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益加劇的經濟困境和社會停滯正在推動更廣泛的壓制
譯者：撒母耳
萬聖節在上海得到了廣泛慶祝，或許比許多西方城市還要熱烈。成千上萬的年輕人身著各種服飾湧向這座城市的裝飾藝術中心——它是上海爵士樂時代殖民歷史的遺蹟——參加數十場以麥可·傑克遜的《Thriller》和其他節日歌曲為主旋律的派對。甚至連時機也恰到好處，十月下旬的涼爽微風和碧藍天空下的金黃銀杏葉——這為上海出了名的炎熱夏季和濕冷冬季帶來了暫時解脫。然而，2024年卻不同了。幾乎沒有任何通知，警察就把盛裝參加派對的人集中起來，帶到警局，強迫他們卸下化妝和服裝，然後登記姓名、身份證號和電話號碼。身著制服的警察張貼公告稱：「禁止任何角色扮演，嚴禁萬聖節裝扮。」連天氣也變了，反常的降雨浸濕了街道。
自2022年11月的「白紙革命」以來，上海當局一直處於緊張狀態。當時，成千上萬的年輕人走上街頭，抗議嚴格的防疫措施及由此帶來的經濟和社會困境。此外，去年萬聖節期間，許多諷刺性的服飾調侃了防疫工作人員和其他敏感話題，這是當局今年無法容忍的。在全國其他地方，對經濟的不滿情緒日益增長。工人們經常因裁員和拖欠工資，在許多處於困境中的工廠前抗議，尤其是在南方省份。今年上半年此類事件發生了719起，而去年同期為696起，2022年全年僅為37起。對這些勞資爭端，當局大多以暴力進行回應，最為臭名昭著的是2022年11月，滿身防暴裝備的警察在鄭州富士康工廠外毆打工人。
在中國國內的鎮壓行動下，是其政治統治集團日益加深的恐懼感。統治集團的這種不安全感，與媒體經常將中國描繪為一個自信崛起的超級大國的形象背道而馳，也反映了中國日益加劇的經濟和社會危機。
製造業危機和失業
中國的製造業是中國亟需的外匯和投資的最大來源，但卻陷入了困境。在全球經濟疲軟、國內需求減少以及印度、墨西哥和越南等新興市場競爭加劇的情況下，出口低於預期。儘管中國的目標是向「高質量」製造業轉型，包括電動汽車（EV）和電池等項目，但全球日益高漲的保護主義威脅著中國的出口前景，尤其是在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最近當選之後。儘管有巨大的投資和潛力，但由於需求疲軟、原材料成本上漲，去年約有52000家中國電動汽車相關企業關閉。許多分析人士認為，政府對該行業的大規模補貼造成了產能過剩，——這一問題並非電動汽車行業獨有。
這些因素，加上2020-2023年間對中國科技行業的監管打壓，導致失業人數飆升。根據官方數據，中國大約五分之一的16至24歲城市青年處於失業狀態。去年，習近平在回應這些數據時表示，年輕人應該「吃苦」，暗示接受大學教育的年輕人不應看不起體力勞動或遷往鄉村。目前的失業數據也掩蓋了問題的真實規模，因為它們沒有統計農村勞動力，而農村勞動力占據了中國近3億流動工人的絕大多數。在製造業和建築業大幅下滑的背景下，這些基本上不被看見的工人可能正遭受著最大的痛苦。
「中國社會充斥著幻滅感，尤其是在年輕人當中。許多人選擇『躺平』，成為日益壯大的網上運動的一部分，以減少消費、靠儲蓄生活、盡一切可能逃避工作——這一趨勢迅速被中國無處不在的網絡審查員封鎖。」
消費支出——衡量公共繁榮和信心的晴雨表——自疫情以來一直未能恢復。大連萬達是中國最大的連鎖購物中心的所有者，目前正在出售其零售資產，以求勉強維持。在線零售商也報告了銷售額的顯著下滑，即便在重大節假日期間也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動盪已成為一個巨大的威脅。研究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這種狀況可能會帶來廣泛且持久的後果。
房地產市場的供需危機
在中國，房產一直是人們偏愛的投資選擇，因為人們很少有其他方式獲取長期資產。股市由於政治干預和缺乏透明度，其風險眾所周知，而資本管制又使得除了中國最富有、人脈最廣的精英人士之外，其他所有人幾乎都不可能進行外國投資。由於這些原因，中國人傾向於投資住宅物業，因為在過去30年裡，住宅物業的價值持續上升，富人擁有多套住宅的情況並不少見。
