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看到的宋朝歷代帝後標準像，都是垂足坐於椅子上。帝後標準像是要傳世的，所以畫像場景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宋朝帝後的標準坐姿彰顯了不再拘泥於所謂的禮制，而是遵從現實中起居方式的改變。這背後，是實用、理性、人文的思維遍地開花。
▲宋真宗畫像，垂足坐於椅子上。
宋人遵從的現實，其實就是高型家具的普及，並徹底取代低型家具。在理學的影響下，宋代家具追求嚴謹的秩序，挺拔、明朗的簡約之美，呈現更為內斂、理性的特質。
宋代士人的家居陳設，除了幾、榻、屏風等組合之外，椅子和桌子已是陳設的一個中心。尤其是在書房中，椅子和書桌是固定組合，桌子為象徵文人雅趣的文房墨寶擺設提供了台面，椅子則可以讓主人在最舒適的狀態下讀書、寫字、賞玩或發呆。
當時最流行的坐具，亦非交椅莫屬。
蘇軾有一次經過潤州（今鎮江），當地官員設宴招待。酒席將散時，幾名歌妓唱起黃庭堅的《茶詞》：「惟有一杯春草，解留連佳客。」春草，是茶的雅稱。唱詞的意思是，惟有這杯茶，懂得我們想要留住客人的心情。這是歌妓代主人表達挽留之意。
但蘇軾聽了，故意一本正經地說：「這是要留我吃草。」
此言一出，原本站在蘇軾身後的幾個歌妓，忍不住靠在他坐的交椅上大笑不止。交椅一下子被折斷了，蘇軾一屁股坐在地上，賓客們也笑著一鬨而散。
這件趣事說明，當時的交椅還比較脆弱。因為它是由胡床加高、加靠背發展而來的，所以總體材質和結構均比較簡易。
從胡床到交椅，儘管形態發生了較大變化，但當時人對稱呼還比較戀舊，仍然會把交椅稱作胡床。蘇軾有一闋詞寫道：「閒倚胡床，庾公樓外峰千朵，與誰同坐，明月清風我。」這裡的「胡床」可以「閒倚」，說明是有靠背的，其實就是交椅。
▲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中的交椅，只露出一個靠背。
關於交椅，宋人還記載過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
南宋人洪邁在《夷堅志》中說，四川萬州（今屬重慶）人煙稀少，特別荒寂。有一回，萬州教授（朝廷派往地方的學官）召集一些朋友和同僚聚餐，一直到天黑了，仍意猶未盡。大家在官舍正廳點起蠟燭，繼續喝酒，接著奏樂接著舞。
就在此時，忽然來了一隻老虎。在座眾人嚇壞了，抱頭鼠竄。一個客人躲避不及，趕緊趴在一張胡床（即交椅）後邊。老虎直奔他來，這客人無計可施，拿起胡床頂著虎頭，胡床一下子套進虎頭。虎頭進到胡床的木架子裡，相當於上了枷鎖，老虎也很難受，就戴著胡床跑了。
第二天，有個村民進城，說在三十里外看到一個碎裂了的木架。教授派人去把那東西取回來一看，正是被老虎帶走的胡床。而那個客人昨天好像挺勇敢，實際上被嚇破膽了，病了一個多月才好。
有意思的是，宋代對交椅的改良作出最大貢獻的人，竟然是一個馬屁精和一個大奸臣。
據南宋人張端義《貴耳集》記載，太師秦檜有一次坐在交椅上，一仰頭，頭巾就掉到地上。一個姓吳的首都地方官很有眼力見兒，趕緊把頭巾撿起來給秦檜戴上。隨後，他設計了一種荷葉托首，命工匠依樣打造，安裝在秦檜的交椅上。這樣，秦檜再往後仰頭，就有個東西可以托住了，有點像現在汽車座位上的頭枕。後來，此種經過特別改造的交椅，在南宋高官圈子裡推廣開來，並被命名為「太師椅」。看來，馬屁精也能推動技術進步。
不過，從文獻描述來看，南宋的太師椅，跟我們看到的明清以後的太師椅，結構並不一樣。好在我們還能通過宋人的畫作，一窺南宋太師椅的真面目。在宋畫《春遊晚歸圖》中，一名老年官員（可能已退休）在暮色中返程，前後簇擁著九個隨從。每個隨從都有自己的職責，有的挑著戶外裝備，比如煮水用的爐子、點茶用的長流湯瓶等等，有的扛著一張茶桌，還有一人扛著一張交椅——從造型上看，正是經過馬屁精改造的、有著荷葉托首的太師椅。
