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緒七年（1881），中國第一條自建鐵路——唐胥鐵路正式建成通車，但鐵道上沒有傳來令人欣喜的轟鳴聲，只有一幕啼笑皆非的滑稽劇。
原來，當初李鴻章主張修建唐胥鐵路時，遭到了朝中頑固派的阻撓，在他們看來，唐山是清東陵的所在地，若在此修建鐵路，列車經過將會震動龍脈，噴出的黑煙有害莊稼，絕對不行。無奈之下，李鴻章只好換了個說，說我要建的不是行駛火車的鐵路，而是一條「快車馬路」。
於是，唐胥鐵路竣工後，李鴻章為了堵住反對者的嘴，真的用騾、馬來拉車運煤。直到兩年後，中法戰爭爆發，李鴻章才以煤需求量激增為由，為貨車裝上了火車頭，工人們專門在機頭上刻了一條龍，取名「龍號機車」。近代中國的鐵路建設，由此踏出艱難的第一步。
晚清洋務運動有兩個口號，「自強」「求富」，二者相輔相成，攸關國運。之前文章介紹的軍事工業，就屬於「自強」的範疇，而在「求富」的道路上，洋務運動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但正如拉火車的騾馬一樣，在求索的途中，總有一股無形的阻力重重地壓在身上。
▲李鴻章視察唐胥鐵路。圖源：網絡
1872年，曾國藩已至垂暮之年，不久前，他遭受「天津教案」打擊，回任兩江總督。
在人生的最後歲月，曾國藩又一次陷入焦慮，為此經常向幕僚趙烈文傾訴。有一次，曾國藩憂心忡忡地說：「吾日夜望死，憂見宗祏之隕。」我日日夜夜盼望著早死，不想親眼看到我為之奮鬥一生的王朝土崩瓦解啊！
趙烈文遠離朝政，敢於說真話。他曾對曾國藩說，距離王朝傾覆、分裂割據的局面，「殆不出五十年矣」。但聽到曾國藩「生無可戀」後，他還是不忘安慰老師：「然生死命定，不可冀求，樂死之與幸生，相去無幾。且師亦當為遺民計，有師一日，民可苟延一日，所關甫大，而忍恝然乎？」您啊，應該相信生死有命，不可強求，也要為國家大計著想，豈可對民生國事漠然視之。趙烈文此話，頗有些能力越大、責任越大的意思。
從趙烈文的《能靜居日記》中可知，曾國藩晚年多次與趙烈文談話，想要駁斥趙烈文的預言。但幾經談論，籌辦洋務多年的曾國藩不得不承認，學生的觀點自有其道理，也許，僅憑他的雙手，終究補不了天大的窟窿。
1872年3月，曾國藩外出散步，突髮腳麻，被扶進書房後，端坐三刻而逝，享年62歲，朝廷追贈其為太傅，諡號「文正」。曾國藩死後不到五十年，清朝果然完蛋了，但他和趙烈文都沒有親眼看到這一幕（後者去世於1893年）。
▲曾國藩（1811-1872）。圖源：網絡
曾國藩病逝的同一年，29歲的盛宣懷攜帶一份自擬的《輪船招商局章程》，走進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的府邸。
盛宣懷不過是秀才出身，辦洋務卻很在行，年紀輕輕已經成為李鴻章的得力助手。盛宣懷對李鴻章忠心耿耿，曾經致信表示：「竭我生之精力，必當助我中堂辦成鐵礦、銀行、郵政、織布數事，百年之後，或可以姓名附列於中堂傳策之後，吾願足矣！」
當時，李鴻章正打算聯合民間資金，籌建中國第一家近代民用企業——輪船招商局。盛宣懷為「老闆」李鴻章擬定了一份公司章程。在《章程》中，盛宣懷寫道：「中國官商久不聯絡，在官莫顧商情，在商莫籌國計。夫籌國計必先顧商情，倘不能自立，一蹶不可復振。」
