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我的小學教師工作證
經過歷次政治運動的人都知道，運動進行時是不能談戀愛的。你不知道你中意的人明天是不是被整肅的敵人。如果你愛上了一個潛在的敵人，不是一起被整肅毀了一生，就是面臨揭發批判對方的特殊壓力。我就在毫不知覺的情況下，遭遇了古代愛情小說中都設想不到的困擾。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小學要複課鬧革命，那是1967年春天。為此師範學校鬧革命的學生開始分配給各個小學。我自知出身不好，又有海外關係，在政治上不能出頭，就想在教學業務上下點工夫。現在回想還是因為我內心裡不甘心這一輩子就是顆螺絲釘。
我首先設計了獨特的招生表格，和以往的不同點是要求家長把學齡前的孩子全一一登記在案。文革開始後的1966年秋季，由於學校停課，當時該入學的孩子沒有入學，他們很會在1967年和1968年秋季陸續入學。到底有多少孩子會入學？我們應該有數，我認為做一個預測很重要。
我設計的登記表還包括了1969年和1970年直至1975年該入學的學生。這樣我就可以估計未來幾年的學生數量了，以此來判斷師資和其它資源夠不夠。我知道中專學校在停課，很可能停辦，以後幾年是不會有新的教師來源了。我認為，做這樣一個調查預測有助於教學安排。
我統計了所有學齡前的兒童，也是想知道文革時的人口出生情況。那時雖然政治氣氛緊張，但不少逍遙派借停課停工之際生孩子，大街上到處可以看見孕婦。我隱約想調查一下文革對教育的影響。後來真寫過一篇文章，1974年發表在香港《南北極》雜誌上，可能是探討文革造成中國人才斷層的首篇。到現在40多年過去了，這樣的文章在大陸還是不能發表，多可悲呀。不過這是題外話，扯遠了。
那次。大約是複課開始的二月，學校里的領導都靠邊站了，於是我被派到區里匯報師資的情況，由上面一個什麼革命委員會來決定分配新教師。記得到會多是各個小學的副校長，屬於沒有被批鬥的或沒有被打倒的當權派。當然他們大多數日子全不好過。
相對而言這次是一個當時難得的寬鬆的會議，照例念完最高指示之後，主要就是各校提出需要的師資人數。這些「當權派」全小心翼翼地說：「為更好地貫徹執行毛主席複課鬧革命的最高指示，希望多分幾個老師。」但我明白他們並不想要新師資。新師資就可能是師範中專學校的紅衛兵，誰願意請「瘟神」呢？看著他們害怕又不得不要的表情，我心裡很是同情。
而我就沒有這個顧慮。我來開會前臨時找來一份教育局的師資手冊看，知道教師和學生的比例規定，我還有未來幾年入學的學生統計數字。我慨慨而言，要求分配三名新教師，理由如何如何地分析了一氣。
開完會，一位中年的副校長過來悄悄問我：「潘老師，您工作多少年了？怎麼對業務這麼熟悉？」我對他的同情心一下子消失了，我心說：「你們這幫人真該挨鬥，我這就叫熟悉業務？你們這個水平就能當校長？」
會是開了，要求也提了，全是個過場，我們學校只分到了一個中專師範學生，姓楊。工人出身，團員。因為消瘦，她個子顯得比較高，短髮，牙齒有點齙，全身罩在褪色的軍裝里，如果從背後看，你不會以為是個18歲的大姑娘。
我當時是三年級一個班的班主任。楊老師其實只上過一年中專師範就趕上文革了，幹不了班主任的工作，革委會就叫她給我當副手，兩個人搞一個班。我很高興，私心是我可以把語文課推給她，我只教少一些政治色彩的算術。她倒還認真備課，和我相安無事。那時課不多，一天就兩堂，複課全在上午，下午是鬧革命，即：學「毛選」和搞大批判。
很快我就出事了，進了牛棚，被老師和學生揭發批判。
一天，我被帶回原來擔任班主任的那個班接受揭發批判。會議室由楊老師主持。她的發言聲嘶力竭，有一股仇恨的意味。在她的控制下，班長，一個10歲的女孩指控我在課堂上把毛主席語錄憤然扔到了地上，又上去狠狠跺了一腳。這簡直太離奇了，要知道，當時這樣做，學生會馬上跑到軍宣隊揭發；而且敢這樣乾的人是會被槍斃的。
我當然否認，說：「班上那麼多革命小將，誰看見了？」不料，一排革命小將，全是我當年選擇的班幹部，齊齊地站起來，手捧毛澤東語錄異口同聲說：「我們看見了！」我頓時啞口無言，不知所措。
從那之後，在楊老師的帶領下，我被自己班的學生反覆批判，多到幾十次。我無法承認指控，但我很害怕，因為有這樣多的學生做目擊證人。我只好承認是語錄掉在地上，我沒看見踩了。
不知為什麼，這件事後來沒有作為我的罪行。我想也許是同事、軍代表、工宣隊全認為太離奇不可信吧。
到我恢復了自由，當時叫「解放」了。我在下班的公共汽車上碰到了楊老師。她尷尬地打了個招呼，就匆匆下車了。我不解地問我的朋友董老師：「我沒有得罪她呀，為什麼她對我那麼狠？」董老師笑了：「她愛上了你呀！她曾在辦公室和大家說她睡不著覺，老想你。哪知這話說出來沒有一個月，你就被揪了出來。」
原來她是為了避嫌才對我那麼狠。這可真是愛死我了。不過想想，她當時才20歲，還是個孩子，革命就恐怖地剝奪了她的暗戀，所以我並不怪她。
2024年11月0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