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成鋼教授在新著《制度基因：中國制度與集權主義制度的起源》中探討中國極權的「制度基因」。書中所說「制度基因」包括蘇維埃共產極權、中華帝制等要素。
我有幸閱讀初稿、作評論。我高度讚賞這本書，認為它「是多年思考提煉的產物，邏輯結構完整，歷史考察詳盡，理論表述準確，是難得的突出成果」。
我在評論中補充了自己的以下看法。我把以下兩個要素看作是中國制度的特徵：
(1)「定於一尊」：自秦漢持續至今。歷史上有強勢皇帝、弱勢皇帝，但「定於一尊」是理論模式和現實體制。習又復古。
(2)「直下底層」：大體以保甲制、連坐法為代表，起於商鞅（法家），宋王安石、明王陽明等儒家都推行，蔣介石在江西剿共時采楊永泰意見建保甲，推行全國。中共的居委會制繼承那個基因。
我認為「清零」（對付異己）的「維穩」體制是結合這兩個要素而且發揮到極致的產物。還有一個要素是，列寧主義的政黨加上中國「會黨」基因，也被毛髮揮到極致。中共體制因此有超越其他全權、威權體制的強大力量。
我在《通道》文中概括：「中國歷史上，歷經一次又一次的王朝崩潰，『定於一尊』的極權終身制，總是反覆地重建起來。」2018年中國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所以2019年我寫文章時特別點出「終身制」。
2012年習進平上台之前，2011年吳邦國就提出「五不搞」：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這是中共核心集團的共識：堅決不走「邪路」，那實際上是朝向包容性制度的「通道」。其目的，最高的或者說唯一的目的，是保持權力，維護自身權貴的利益。
「定於一尊「的習近平進一步把「中國模式」發展成極端的榨取性極權政體。可以用兩個詞概括：「清零」、「維穩」。「清零」是全面清除異己，「維穩」是維護權貴利益。
《狹窄的通道》這本書顯示，不走上那條「狹窄的通道」，就不能產生「包容性」制度，不能實現「共享的繁榮」，而且不能持續發展，而成為失敗的國家。
陳：我非常同意你與許成鋼教授關於中國當代極權制度基因的觀念，「馬克思（史達林）加秦始皇」式的極權制度以及您特別強調補充的「定於一尊「和「直下底層」的特徵，還有中共的所謂「邪路「就是指包容性制度的「通道」。
我認為現代極權制度特別是中國模式的共產極權制度的暴虐程度遠遠高於中國秦漢以來的帝制傳統。雖然帝制傳統曾有保甲制度和連坐法等，但是大多史家還是認為在其漫長的歷史中，基本上其政治權力是到縣級為止，縣以下是宗族家族治理，它與現代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國家的極端意識形態洗腦統治以及水銀瀉地般直達私人領域的《1984》式的現代極權仍有差別。稱它為中國現代極權制度的基因是合適的。
阿西莫格魯等獲獎人對當代世界的忠告
任：獲獎後三位學者接受採訪，發言中突出提到以下內容。
（A）制度的作用
他們的經濟學學術研究的最大貢獻是強調製度的作用，特別是政體對經濟增長與社會進步的重要性。
阿西莫格魯在MIT新聞發布會上說：「政治和經濟的包容性二者都發揮作用，而且它們相輔相成。」
（B）民主的重要性與面臨的挑戰：
在與諾貝爾獎委員會與記者的電話中，阿西莫格魯說：「廣義地說，我們已經完成的工作成果，認同肯定民主」。他在採訪中說，他認為歐州的民主經驗為全世界提供教材，但他承認「它不是萬應藥」。一方面，代議制政府可能難以引入而且脆弱，另一方面，存在並不民主的國家實現增長的路徑，包括迅速動用一個國家的資源促進經濟進步。但是，阿西莫格魯強調：「更專制的增長」經常是更不穩定的、更少創新的。
阿西莫格魯說：現代民主面臨許多挑戰，包括極化分裂及社會媒體及氣候變化及新技術發展如人工智慧。阿西莫格魯解釋：「民主也需要更努力工作」，在許多地方如美國，大量民眾經濟上失落，顯示系統並非完美地運作。「許多民眾不滿，許多民眾感到他們沒有聲音——而那不是民主所許諾的。」