官與商如何形成新的關係，權與錢如何擰成一股繩，是晚清興辦民用企業必須面對的議題。為此，盛宣懷和李鴻章提出了一個影響深遠的理念——「官督商辦」。
同、光之際，洋務運動開始以「求富」為目的，興辦各種近代民用企業。
李鴻章有一句話，指出「搞錢」的重要性：「必先富而後能強，尤必富在民生，而國本乃可益固。」
洋務運動的興起與晚清地方勢力的崛起不無關係。平定太平天國後，清朝出現了「財權的非集中化」，地方督撫握有豐富的財源（地丁、鹽課、厘金、茶稅等），在興辦軍事工業時，大部分企業都是依靠地方財政興辦起來。
但是，辦軍工是一個很「燒錢」的活兒。國防建設需要來自經濟、交通、教育等各方各面的支持，洋務派不僅要解決原料、經費、技術的問題，還要面對外資擴張、洋貨傾銷、運輸不暢等種種難題。
因此，在「自強」的同時，「求富」運動應運而生。洋務派希望，通過這些企業，以「民用」養「軍用」，從「富國」致「強兵」。
李鴻章首先將目光投向了航運業。
自從國門洞開後，外國輪船逐漸橫行於各大通商口岸，不斷侵占中國沿江沿海之利。洋務運動時，李鴻章說，「各口岸輪船生意已被洋商占盡，華商領官船另樹一幟，洋人勢必挾重資以侵奪」，「須華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棧，自籌保險」。面對來自外國航運業的挑戰，商人容閎、趙立誠等也紛紛提議成立中國的輪船公司。
在此背景下，1873年1月，輪船招商局在上海正式成立。輪船招商局草創時期，李鴻章一路保駕護航，不僅化名「李積善」投股5萬兩，還撥墊直隸「練餉錢二十萬串」。
▲輪船招商局上海總辦事處。圖源：網絡
作為晚清最大的民用企業，輪船招商局奠定了「官督商辦」的基調。
「官督」的意思，即企業受官方保護、扶持和監督。「商辦」，即由商人經理業務和承擔盈虧，具體表現為，資金上，由商人集股作本；經營上，由商人按照規程自行經營。
李鴻章創辦輪船招商局，起初以淞滬巨商出身的朱其昂為總辦，後又委任當時名望甚高的兩大「買辦」唐廷樞、徐潤主持招商局事務。
所謂「買辦」，是葡萄牙語「康白度」（comprador）的譯文，指的是近代以後，為外國商行工作，負責推銷商品、收購原料和中間貿易的中國商人。以買辦的籍貫劃分，主要有廣東的香山幫、江蘇吳縣的東山幫和浙江的寧波幫等。這些商人在與洋商的合作中獲取了巨額的財富，並且掌握了經營、投資近代企業的能力，成為新一代的弄潮兒，影響力不亞於晉商、徽商等傳統商幫。時墮胎傳著這樣的諺語：「徽幫人狠，見了山上幫（東山幫），還得忍一忍。」
以唐廷樞為例。出生於廣東香山縣的他，從香港一家拍賣行的低級職員做起，後來一步步成為英國怡和洋行的總買辦，他一人握有怡和洋行華海輪船公司全部股本的1/4。
在怡和洋行工作期間，唐廷樞展現了他作為「職業經理人」的過人能力。
19世紀60年代，受美國南北戰爭的影響，世界各國的棉紡織廠缺乏原材料，於是大量外國企業在中國採購棉花。唐廷樞抓住這一機遇，出資創辦了棉花行「修華號」，後轉售給怡和洋行。通過收購棉花大賺一筆後，唐廷樞又向怡和洋行提議投資航運業，開闢了上海通往國內外多地的航線，為洋行帶來豐厚的收益。
▲唐廷樞（1832-1892）。圖源：網絡
另一個大買辦徐潤，同樣是廣東香山人，加盟招商局前曾擔任英國寶順洋行的總買辦，經營當時上海最大的茶葉出口生意。
1873年，在經歷早期的虧損後，李鴻章任命唐廷樞為輪船招商局總辦，徐潤、盛宣懷為會辦。
