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歷史要只讀出這麼些糟粕玩意兒，那真還不如不讀。
這兩天網際網路上突然熱傳起前網絡作家、現體制內官員當年明月的一個流言，我看了那個流言，個人覺得是挺不可思議加荒誕不經的。據我對體制內的了解，這樣事情不太可能真的發生，就算發生了也不會是現在這種反應。流言的本身流傳代表的更多是大眾熊熊燃燒的八卦之魂，以及對當年明月這位寫而優則仕的作者的複雜心情。
不過，說起當年明月，他大約是初代網紅作家，當年一本《明朝那些事兒》掀起舉國明朝熱，稿費據說拿了數千萬、直到今天每年可能還有幾百萬的進項。這樣一個已經掙了這麼多錢的寫手，放棄閒雲野鶴、優哉游哉的財務自由生活，而要轉身投入官場。拋開懷有「為人民服務」的極大熱情的可能性不說，當年明月當年的這個選擇本身，其實就說明了他自己也認同其在《明朝那些事兒》當中褒揚的一些人生價值取向——也算是一個比較誠實，言行合一的作家吧。
言歸正傳，明月寫《明朝》並引發全國大火的時候，我還在讀中學，學校食堂的小書店裡就賣他的這套書，有時候吃完飯還會去翻讀兩下——但每每只是翻讀兩下，就會立刻放下——因為讀不下去。
現在想來，我對《明朝那些事兒》這本書的本能反感並不是因為當年明月老師寫的不好，而是恰恰相反，當年明月老師十分理解並傾慕他書中所寫的那種明朝官本位邏輯，他把這套邏輯寫的太清晰、太透徹了。
這就好比一個大作家給你描繪吃屎時的感覺，描繪的越真實、越清晰、越透徹，你可能反而會越反胃。因為你會本能的真的覺得屎噁心、難吃，真實、清晰、透徹對於這樣一個被描述物來說不是好消息——尤其是作者似乎還是在以讚美或者說部分肯定的筆法去這樣寫的時候。
什麼是明朝的官本位體系呢？簡單的說，它是一種社會驅動制度。
在中學歷史教科書中我們會學到，大約就在明朝建立並且延續的這段時期內，歐洲發生了資本主義革命，最先是在商貿領域的，隨後延伸至工業，最終蔓延至政治。資本主義簡單的說，就是一種以金錢為驅動整個社會運轉之血液的社會運行方式。大到一個社會組織人們協作某項工作（無論戰爭還是生產），小到一個個人實現個人成功，證明自己是「上帝的選民」，歐洲人逐漸把推動這些事的原動力從中世紀的信仰轉化為流動的金錢，這就是資本主義體系。
而明代的官本主義體系是一個與這個體系剛好相反、相對應的體系。明太祖朱元璋當年驅逐蒙元，奪得天下，在總結元朝失去天下的原因的時候說了一句很具代表性的話:「元以寬失天下，朕濟之以猛。」
這話翻譯翻譯，大約就是成龍大哥的那句「我覺得中國人就是欠管」。糟糕的是，成龍大哥作為一介演員，這話只能是說說而已，而朱元璋作為明朝開國皇帝，他是真的有能力實現這個狂想的。
你去查閱一下朱元璋留下的《皇明祖訓》和《大誥》等文件，會發現朱元璋給明朝設計的這套體系幾乎無處不瀰漫著一種管束思維。
按照朱元璋的設想，明朝的老百姓幾乎就像植物一樣生長在他們所出生的那片土地上，從幾乎一出生開始，他們的一輩子就被決定了。
首先是工作問題，朱元璋懷著慈父般的「善意」，給明朝老百姓制定了細密而嚴格的戶籍制度，祖上務農，那你家就世代務農；祖上當兵，那你家就時代當兵；祖上當工匠，那你家就世代當工匠，還細分為石匠、瓦匠、木匠、鐵匠、甚至補鍋匠等等等等。而祖上倚門賣笑或者出過一個什麼人忤逆過皇上，那不好意思，請你家世世代代買皮肉或者拉皮條下去——當然，除去最後一種「賤籍」倒霉蛋，上述各種「戶」理論上還有一種改變命運的方法，那就是去讀四書五經考科舉當官，中國人喜歡考試的種族天賦就是這麼來的。