（C）中國經濟發展的持續性問題
羅賓遜在記者採訪中說：他懷疑中國能夠持續其經濟繁榮，只要它維持其壓迫性政治系統。「在世界歷史上有許多那樣的社會的例子，它們能在40、50年中幹得好，但你看到的是，那從來不能持續……蘇聯有50或60年的好時光。」
羅賓遜說：眾多社會已經成功地轉型為他們三位學者所說的「包容性社會」。「看看美國吧，這個國家曾經有奴隸制，或存在特權，婦女不能加入經濟活動或投票。」「每一個現在相對而言是包容和開放的國家，都經歷了那種轉型。在當今世界，你在韓國、台灣、模里西斯看到那種轉型。」
（D）共享的繁榮
詹森對記者說：「許多過去是中產階級的民眾，受到以下多種因素的組合的嚴重衝擊——全球化、自動化、工會的衰落，以及一種偏向大公司哲學的轉移」，「因此，工人不再被看作是像在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那樣是有待發展的資源，而變成需要最小化的成本……現在，中產階級被壓縮。」「作為一個國家，最近幾十年，在我們先前做得非常好的方面——那就是共享繁榮——我們失敗了。」
陳：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過去精準預言了中國經濟發展，其理論如今得到印證。根據《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繁榮和貧窮的根源》內的分析，中共在中國大陸的七十多年統治中，絕大多數時間都處於最壞的組合狀態：攫取性政治制度+攫取性經濟制度。作者說，這樣的組合可以產生短暫的經濟增長，但不可持續。
對此，香港作家馮睎干10月15日在臉書發文說，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3位獲獎者的研究顯示，良好的制度是推動經濟成長和社會進步的關鍵，至於那些法治薄弱且制度性剝削民眾的社會，儘管經濟增長能曇花一現，卻往往無法持續下去。
馮睎干說，「《國家為什會失敗》問世那一年，習近平剛剛上台，2位諾獎得主已神機妙算指出，中國依賴引進外國技術和出口低端產品的經濟增長，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然而中國的增長也可能會結束』。中國經濟前景在2位作者眼中，簡言之就是『一剎那光輝不代表永恆』。他們估計，中共及中國經濟精英將在未來幾十年牢牢抓住權力，在這種情況下，歷史和他們的理論表明，『具有創造性破壞和真正創新的增長不會到來，而中國耀目的增長率亦將慢慢化為烏有』。」
如今12年過去，中國經濟發展果然像阿西莫格魯與羅賓遜預言般逐漸「清零」。他們的理論再次得到印證，這個諾貝爾獎當之無愧。「從今以後，如果有人跟你說『民主可以當飯吃嗎？』你不妨這樣答『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說可以』，而且他們精準地預言了，沒有民主的國家即使風光一時，最後還是要吃草！」
阿西莫格魯等獲獎人的著作的意義
目前，出現了世界範圍的對狹窄的通道的挑戰。正如美國前國務卿康多莉扎·賴斯指出，「末日四騎士已經重返：民粹主義、排外主義、孤立主義和保護主義。」
而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獲獎者們提供了一種通透的歷史眼界，又通過對種種制度的「好壞」、「優劣」實況的分析判斷，展示了社會發展的路徑。
制度對國家的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包容性體制的要素包括私有產權、法治、民主、開放；榨取性體制的本質是壓制與剝奪民眾。
通向良好制度的，是一條「狹窄的通道」——曲折，上路後可能轉向；「榨取性」政權也可能轉型，自由民主體制有糾錯提升能力。
「榨取性」國家需要走上「正道」，轉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