唐、徐二人加入後，招商局很快便有了起色，先是仿照洋行，公開招股籌資，規定「以一百兩為一股，給票一張，認票不認人」，「以收銀日為始，按年一分支息，一年一小結，總帳公閱，三年一大結，盈餘公派」，唐、徐帶頭投資入股，成為股東。此舉使輪船招商局成為中國近代第一家股份制企業，僅過三年，就有了股本68.5萬兩。
輪船招商局站穩腳跟後，與美國旗昌洋行、英國太古洋行等長期壟斷長江航運的洋行展開了激烈競爭。此時的輪船招商局，上有朝廷支持，下有商人入股，內有唐、徐等人的苦心經營，外有盛宣懷出面四處籌款。後來，美國旗昌洋行經營不善，宣布退出中國航運業，以220萬兩白銀將旗下輪船公司轉賣給輪船招商局。
輪船招商局後來居上，收購旗昌輪船公司，堪稱近代中國「商戰」的一大勝仗。之後，輪船招商局又與太古、怡和等洋行簽訂齊價合同，成功反抗洋商的傾軋。晚清時期，輪船招商局的分局分布於煙臺、漢口、天津、福州、廣州等國內城市以及新加坡、橫濱、神戶等外國港口，客運、漕運等運輸業務在中國獨占鰲頭。
這也難怪，李鴻章在看到輪船招商局蒸蒸日上後，得意地說：「招商局實為開辦洋務來，最得手文字。」
1882年，另一位「香山幫」的買辦鄭觀應在與英國太古洋行合同期滿後，接受李鴻章邀請，加入輪船招商局，後擢升為總辦。
鄭觀應出生於知識分子家庭，雖然以經商為生，但十分重視理論學習，更是一名維新思想的擁躉，著有《盛世危言》、《易言》。他率先提出了「立憲法」、「開議會」的主張，對後來的康有為、梁啓超、孫中山等皆有影響。
鄭觀應將西方國家對近代中國的掠奪分為軍事侵略的「兵戰」和經濟掠奪的「商戰」，主張與西方國家「商戰」。他說，「中國自通商以來，未受通商之益，反受通商之害」，應該「初則學商於外人，繼則與外人商戰」。鄭觀應還有一個夢想，就是希望中國在上海舉辦世界博覽會，吸引來自各國的企業（「欲興商務，必開會場。欲籌賽會之區，必自上海始」）。
正是懷著這樣的理想，鄭觀應投身到官督商辦的事業中。但是，洋務運動中的官督商辦，既成就了輪船招商局等近代企業，也帶有明顯的不足之處。
▲鄭觀應（1842-1921）。圖源：網絡
首先是商人具有逐利性，在經營上難免與制度發生衝突。
比如徐潤，在招商局任職時曾挪用公款，用於房地產投資。1883年，上海發生金融危機，徐潤的房地產生意賠光了，給招商局帶來16萬兩白銀的損失，成為一大醜聞。經過此事，徐潤被迫退出招商局的經營。離開之前，他還站在商人的視角，認為自己作為出資股東，應該可以按照既定章程提取分紅，想用這筆分紅抵消欠款。但在官督商辦的企業中，官大於商，所以，徐潤有理說不清，只能被踢出局，變賣家產還債。
中國士大夫歷來以商為末、重本抑末，即便是一向開明的李鴻章，對商人的越界也是無法容忍的。徐潤出事後，李鴻章決定加大招商局「官督」的力度，次年任命其心腹盛宣懷主管招商局，身兼督辦、總辦，此後，盛宣懷執掌輪船招商局長達三十餘年。
官督商辦的另一個問題，是晚清官僚制度中，存在著不少徇私舞弊的落後現象。
美國學者郝延平在《中國近代商業革命》評論洋務運動時說：「在中國工業發展中，官僚主義開始比企業家精神起著更重要的作用。」這就導致企業內部任人唯親，機構臃腫。在一些官辦或官督商辦的企業中，董事們「引用親朋至二三十人之多」，各級官吏也「紛紛薦人」，「甚至宮中亦有掛名應差，身居隔省，每月支領薪水者」。