房市的過度投機使得住房愈發難以負擔，甚至城市的白領階層也難以承受，原因是他們的工資增長跟不上房價的飆升。到2021年，在中國購買一套住房的成本約為年均工資的29倍，而在美國這一比例目前僅為5.6倍。由於此情況，數百萬年輕人選擇放棄結婚和生育，從而加劇了中國的生育危機。
前國家統計局官員賀鏗去年對中國房地產危機進行了罕見的公開批評，據他說，中國目前空置的房屋數量已超過了需要居住的人口。儘管價格不斷上漲，但空置的住宅和高樓大廈多年來一直遍布中國大地。然而，由於富裕投機者的需求依然推動房價上漲，開發商繼續建造新的住房——至少在2020年底信貸枯竭之前是如此。更糟糕的是，隨著中國人口危機的加劇，未來購房的年輕人將會越來越少。這樣一來，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依然深陷供應極度過剩、需求不斷減少的螺旋式危機中。從長遠來看，這一危機使得房地產開發商所積累的巨額債務完全不可持續。
（2024年11月12日，工人在中國陝西省西安市的一個住房項目工地上工作。圖片來源：Costfoto/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政策制定者對這一問題已經知曉多年。2012年，在胡錦濤時期，時任總理溫家寶曾呼籲要更好地規範房地產市場，以應對高房價。胡錦濤繼任者習近平在八年後的相關政策，使這一問題轉變為一個更加緊迫的危機。
「三條紅線」如何引發崩潰
2020年8月，中國監管機構出台新規，根據房地產開發商的債務負擔限制其獲得信貸。監管機構根據每個開發商的資產負債率將其分為四類，用「三條紅線」來標示，並相應限制其獲得進一步貸款的機會。然而，由於從根本上限制了房地產開發商的現金流，這些改革引發了一連串戲劇性的事件。
隨之而來的信貸緊縮在中國經濟中引發了震盪。中國最大的兩家房地產開發商——恆大和碧桂園的破產只是一個開始。經歷了幾十年的繁榮後，資金短缺的開發商放棄了全國成千上萬的建築工地，讓購房者承受損失。許多竣工的房屋屬於「豆腐渣」類型：外牆破敗不堪，建造成本低廉，基本不適合人類居住，其真實價值僅為當前價格的一小部分。儘管一些地方政府已經解除了之前對多套住房所有權的限制，以刺激銷售，但供給過剩、房價過高和人口萎縮等結構性問題仍未得到有效解決。
國家甚至指示國有企業在某些地區購買空置房產，可能是為了支撐房價。政策制定者的擔憂是有道理的：平均而言，房地產占中國家庭淨資產的70%。根據「彭博經濟」（Bloomberg Economics）的估算，房價只要下降5%，就會抹去3.6萬億美元的住房財富。這樣一來，國家陷入了一個兩難境地：房價可能過高而難以維持，但房價崩潰則會摧毀數億家庭的淨資產。
危機的蔓延
房地產市場的危機已經擴展到經濟的其他領域。例如，中國的鋼鐵行業——全球最大的鋼鐵生產國——正面臨價格下跌和潛在破產潮，約四分之三的鋼鐵廠因建築行業需求疲軟而遭遇虧損。過去，土地銷售曾占地方政府收入的41%以上，而現在由於開發商資金緊張，土地出讓金急劇下降，導致地方政府債務飆升。
中國缺乏讓地方政府進行債務違約的手段，因此需要以刺激性現金、再融資和其他救助手段進行定期救助。儘管中央政府可以允許一些地方政府通過其他方式違約，但這對本已動搖的公眾信心構成很高的風險。此外，由於借貸市場缺乏透明度，尤其是在中國基本未受監管的影子銀行中，許多地方債務仍然是隱性債務。財政部目前估計隱性債務約為2萬億美元，但真實數字可能遠高於此。
迄今為止，政府刺激措施的效果並不顯著。儘管這些措施在金融市場上提供了短暫的緩解，但由於國家債務負擔持續膨脹，經濟並未根本性好轉。去年，中共官方公布的公共和私人債務與GDP的比率達到了創紀錄的287.8%，位居世界前列——這一數字可能並未涵蓋中國隱性債務的全部規模。儘管中國曾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後花費約16%的GDP來清理銀行的不良貸款，但當時國家的債務要少得多，且以出口為驅動的經濟正快速增長。如今，隨著經濟增長放緩和出口經濟舉步維艱，情況就大不相同了。