▲宋人繪《春遊晚歸圖》可清晰看到一僕人扛著太師交椅。
由於宋畫非常注重寫實主義，擅長對現實生活情境進行還原，我們從中可以了解到，宋人對桌椅組合的使用場景十分廣泛，並不局限於室內和庭院裡。戶外活動也常常看到它們的身影，類似如今的野營裝備。
總之，隨著桌椅等高型家具在宋代成為日用主流，這個朝代的家具類型已經與今天差距不大。宋朝亦由此成為中國家具定型的最後一個時期。
6
明清時期是中國古典家具發展的巔峰期。與宋代以前，中國家具類型隨著坐姿的改變而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不一樣，明清要解決的現實問題是，家具在宋代基本定型以後，還能怎麼玩出花來。
晚明人李樂《見聞雜記》說，當時松江府有一個吳姓舉人，到南京遊玩時跟一個妓女產生情愫，於是逢人便說：「吾若登第，當妾此妓。」後來他的兩個願望都實現了，既考中了進士，又娶了那個妓女當小妾。此人隨後到蕪湖當稅官，收入豐裕，曾「制一臥床，費至一千餘金，不知何木料，何妝飾所成」。但這麼一張象徵豪門巨富的臥床，在此人家道沒落後，卻成了難以處理的累贅之物——「該床因巨麗難拆，遂遭摒棄」。
為了鬥富和攀比，晚明社會開始流行「細木傢伙」，就是用稀有而堅硬的木料做成的家具。時人記下當時的社會風尚：「紈絝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貴，凡床櫥幾桌，皆用花梨、癭木、烏木、相思木與黃楊木，極其貴巧，動費萬錢，亦俗之一靡也。」
晚明家具的奢華背後，是材質、工具和工藝的進步。
孫機在《中國古代物質文化》一書中特別指出，明清時期大量製作硬木家具，這和木工工具的改進分不開。他舉例說，架鋸出現於北宋，初見於《清明上河圖》。刨子則始見於元代，隨後發展出推刨、起線刨、蜈蚣刨等。這些都是製作硬木家具的必備工具。但在此之前，中國並沒有架鋸、刨子等工具，解大木時常用的方法是將一排楔子打進去，使之開裂，基本上無法製作硬木家具。
由於木工工具的缺位，宋代及以前的家具均以就地取材的軟木為主，偶有烏木、檀香木、花梨木等硬木家具的記載，但很罕見。明代以後就不同了，中國西南地區原始森林的硬木材料，源源不斷地往東部運送；東南亞地區的紫檀、花梨木、酸枝木等，也持續地進入中國沿海。中國由此出現了多個家具製作中心，並形成別具特色的區域化家具風格。如今，古董市場上推崇的明清家具，無一例外都是硬木家具。
嘉靖末年，嚴嵩父子被抄家後，一本抄家清單《天水冰山錄》開始在社會上流傳。這本清單共6萬餘字，絕大部分都在記錄嚴家的財產，類別包括金銀珠寶、絲織古玩、書畫珍籍、家具小件、土地房產等等，多不勝數。
據估計，嚴家兩次查抄贓物贓款折算銀兩約236萬兩，按購買力換算，大約相當於如今的3億元。
根據統計，嚴家被查抄的家具數量十分驚人，光床具就開出長長的清單：
螺鈿雕漆彩漆大八步等床52張，每張估價銀15兩；
雕嵌大理石床8張，每張估價銀8兩；
彩漆雕漆八步中床145張，每張估價銀4.3兩；
椐木刻詩畫中床1張，估價銀5兩；
描金穿藤雕花涼床130張，每張估價銀2.5兩；
山字屏風並梳背小涼床138張，每張估價銀1.5兩；
素漆花梨木等涼床40張，每張估價銀1兩……
此外，其他主要家具還包括：桌3051張，椅2493把，櫥櫃376口，凳杌803條，幾架366件，腳凳355條，屏風/圍屏108座，神龕41座，以及各式小木器。
誇張的家具數量背後，讓人不禁聯想嚴家幾處府第的規模有多宏大，才能同時容納上萬件家具。而這些家具也象徵著晚明頂流社會所能消費的家具類型與工藝的極限，是當時奢華風氣的具象寫照。
