟制度、管制經濟制度、公有經濟制度或計劃經濟制度等。兩位教授更早時期還合著了《獨裁與民主的經濟根源》(The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一書。從書名可以看出,他們之前還是使用獨裁和民主的既有概念來闡述制度與經濟繁榮間的關係。
那麼他們為什麼要捨棄以有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概念,而代之以包容性和榨取性政治經濟制度呢?他們在此書中並沒有做出解釋。但從他們的論述中,似乎他們認為用獨裁專制和民主來關聯貧窮和繁榮不太準確。儘管有些國家有民主制度的形式,但選舉也可能不公正,選舉人和被選舉人的資格可能受到身份限制。比如他們認為墨西哥是榨取型政治制度和榨取型經濟制度,但墨西哥有選舉制度,應該算是民主制度。按《經濟學人》發布的民主指數,2023年墨西哥的民主指數為5.14,屬於混合政權。還不屬於威權政權。全世界排名第90位,比烏克蘭還高出一位。他們這樣處理可能更準確些,涵蓋性更廣些,更直觀,但並沒有簡化問題,反而將問題複雜化了和表面化了。還需要進一步解釋何為榨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仍然需要用專制和民主,經濟自由化這些概念來解釋榨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在理論解釋上並沒有太大的優越性。其實用民主成熟度和市場自由度,用民主指數和市場自由指數就可以將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與經濟繁榮關聯起來,而不會出現不一致。比如墨西哥雖然有民主制度,但卻仍然貧窮,因為其民主程度低。
關於制度的形成,兩位作者認為是由於歷史上的小差異和「路徑依賴」導致的。「這些差異在開始時都很小,但它們不斷累積,製造出一個制度漂移的過程」(《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繁榮與貧窮的根源》,下同)。
「就像兩個孤立的物種群體會在一個遺傳漂移的過程中,因為隨機的遺傳突變不斷累積而慢慢漂離,兩個原本類似的社會也會在制度上逐漸漂離。不過制度漂移和遺傳漂移一樣沒有預設的道路,甚至不見得是累積的;經過幾個世紀的時間,它可能導致明顯的、有時候很重要的差異。制度漂移造成的差異尤其影響重大,因為它們影響社會在關鍵時期對經濟和政治環境改變的反應方式。」
「世界各地經濟發展豐富的分歧模式,取決於關鍵時期和制度漂移的交互作用。既有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有時候由長期的制度漂移塑造,有時候由前一個關鍵時期的分歧反應造成——奠定了未來改變的基礎。黑死病和1600年後世界貿易的擴張,都是歐洲權力的重要關鍵時期,它們與不同的初始制度交互作用,創造出極懸殊的分歧。因為1346年在西歐的農民擁有的權力和自主權比東歐農民多,結果是黑死病在西歐造成封建制度瓦解而在東歐導致第二次農奴制。由於東歐和西歐在14世紀已開始分歧,17世紀、18世紀和19世紀的新經濟機會因此對不同部分的歐洲也有截然不同的意義。因為1600年英格蘭的王室權力比法國和西班牙的王室弱,大西洋貿易便為英格蘭打開了創造更多元化新制度的道路,反之卻強化了法國和西班牙的王室權力。」
兩位作者反對地理假說、文化假說和無知假說,反對它們與經濟繁榮具有高相關性。他們批判德國社會學家韋伯的理論。韋伯「宣稱宗教改革和它激發的新教倫理,在西歐現代工業社會的崛起中扮演關鍵角色」。他們認為文化只是「有時候也支持制度性差異,即本書對世界不平等的解釋。但大部分時候沒有幫助」。文化「對了解我們如何演變至今,和為什麼世界的不平等長期延續,並不重要」。
「文化假說對了解世界不平等有幫助嗎?有,但也沒有。說有是從社會規範來說,而社會規範與文化有關,很重要而且難以改變,同時它們有時候也支持制度性差異,即本書對世界不平等的解釋。但大部分時候沒有幫助,因為那些經常被強調的文化面向——宗教、民族的倫理、非洲的或拉丁的價值——對了解我們如何演變至今,和為什麼世界的不平等長期延續,並不重要。其他面向如人們彼此信任的程度、或能不能互相合作雖然重要,但它們大多是制度的結果,而非獨立的原因。」
而我認為文化,更準確地說一個群體,一個國家的核心價值觀對制度的形成具有決定性作用,並不僅僅是「支持制度性差異」。文化對不同國家的制度演變,非常重要。制度演變的決定性因素是文化,是內在因素。而黑死病,地理大發現等只是制度演變的條件。當然文化並不直接對經濟繁榮起作用,而是通過制度起作用。文化決定製度,制度決定繁榮。
兩位作者用了兩個典型的例子來說明是制度而不是文化決定經濟繁榮或貧困。一個是美墨邊境的諾加雷斯市,一道圍牆把該市分成兩半。一半位於美國境內,一半位於墨西哥境內。一個是南北朝鮮。北緯38度線將朝鮮半島分為朝鮮和韓國。都是同一民族,具有同一的文化,但由於採用了不同的制度:美國境內的諾加雷斯市和韓國採用的是包容性政治和經濟制度,而墨西哥境內的諾加雷斯市和朝鮮採用的榨取性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所以美國境內的諾加雷斯市和韓國實現了經濟繁榮,而墨西哥境內的諾加雷斯市和朝鮮則長期處於貧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