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一個政權的合法性，從其與讀書人的關係便可窺見全豹。建國之後，讓毛澤東最頭痛的，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幾百萬知識分子。延安整風運動的巨大成功，讓毛澤東總結出一套「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攻心之術。於是，整個五十年代，針對知識分子的，不是某個特定的政治運動，而是一連串排山倒海、接踵而來的運動組合拳。
@正牌瞎溜達：這是1937年6月在延安，正在喝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送的咖啡，和老總一道和她談話。
曾彥修：到了整風運動，1940年以後，情況就不一樣了。整風前延安就已完全沉寂下來了。什麼演戲、歌詠、貼標語、貼壁報，1938年後這些事兒已經沒有了，大家都是進步青年貼它幹什麼？有些青年開始苦惱，這樣下去，好像與原來的意氣風發，1937年、1938年初到延安的想法不太一樣。
蔡大成：在張思德燒炭的地方有兩個新打的窯洞作紀念室，旁邊就是塌陷的燒炭窯，豎著紀念碑，我們都舉手宣了誓。放眼望去，山溝里遍開著疑似罌粟的粉色花，是不是退化了的野生罌粟？村里上點歲數的老鄉幾乎都見過大煙，更有甚者，竟敢說劉志丹的陝北紅軍也是雙槍。
我父親曾任120師攝影科長，有一次對我說漏過嘴，說他們120師種過××。這些年看了館藏《謝覺哉日記》、《霍維德傳》、老毛子寫的《延安日記》以及陝甘寧邊區財政史料，才確認陝北貧瘠的常規資源根本養活不了大規模的外來人口，正是延安大生產時期所種的「特貨」挽救了邊區財政。這一史實終於在2013年第8期的《炎黃春秋》上被披露了，儘管招來一片罵聲。（我為何要把近四年的生命放在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