和「自強」運動一樣，「求富」運動篳路藍縷、幾經波折，但總算有所成就。
戰爭中，情報戰至關重要。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英國架通了從印度到香港的電報線路，沙俄皇室也通過洋商架設了從海參崴到上海、香港的線路。電報的信息傳播起來，可比快馬加鞭迅捷多了，洋務派力主興辦中國人自己的電報線路。
但是，電報事業遭到了頑固派的抵制，他們的理由竟然是，架設電線會破壞風水，有辱先人。
有個叫陳彝的工科給事中上奏稱：「電線之設，深入地底，橫衝直貫，四通八達，地脈既絕，風侵水灌，勢所必至，為子孫者心何以安？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藉使中國之民不顧祖宗丘墓，聽其設立銅線，尚安望尊君親上乎？」
這個說法很扯淡，意思是，在中華大地上架設電報線路，就是不顧地底下埋著的祖宗，這種行為是不孝，不孝的人連祖宗都不在乎，眼裡肯定也沒有君上囉。你看，這些腐儒很有意思，遇到事情先把「忠孝」二字擺出來，靠政治正確來詭辯，以為這樣就沒有人敢反駁他們。
好在這種聲音沒有蓋過洋務運動的聲威。
李鴻章認識到，「電報實為防務必需之物」，1881年，他委派盛宣懷籌設的津滬電報線完工，中國電報總局正式成立。
電報總局的線路起初主要用於軍務和政務，經費用北洋軍餉墊支。成立次年，為了抑制虧損，電報總局同樣採用「官督商辦」形式，開始招集商股，架設蘇、浙、閩、粵的電線，電報亦用於商務。到1894年，中國形成了約46492里的電報網，東北至吉林、黑龍江俄界，西北到甘肅、新疆，東南至福建、廣東、台灣，西南則達廣西、雲南，「殊方萬里，呼吸可通」。
在軍工建設中，煤礦是極其緊要的資源。有學者統計，從1858年到1872年，中國的煤炭進口量從2.9萬噸增至15.9萬噸，這無疑是一大經濟負擔。自開煤礦，迫在眉睫。為此，李鴻章上書說：「船炮、機器之用，非鐵不成，非煤不濟。」
1875年，清廷批准「開採煤鐵事宜」，命李鴻章、沈葆楨「先在磁州、台灣試辦」。到了1878年，李鴻章委派曾任輪船招商局總辦的唐廷樞成立開平礦務局。該局採用西洋採煤技術，投產次年即產煤3.8萬餘噸，十年間增長10倍以上，有力地抵制了進口煤。
隨著開平煤礦開採量與日俱增，李鴻章建議修建一條鐵路，方便將煤炭送到最近的北塘海口運銷，該鐵路起自唐山，止於胥各莊（今河北唐山豐南區），故稱「唐胥鐵路」。
▲開平礦務局唐山礦。圖源：網絡
早在1876年，英國怡和洋行就修建了中國境內第一條可投入營運的鐵路，吳淞鐵路。這條僅有14公里的鐵路在中國引起軒然大波，朝中頑固派的大臣認為，修建鐵路會驚動神靈、祖先，破壞傳統農耕生產方式，表示強烈抗議。
於是，吳淞鐵路通車後僅僅三個月，清廷以28.5萬兩白銀的價格買斷，隨後將吳淞鐵路的路基、站房全部拆毀，車廂、機車、鐵軌等則由洋務派官員劉銘傳運往台灣。本來計劃在台灣鋪成一條新鐵路，但實際上，這些鐵路材料長期在台灣風吹雨淋，已然廢棄。
開平礦務局成立後，鐵路之議再度提上日程。
劉銘傳在李鴻章的授意之下，上《籌造鐵路以圖自強折》，其中寫道：「鐵路之利，於漕務、賑務、商務、礦務、厘捐、行旅者，不可殫述。而於用兵尤不可緩。」劉銘傳提議，修建北京到清江浦、漢口、盛京、甘肅的四條鐵路，如果資金不允許，可先修建北京到清江浦（今江蘇淮安）線。
