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極權制度下，所有人都是極權制度的受害者。儘管中共幹部具有「雙重性」，他們既是執行極權制度的作惡者也是極權制度下的受害者。筆者曾經數十年與中共黨內各級幹部打交道，深感李克強的悲劇是中共黨幾百萬幹部難以擺脫的宿命。
「黨管幹部」這四個字，一般都理解為中共黨壟斷精英職位的提拔任用人事大權。這固然不錯，但絕不僅僅是「任用提拔」，實際上是由黨主宰幹部的一切，乃至決定幹部的人生命運。下面僅舉幾點略作說明。
一、幹部沒有正常休息的權利
中共黨的慣性思維是所有人都是實現黨的目標的工具，中國60歲以上的人都記得那時的宣傳口號是「一切服從黨「、」黨叫幹啥就幹啥」，「我是一塊磚，哪裡需要哪裡搬」，「生命不息戰鬥不止」。至今這些觀念依然通行，只是換了一種說法作法而已。比如，中共黨要求幹部做到「白加黑、五加二」。「白加黑」，就是白天工作夜間加班；「五加二」，就是一周七天都上班，幹部們常說「周六保證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證」。各級幹部經常幾個月白天黑夜地連軸轉。
舉一實例「三個人一條狗」。
中共黨的習慣是凡有重大任務就搞「人海戰術」，把基層黨員和幹部當作廉價勞動力。2008年北京舉辦奧運會，為了確保「平安奧運」，北京周邊的河北、山東、天津市等地方的工作量極大地增加。現在遍布中國城鄉的數位技術監控器網當時還沒有建立起來，為了防止有人搞破壞，有的地方就把大量基層幹部抽到村里監控每個「安全點」，通往北京的每條農村小路口、每條小河有橋的橋墩橋洞、每座變電站、每個室外高壓線的電線桿下、每座小水庫都得有人看守，確保平安不出事。每個看守點配「三個人一條狗」，每個人守8小時輪流休息，換人不換狗。即「24小時人不離任，狗不離人」，不分白天黑夜沒有周末。大概從5月份到9月底，確保奧運會、帕運會一切正常。幹部下到村里連續幾個月不能回家不得休周末。當時與北京地界相接的一個縣縣委書記以聽中央黨校教授講課為由，把在村里幾個月的幹部調回來聽課，以讓幹部們回家吃頓飯、在家裡睡一覺，使幹部們能喘口氣稍作休息。
中共黨里人際關係冷漠，領導要保證完成任務，通行的作法就是「人海戰術」，下級幹部就成「廉價勞動力」，只有幹活的份沒有正常休息的權利。能關心下級，為下級著想的領導已經不多了。這種長期超負荷運轉的「疲勞戰」「消耗戰」，使不少地方都出現幹部「過勞死」現象，同時相當多幹部或者身患癌症和其他嚴重疾病，或者身信極度疲勞而陷入抑鬱症，導致幹部自殺數字逐年增長。幹部自殺數字連年增長，引起了總書記的胡錦濤高度重視，胡錦濤辦公室特地就這個問題進行了多方面的專家諮詢。此後，「白加黑」與「五加二」不再正面宣揚，不再作為制度化的推行，但實際上依舊在中共黨內延續著，只是力度大大削弱。
二、以「從嚴治黨」為名對黨員幹部實行全方位控制
中共黨與西方國家政黨完全不一樣。西方國家的政黨成員首先是公民，其公民權利、獨立思想、自由意志，受到法律保障。政黨黨員可以公開表達不同意見，公開批評黨內大佬、公開宣布退黨、跳槽到其他政黨的所有權利。如果他們違法犯罪，必須經過獨立的司法系統，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公開庭審、公開宣判，政黨本身無權限制黨員人身權利，更無權對黨員施行精神暴力和肉體暴力搞「逼供訊」。
然而在中國，加入中共黨就等於從肉身到思想精神，全部歸黨控制。
黨員沒有人身自由權利。中共黨以反腐敗為名，對幹部實行「八小時之外的監督」，黨紀黨法高於國家法律。紀檢委法外執法，對幹部實行24小時電話抽查監控，幹部的辦公室電話、家裡座機和手機，「三機」中必須有一機能打通，電話鈴響必須立即接聽，如有延誤先撤職後查辦。紀檢委審查幹部搞秘密拘押，讓幹部人間「失聯」；可以會場上帶走，以震懾其他人；對幹部實行規定時間規定地點監視居住，這叫「雙規」又叫「留置」。被雙規幹部沒有一切法定權利，不能請律師、家屬無權探視。