（2024年11月8日，中國北京，人們在熱門購物區商店外的長椅上休息。圖片來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我們是最後一代。」
2022年5月，在上海疫情封控期間，防疫工作人員站在一對年輕夫婦家的門口。一名穿著防護服的警察聲稱，如果這對夫婦不服從命令前往隔離點，將會影響他們三代人。「我們是最後一代，謝謝。」年輕男子說道，隨即當著警察的面把門關上。
中國社會充滿了幻滅感，尤其是在年輕人中。許多人選擇「躺平」，加入一個日益壯大的網上運動，減少消費，靠儲蓄生活，盡一切可能避免工作——這一趨勢迅速被中國無處不在的網絡審查員封鎖。也有一些人儘管知道可能會遭受嚴重後果，但仍以各種方式進行抗議。最令人擔憂的是，針對公眾的零星襲擊事件，包括大規模殺害學童和故意駕車撞向大量行人的事件，越來越普遍：襲擊者往往是因商業交易或其他經濟不幸而傾家蕩產的男性。政府官員已指示相關部門關注這些所謂的「失敗者」，並將其列入未來的監控對象。這種社會冷漠不僅背離經濟、社會的和諧，還讓人痛苦地想起中國歷史上曾經歷過的大規模絕望與動盪時期。
暴力回應深植於歷史恐懼之中
自中國統一以來，不滿的年輕人一直在關鍵時刻對統治者構成根本性威脅，內亂推翻或嚴重削弱了大多數歷史朝代。1850年的太平天國起義，由一名未能獲得夢寐以求的公務員職位的年輕人洪秀全發動，占領了中國南方的大部分地區，持續了14年，造成多達3000萬人的死亡，幾乎摧毀了清朝統治。不到一個世紀後，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憑藉吸引大量失意青年加入的運動掌握了政權。中國現政權深知這些以及歷史上類似的事件。
隨著危機的加劇和審查制度的失效，中共政權只能以它唯一熟悉的方式來回應公眾的不滿：粗暴的武力。這個政權曾在1989年用人民解放軍的全部力量鎮壓天安門廣場的抗議，造成數千人死亡；1999年法輪功學員在北京靜默抗議，它將成千上萬的法輪功學員囚禁；類似的迫害事件也發生在藏族和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中。在後毛澤東時代的此類鎮壓中，政權從未面臨如此深刻的經濟和社會危機。未來的回應可能會以類似的暴力強度展開。中共國最近拘留了一位頂級經濟學家，原因是他在一個私人聊天群中發表的評論，這表明北京可能會以此方式應對未來的經濟政策異議。
北京的高度警覺不僅限於國內事務。中共政權傾向於將中國的許多問題歸咎於外國人，當局的惡性反外宣傳激發了對居住在中國的外國人，包括美國人和日本人的暴力襲擊。外國人還必須面對大幅擴展的間諜法，這可能導致他們因模糊的指控而被無限期拘留。中國還增加了對外籍人員的出境禁令，使他們不得不在中國滯留，且自費承擔所有費用，自2022年以來，相關部門已突襲了幾家外資企業的辦公室。放在中國日益惡化的國內危機背景下，中共政權對外界的恐懼與敵意，也可能表明其對國內局勢日益增加的不安。
隨著經濟危機沒有絲毫緩解的跡象，改革至今也大多未能成功，中共當局越來越必須應對不滿的民眾。在天安門事件後，統治集團承諾以就業和上升空間來換取年輕人對政權的順從，而在當前債務危機不斷加劇、製造業舉步維艱的情況下，這種承諾似乎無法兌現。這些因素使得中共政權幾乎沒有其他選擇，只能在這個需要年輕人來支持其日益老齡化的社會的時刻，使用武力來鎮壓不滿。與歷史上急劇爆發的危機時期不同，這一次，隨著統治集團的恐懼不斷加深，全世界都將密切關注中共政權如何回應民眾的不滿。
作者簡介：Adam Rousselle是「Between the Lines Research」機構的聯合創始人和首席分析師。
原文連結：https://thedispatch.com/article/chinas-crackdowns-belie-fears-within-the-regi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