工作之外，你的居住生活地也受到了極大的限制，老百姓沒有正當理由不許出國這個事情，在元以外的前朝古已有之，但明代是第一個開創性的把這種遷移管束細化到每個縣的朝代。在明代，如果你身為農民想要出自己的縣辦個事兒，就必須到縣衙說明情況，開具介紹信（路引），沒有路引或者跑到路引上以外的地方亂竄的盲流抓住是要受罰的，輕則挨板子，重則充軍。
所以金庸先生在武俠小說中幻想的江湖大俠們仗劍走江湖、走到哪個客棧就拍出幾兩碎銀子打尖住店的場景。至少在明代朝廷還說了算、沒有對社會失控的中前期，是不可能實現的。
哦，對了，也是因為這種幾乎取消了自由商業市場的強管束思維，明朝作為西方人口中的「白銀帝國」其實一直沒有成功建立一套有效的、以鑄造銀元為基礎的銀本位體系。而始終只能使用落後的「銀兩」，這件事情最終間接導致了明朝沒有能力利用原始金融手段扛過17世紀一度席捲全球的銀荒危機，最終敗亡在銀荒和小冰期的聯合夾攻之下。
而明朝銀元（以及紙幣）體系失敗的根本原因，也在於朱元璋在設計這個體系的最初就是極度輕視甚至恐懼自由商貿的力量的。官方指定的貨幣政策始終缺少有力量的工商業階層與其博弈並提供貨幣的價值錨定，當然不可能成功。
憑藉淮西農民的樸素認知，朱元璋極度迷信家長權威和管束的力量，他所設計的大明王朝宛如一個農家院落，農民是地里的植物、官員是豢養的家畜、兵丁是看門的鷹犬，皇親國戚們按照血緣親疏和等級秩序是家裡不同階層的成員，而皇帝本人則是整個大家族的家族長，擁有操控和管束一切的權威，並打心眼裡認為這樣的管束是對整個莊園所有生命體都有利的最優解。
可是朱元璋的這個設計存在一個他的認知無法認識到的致命問題。
那就是——當你選擇了官本而非資本去成為整個社會運行原動力的時候，腐敗就一定會作為一種該算法下甩不脫的計算冗餘，巨量的出現。因為指導和催動這個社會進行一切活動的原動力不是金錢而是皇帝「借給」各級官員的權力，官員們拿著暫借來的巨大權力，就一定會常識將它進行尋租並變現，然後通過變現獲得的金錢或人情換取更高階的官位，以讓自己在這場遊戲中獲取更有利的位置——這其實是一個比馬克思所批判的資本主義社會更加噩夢的運作邏輯。
所以問題很快就出現了，在明太祖朱元璋時代，官員的腐敗就已經達到了相當驚人的程度。
然後，是眾所周知，朱元璋想了很多別出心裁的土辦法來懲治貪污。僅郭桓案、空印案這兩樁大案，就殺死數萬名官員。此外還有著名的貪污多少貫錢以上就「剝皮實草」立在廟門口供後世官員警戒。
甚至朱元璋還想到了發動老百姓監督官員，規定如果官員作奸犯科橫行鄉里，老百姓可以直接把官員綁起來押解京城，去敲皇帝專設的「鳴冤鼓」。
但所有這些別出心裁的妙想，最終都逃不脫慘烈的失敗。其實朱元璋晚年自己就疑惑的感嘆過，說這貪官怎麼殺也殺不完呢？「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屍未移而人為繼踵，治癒重而犯愈多！」（《御製大誥續編·罪除濫設第七十四》）