黨員幹部沒有言論權利，黨紀規定「定於一尊」、「不得妄議」，誰敢說不同意見即被扣上反黨帽子。中央黨校紀檢委找我談話時，明確說你不可以發表不同意見，我說我是公民有說話權利，紀檢委說你首先是黨員，黨紀規定了你不可以公開發表不同意見，你寫文章要經過審查批准，才可以發表。從2016年5月以後，中國松油雜誌、報紙、出版社、網上，都不許發表我的文章，連我的名字都被抹掉。中共這種做法，就是讓我「社會性死亡」。
黨員幹部沒有讀書和思考權利。幹部只能讀中共黨規定的書報雜誌，黨紀規定禁止閱讀海外書籍，等於禁止思想。習近平上台後，幹部閱讀禁書是一條罪狀，相當於文革時期偷聽「敵台」，一旦發現就被嚴厲懲罰。2023年因偷讀禁書而被公開嚴厲懲罰的省部級廳局級幹部是8人，2024年嚴厲處罰了15人。儘管如此，黨內幹部傳閱偷渡禁書已成風氣。
中共黨對敢於說真話的黨內幹部，輕則處分、重則判刑。任志強就因為批評習近平，而被判刑18年。
黨員幹部沒被剝奪部分社交權利。習近平上台後禁止幹部相互交往。無論是在職工作的還是已經退休了的幹部，不許參加同鄉聚會、校友聚會、戰友聚會、同僚聚會等等。省部級以上幹部若要三個人聚會，必須事先寫請示報告請求批准，否則就是搞「團團伙伙」、「非組織活動」，對黨不忠誠不老實。
不經必要程序隨意黨內處罰幹部。幹部接電話延誤了被撤職查辦、開會打瞌睡被撤職查辦、一旦出事領導推責甩鍋，常常先將下級幹部撤職，以安撫公眾情緒。習近平上台後，搞選擇性的反腐，清洗異己、搶權奪位。不少幹部終日惶惶驚恐，提心弔膽。一些領導幹部上午坐主席台，下午成「階下囚」。
2013和2014年反腐敗，法院一宣判不是死緩就是無期，判刑十多年算是輕的，照此下去黨內幹部十有八九都進監獄，官場上人人自危。後來中紀委改變作法，對一些幹部免去牢獄之災，代之以降級處分以施懲罰，一些省部級幹部被「斷崖式」降級處理。降級處分不僅是職級跌降而是與之關聯的生活待遇、醫療保障也降至極低檔。有副省級幹部被連降4級，工資和退休金數額從副部級降到副處級，醫保待遇一併隨之；有的副省級幹部被連降7級，從副省級官員降到副科級，即領取付鄉長副鎮長一級的退休待工資和相應醫保標準。這些被「斷崖式」降級處理，經過什麼法定程序降級，如何確定降幾級、降的級是否合理公平，中共官媒一概不談。
三、幹部成為黨內權鬥的替罪羔羊與犧牲品
中共幹部的命運被「黨組織」和領導官員主宰。黨內不是提拔優秀人才，而是「逆淘汰」，沒有背景沒有靠山，幹得再好也得不到提拔。因此有說法：中國不是憲法最大，是領導的看法最大。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黨內的勾心鬥角、相互傾軋，常使正派幹部齒冷心寒，有些人看透了就退出官場。比如清華大學公共管理碩士畢業的陳行甲，全國聞名的最牛縣委書記，因為鐵腕反腐遭打擊威嚇和侮辱，最終退出官場，投身於社會公益事業。
更為可怕的是，「成王敗寇」是黨內頂層大佬權力爭鬥的底層邏輯，贏的一方不僅權位通吃而且雞犬升天，敗的一方不僅大佬本人鋃鐺入獄，而且常常禍及大佬下屬被血腥清洗，直接改變下屬幹部的人生命運。
比如，習近平反腐敗的一個重點是清剿薄熙來、令計劃的人。薄熙來、令計劃都是山西人，令計劃長期在團中央工作。於是山西籍官員和曾經在團中央系統工作的人就成了清查重點。
有個廳局級幹部在團中央工作時曾經是令計劃的下屬，令計劃兒子車禍去世後，這位幹部去令家弔唁致哀，於是這個幹部被立案審查，罪名是嚴重違反黨紀，搞團團伙伙。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移交司法機關處理。
中紀委監察部官網公告第一句話是：「經中共中央批准，中紀委對XXX嚴重違紀問題進行立案審查。」中紀委監察部公告稱：XXX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組織紀律，搞團團伙伙.