為了修建鐵路，李鴻章寫成著名的《妥議鐵路事宜折》：
士大夫見外侮日迫，頗有發奮自強之議，然欲自強必先理財，而議者輒指為言利。欲自強必圖振作，而議者輒斥為喜事。至稍涉洋務，則更有鄙夷不屑之見橫亘胸中。不知外患如此其多，時艱如此其棘，斷非空談所能有濟。我朝處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自應建數千年未有之奇業。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於危弱，而終無以自強。
李鴻章「數千年未有之變局」的論斷振聾發聵。然而，反對者依舊不聽，甚至指責李、劉二人是「賣國賊」，說：「觀該二臣籌劃措置之跡，似為外國謀，非為我朝謀也。」
因此，當李鴻章頂住壓力開闢唐胥鐵路後，仍然遭到強烈抨擊，便出現了文章開頭所說的「馬拉火車」奇景。
▲圖源：影視劇照
在晚清大變局中，中國不乏先覺者，但他們總是受到傳統逆流的衝擊。
19世紀70年代，清廷派出郭嵩燾和劉錫鴻到歐洲擔任外交官。郭、劉二人都親身體驗了歐洲的社會生活，回國後，他們的見識卻大不相同。
李鴻章等人籌建鐵路時，劉錫鴻上書表示反對，認為修建鐵路有害無益：「火車實西洋利器，而斷非中國所能仿行也。臣竊計勢之不可行者八，無利者八，有害者九。」劉錫鴻洋洋灑灑寫了數千字的奏摺，列舉的理由有鐵路破壞風水、鐵路安全難以保證等。正是在劉錫鴻等守舊者的阻礙下，清朝的鐵路建設推遲了數年。
曾與劉錫鴻共事的郭嵩燾，卻有不同的見解。作為清朝第一任駐英公使，郭嵩燾出國後，以六十高齡苦學英語，積極走訪英國各地，如饑似渴地吸納洋學。
郭嵩燾不僅認為西洋的輪船槍炮值得清朝學習，還指出其政治、文化更有可取之處。他說：「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造船、制器，相輔以益其強，又末中之一節也。」
對此，歷史學者蔣廷黻有個觀點：「自強運動的領袖們並不是事前預料到各種需要而訂一個建設計劃，他們起初只知道國防近代化的必要。但是他們在這條路上前進一步以後，就發現必須再進一步；再進一步以後，又必須更進一步。其實必須走到盡頭然後能生效。」
但郭嵩燾的這些建議在傳統士大夫看來是離經叛道，就連他的湖南鄉親也無法理解。有人撰寫了一副對聯罵他：「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時人王闓運在日記中說：「湖南人至恥與為伍。」
▲郭嵩燾（1818-1891）。圖源：網絡
訪歐期間，郭嵩燾的同事、駐德公使劉錫鴻一向頑固守舊，對郭多加詆毀，甚至羅列郭嵩燾的「十宗罪」，向朝廷打小報告。這些所謂的「罪名」全是細枝末節，包括「披洋人衣」「見巴西國主擅自起立」「柏金宮殿聽音樂屢取閱音樂單」等，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最終，不為時代所容的郭嵩燾招致謗毀，被調回國。
在此起彼伏的謾罵聲中，郭嵩燾回國後難以出任要職，只能稱病辭歸，隱居鄉野，從事著述的工作。
時也，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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