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漢化改革比較熟悉，但在此之前，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推行過讓中原「胡化」的舉措，正如崔浩所說：「太祖（拓跋珪）用漠北醇樸之人，南入中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自與羲農齊列。」兩者的趨勢正好相反，不過結果都導致了文明的相互滲透與吸納。胡床在這一時期受到漢族名士青睞，無疑是漢民族逐漸認同胡人垂足而坐生活方式的具體體現。
在北齊畫家楊子華的《北齊校書圖》中，可以看到南北朝後期，胡床已經從武將的「專座」進入了士人的創作空間。圖中，一名文士坐在胡床上，右手握筆，左手扶著書卷，正在審讀。
▲這名文士坐在胡床上審讀書稿。圖源：《北齊校書圖》（局部）
而圖的另一邊，有一張大床（榻），可容納四名文士坐在上面，其中一名文士似乎準備離開，他垂足坐在大床的邊緣，一個童僕正給他穿靴。從他垂足的高度看，此時的床高差不多比人的半腿還高，這與先秦僅有10多厘米高的矮床已經大不相同。
▲這張大床，也是坐具，不是臥具。圖源：《北齊校書圖》（局部）
東晉顧愷之的《女史箴圖》中，也出現了類似高度的床，一個男子垂足坐在床邊，腳正好著地。
▲這張床的高度，跟成年男性的小腿差不多高。圖源：《女史箴圖》
文物專家孫機在《中國古代物質文化》中說，床腿增高是一個信號，它標誌著中國中古時期的起居方式即將發生重大變化。這時，跪坐作為制度已開始鬆弛，垂足坐和高家具正在興起。
一個變化的時代，就這麼到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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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床在魏晉南北朝的流行，不只是為日常起居增添了一件家具這麼簡單，它的背後是中國人生活方式的顛覆性變化。本質上，這是一場日常的革命。
除了要動員精英，還要動員大眾。在針對大眾的普及與宣傳方面，佛教功不可沒。
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在魏晉時期開始流行。鼎盛期的梁朝，「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普通百姓對亂世中給予他們心靈慰藉的宗教，信奉起來也是如癲如狂，常常「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由此，佛教造像與壁畫隨著石窟的開鑿，逐漸在服飾、家具、造型等方面影響了人們的生活。
我們迄今仍能從敦煌莫高窟、大同雲岡石窟、洛陽龍門石窟等歷史文化遺產中，看到當年佛陀與菩薩的坐姿，以及所使用的坐具。這些來自天竺佛國的高型家具，如椅、凳、墩等等，悄悄來到了人們的日常之中。垂足坐的佛像，亦衝擊著人們對於這一不符合禮儀坐姿的既定觀感。
▲佛圖澄立於左，右設一床，床上設案，石虎「當案而坐」。
變化首先在僧人中發生，儘管他們曾遭到正統的抵制。
南朝時，僧侶們開始以垂足坐的姿勢進食，這引起了國子祭酒范泰等人的不滿，一場針對「踞食」的批判運動由此拉開序幕。其中，寫《夷夏論》的名士顧歡將此上升到「夷夏之辨」的高度，大罵這種吃飯坐姿是「狐蹲狗踞」。
罵得很難聽，但反過來看，當某項運動或某種東西需要煞有介事進行強烈抵制的時候，說明它已經成為社會趨勢，難以阻擋了。
恰好在這一時期，服飾的發展避免了人們改變坐姿的尷尬。
前面講過，跪坐作為傳統的標準坐姿，很大程度上是褲子結構不完善，甚至沒有內褲而無奈形成的，主要為了防止垂足坐或箕踞而走光。日子久了，這種無奈才演變成禮儀，乃至禮教。而魏晉時期對坐姿的顛覆，底氣便來自於「胡服騎射」的袴褶裝在當時的流行，上衣和褲子已經分開。雖然魏晉時人不穿褲子就出門（穿深衣，可以遮擋下半身）仍很常見，但來自馬背民族的合襠褲逐漸被各階層接受。到隋唐時，合襠褲已是服飾標配。秦漢以前為了遮羞被迫跪坐的前提，至此徹底消失了。社會上的男男女女都可以自信地說一聲：媽媽再也不用擔心我分腿坐了。
但日常生活的變化，總比我們的想像緩慢得多，這其中既有歷史的慣性，也有禮制的阻力。繼魏晉南北朝之後的隋唐五代時期，前後近400年時間，均處於這一緩慢變化的過程中。
唐肅宗時期，宗正卿李遵因被控貪污，御史中丞敬羽負責審問。因李遵是皇室成員，敬羽雖是有名的酷吏，卻不敢刑訊逼供，於是想出了一個辦法。他找李遵過來談話，兩人「各危坐於小床」。李遵太胖，跪坐沒多久就受不了了，問敬羽能不能垂足坐。敬羽回答，您又不是囚犯，怎麼能怠慢？李遵沒轍，二人繼續跪坐談話，期間李遵先後倒仆了四次，只好請求問罪。敬羽遞給他紙筆，李遵趕緊寫下了貪污贓款的數目，這才算解脫。
這個故事說明，到了唐朝中期，跪坐仍然是正式場合的最高禮儀，但垂足坐已成為非正式場合的日常坐姿。所以，失去日常訓練的胖子李遵，才無法扛過敬羽要求他正襟危坐的考驗。
為了日常坐得更舒適，唐朝人在胡床之外，又接受了椅子。通常認為，椅子或交椅是從胡床演化而來的，不過椅子或交椅增加了靠背和扶手，且椅腿高度更符合人體工程學。
文物專家孫機考證，佛教畫像之外，世俗人物坐椅子者，最早見於西安高元珪墓壁畫。高元珪是唐朝大宦官高力士的哥哥，官階從四品，葬於天寶十五載（756年）。他的畫像垂足端坐在椅子上，反映出高坐具已被當時的上流社會採納。
▲高元珪墓壁畫中的椅子。
由於整個社會高型和低型家具並存，到五代時期，我們從南唐畫家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中，可以看到傳統家具與新式家具共處的畫面。
南唐後主李煜擬用中書侍郎韓熙載為相，但聽說韓熙載「多好聲伎，專為夜飲，賓客糅雜」，於是命顧閎中混入韓家宴會去察看真偽。顧閎中目識心記，宴會結束後，繪成《韓熙載夜宴圖》，向李煜交差。
畫面一個場景中，主人韓熙載與賓客活動的中心是一張三面圍屏的榻，由主人與當晚宴會的貴賓、新科狀元郎粲坐在上面。其他坐具則有椅子，以及表演者所坐的小凳子。榻和椅的前面均有桌几，擺放食物、酒器等。由此可見，雖然新式椅子當時已被上流社會接納，但是最尊貴的座位，仍然是傳統的榻。
▲五代時期一個權貴的室內家具陳設。圖源：《韓熙載夜宴圖》
這幅畫是室內家具格局演化的一個象徵，以榻為中心，仍帶有秦漢以來的時代遺存；而接下來，跨越了這個階段的宋代，將以桌椅為中心，構建起新型的家具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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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宋代相比前代有什麼根本性的變化，那就是日常觀念的解放。
從跪坐到垂足坐，是一種歷史趨勢。但以前的人雖然也垂足坐，內心卻還是過不了禮制這一關。宋人不一樣，他們奉行的基本坐姿就是垂足坐，內心毫無負擔，你若要他們遵循禮制，不要「狐蹲狗踞」，他們恐怕要反問你一句：什麼禮制？誰的禮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