一個山西籍的副省級幹部被習近平的手下先行抓捕，然後再通知中紀委「這個人我們抓了。」據說當時王岐山吃了一驚，對習近平說：「這人我們考察過，他沒有問題啊，這是中紀委要用的幹部啊」，習近平說「抓起來就有問題了」。這個人被劃入薄熙來一幫，所以要狠整。
十八大以後至2022年，習近平上台10年查處省部級以上幹部553人，廳局級25000多人；查處幹部總數457萬多，這是「雙規」「留置」進監獄的人，給黨紀政紀處分的達到800多萬人；2023年-2024年7月，立案審查省部級以上128人。從正國級、正省部級到基層幹部，有人說王岐山是「酷吏」，傳說王岐山說過：副省級以上幹部抓或不抓、抓誰不抓誰，是由黨中央（習近平）決定的。中紀委只是執行。即便是省部級幹部都如此，隨時有被雙規留置危險，那廳局級、縣處級和一般幹部更是不在話下。黨內罩著高壓恐怖氛圍，人人自危，幹部墜樓、神秘死亡等消息報導不時從一些媒體中透露出來，但外界始終難以獲得準確數字。
四，黨內大清洗的極度恐怖促使幹部逃離體制自保平安
幹部自保平安的基本作法有兩點：一是「不作為」；二是逃離體制。
所謂「不作為」，是指黨內各級幹部以「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為藉口，不管當地實際情況如何，更不管實際效果如何，一律只做上級要求的「規定動作」，絕不做任何「自選動作」，以免出錯追責而牽出陳年舊帳。各地盛行「以會議貫徹會議，以文件落實文件」的形式主義作法。黨內的「不作為」即「躺平」自2014年起。幹部「不作為「不是抵抗中央，而是為了自保平安。當時黨內高層指責幹部以前是「胡作為、亂作為」，2014年以後是「不作為」。中共中央高層曾經出台過文件稱只要努力工作，出了問題「不追責」，等激勵措施，但全黨幹部依舊消極應付。
二是逃離體制。高壓恐怖使不少幹部萌生退意另尋出路。2014年北京兩會期間，法官辭職流失現象寫入了高院工作報告。北京市法院系統5年內辭職500多人，主要原因壓力大、待遇低，司法受權力干擾而難以做到獨立公正，但審判結果要法官終身負責，於是相當一批35-45歲的工作骨幹辭職了。上海市法院系統2014年有105人辭職，其中法官86人。86名法官中，17人是審判長；43人是法學碩士，63人是70後出生，正值盛年並積累了相當的工作經驗。2015年1-3月份上海法院系統又有50人辭職。
再比如，3年內中央政府商務部機關幹部辭職人數達到152人，2014年–2016年，商務部3年辭職80人，也是那3年全國公務員辭職人數最多的一年。2015年全國公務員辭職12000人，有廳局級、縣處級和一般幹部，包括市長、副市長辭職。這些人辭職後加入企業，國企、民企都有，還有自己創業，或者成為自由業者。
有官媒稱官員是「逃逸式」辭職，又稱「帶病離任「。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對大清洗的恐懼，希望」一辭了之「。此外，有一部分幹部退休後選擇了出國與子女一起生活。所有這些逃離體制的種種理由和作法，說到底是給自己尋一個自保平安的退路。
然而，上船容易下船難，習近平的「倒查二十年」，使得一些幹部即便辭職、即便退休也不得安生；收繳護照，嚴格控制出國出境，使得退休幹部安享天倫之樂歡度晚年的願望幾成黃粱一夢。換句話說，習近平將全黨幾百萬幹部、9000萬黨員牢牢綁架在「黨組織」的羅網之中，誰都不許跳船。
說到底，不管官位有多高，黨員幹部歸根到底都是」黨奴「。在中國政治風雨飄搖、社會動盪日益加劇的當下，中共幹部們真到了要為自己、為家人、為孩子想想，究竟何去何從的緊要關頭。是把命運把握在自己手裡還是聽天由命，往往取決於本人的抉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