▲嚴嵩。圖源：影視劇截圖
就在這種崇尚奢靡的時代氛圍中，一些文人士大夫產生了「叛逆心理」，為了擺脫庸俗的指摘，轉而尋求別樣的趣味。
這裡面有兩種趨向。一種是將日用家具古董化。以前，家具大多僅具備實用功能，但晚明開始，古董家具受到追捧，在實用功能之外被賦予了收藏功能。
張岱在《陶庵夢憶》中寫過一個故事，他的二叔張聯芳有一次經過淮揚，遇到一個古董商人出賣一座鐵梨木天然幾。當時的淮陽巡撫李三才出價一百五十金想買下來，但張聯芳實在很喜歡這件古董，便加價到了兩百金，終於入手。當張聯芳帶著他的古董家具離去時，失手的李三才大怒，派兵追趕，想要奪回來。張岱說，幸好他二叔跑得快，才免去了一場因爭奪古董家具而起的無妄之災。
另一種趨向則是將日用家具藝術化。不追求過多雕刻、鑲嵌，只突出木色紋理，崇尚清新雅致、明快簡約的風格。
從明中葉到清前期，即16世紀中葉至18世紀晚期，是中國古典園林的黃金時期。這些由文人、退隱官員主導的園林建築，迷戀自然之趣，裝飾風格整體上以簡潔精雅為主，簡單的幾何紋樣裝飾隨處可見。與之相適應，其室內家具的風格便摒棄錯彩鏤金、雕繪滿眼的繁複形式，代之以質樸、簡約的審美趣味，並將這種審美升華為人格道德。
▲蘇州拙政園一角的家居陳設。圖源：圖蟲創意
晚明名士文震亨在《長物志》中對當時那種「雕繪文飾，以悅俗眼」的家具風格進行批判。一切痕跡明顯的人為製作、雕削取巧，都被他斥為「惡俗」、「不入品」和「斷不可用」。而他本人嚮往和追求的是「曠世之懷」和「幽人之致」，就是要有古意，有自然之趣。
明末清初的李漁同樣如此，崇尚「厚質無文，刪繁去奢」，嚮往蕭疏雅潔的文人氣質。
這些具有文化影響力的文人士大夫，以他們的審美能力重塑了一個時代的價值取向，從而將繁複的宮廷權貴審美壓制下去，將簡約的文人趣味提升上來。
當文人士大夫構建起一套新的家具價值體系之後，以政治權貴為代表的家具控制系統隨之被日漸消解。但，這並不代表家具中的等級觀念就消失了。相反，在整個帝制時代，以鞏固皇權為基本訴求，等級觀念始終未曾消解，而且越來越強烈，以清代為甚。
具體到日用家具領域，清代在用料材質與裝飾樣式上去體現尊卑等級。
在紫禁城中，皇帝、太后等皇室成員使用不同裝飾的紫檀木和黃花梨木家具，而為皇帝服務的權力機構軍機處，用的都是榆木家具。從紫檀、黃花梨到榆木，這差距有多大呢？
王世襄在《明式家具研究》中總結了當時的木材價格，其中紫檀木每立方尺價格154錢，花梨木每立方尺價格106錢，是最貴的兩種木料。而榆木，每立方尺價格僅為6.4錢。市場身價的巨大差異，反映的正是使用者的權力等級。
不過，朝廷官僚在辦公場所用不了名貴家具，卻不影響他們在家裡偷偷用紫檀或黃花梨等貴价家具，儘管這在當時屬於「逾制」和「僭越」。只要不查，大家心照不宣；一旦犯事，查起來，這就是一條罪名。
嘉慶皇帝當年查和珅，列了二十條罪狀，第十三條是這麼說的：「昨將和珅家產查抄，所蓋楠木房屋，僭侈逾制，其多寶閣，及隔段式樣，皆仿照寧壽宮制度，其園寓點綴，與圓明園蓬島瑤台無異，不知是何肺腸？」這裡提到的逾制建築，便是當年的和珅住所，如今的北京恭王府錫晉齋，整個大殿用楠木建成，室內裝修及家具亦用金絲楠木，處處模仿紫禁城內的寧壽宮，所以被皇帝認定為別有用心。
▲北京恭王府錫晉齋，曾是和珅的住所。圖源：圖蟲創意
但這個極端案例也表明了，家具中的等級觀念其實就是皇帝戴在各級官員頭上的緊箍咒，平時由著你來，想治你的時候才會念起來。這何嘗不是一種惘惘的威懾力？
遙想漢靈帝劉宏時代，儘管他只是一個昏庸弱主，但其對胡床的喜愛，仍然帶動了京城的跟風熱潮。可見，對皇權的模仿、追隨或逾越，自古而然。無論兩千年的家具史如何變遷，背後總有一些潛藏的觀念，從未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