其實朱元璋吃了沒文化的虧，馬克思批判說資本主義制度下人們為了成倍的謀利可以「踐踏世間的一切道德底線」，說這是資本主義社會以資本驅動社會難解的胎毒。但馬克思沒有生活在朱元璋設計的明朝，如果他能活在洪武年間，他會發現，以皇權試圖統管一切的權力為驅動官本主義社會下，宦海浮沉的官員們豈止會「踐踏一切道德底線」，就連皇帝定的王法，和從小四書五經的反覆教育都是無效的。
真正值得奇怪的，反而是這個系統在朱元璋時代已經基本宣告實驗失敗的情況下，居然還能修修補補、踉踉蹌蹌的維持兩百多年，然後才真正進入明末大紛亂。明代的大部分時期，其實是在一套已經被驗證失敗的設想卻不可更改的前提下，整體社會在超低效的空轉。理解了這個背景，你就知道明代的中國被同時期相繼發生地理大發現、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歐洲飛速超越，是一件一點也不奇怪的事情了。
非常好的洞悉明朝這個問題的歷史學者，其實是黃仁宇，他的《萬曆十五年》寫到最後，說的就是這件事——到了萬曆十五年（公元1587年）這一年，無論是皇帝、能臣、勇將還是海瑞、李贄這樣的社會批判者，都已經無法再從明朝的這個生存死局中再尋求到什麼有效的出路，幫助整個大明王朝脫困了。
而這樣的反思，在《明朝那些事兒》這本書中，我們是看不到的。當年明月老師之所以能被後世明粉們所稱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是站在肯定、甚至稱頌朱元璋對大明的這個設計思路的角度去構建這本書——某個能君或者賢臣，他有什麼什麼卓著的遠見，怎樣爬上大柄在手的高位，動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做什麼什麼樣的事情。——過度被推崇和肯定的權力本來是扼殺和窒息明代社會活力和出路的慢性毒劑，可是當年明月老師卻選擇了肯定它以飲鴆止渴。所以這本書的局限性其實是非常大的。
當然，我們也不應當過於苛責當年明月老師，你去看《明史》或者《國榷》會發現這些有關明代的傳統史書，會發現它們所採用的撰寫和分析方式也就是這個樣子——明君賢臣如何興國，昏君奸臣如何誤國，把一個個傳記講完，告訴你歷史的發展就是對大人物賢不賢的碰運氣，就結束了。這就是傳統中國史學一直沿用並在明以後大幅加強的「忠奸史觀」。
問題是，《明朝那些事兒》畢竟是一本現代歷史科普讀物——哪怕是科普讀物，它也算是一本歷史書。它是誕生在黃仁宇寫了《萬曆十五年》、魏婓德寫了《洪業》之後的，然而它所沿用的分析歷史思維卻如此之原始，通篇充斥了忠奸史觀、人治思維、加上一點點不算太成熟官場智慧、人際關係厚黑學，這樣一本書居然能在21世紀初被寫出，並且長期霸占暢銷榜的榜首，其實是一件蠻令人驚訝並且悲哀的事。
當然，我這裡不想過度苛責當年明月老師本人，作為一個創作者，採用什麼樣的歷史分析方法和寫作手法，那是他的自由。真正的問題，其實出在當年熱捧該書，並把其推上銷量榜首的我們這些受眾身上——不說近二十年前，哪怕直到今天，很多中國人讀歷史尤其是國史最重要的閱讀期待，可能依然是獲得一種「處世智慧」，怎麼與人鬥、怎麼拉幫結派、怎麼在伏低做小時委曲求全、一朝得志之後善保祿位……總之就是一整套處世厚黑學。
讀歷史要只讀出這麼些糟粕玩意兒，那真還不如不讀。
不可否認，當年明月老師把這些東西寫的很透，甚至從字裡行間，我能體會到他在研究、思考這些事情時的興奮感。而這恰恰是迎合了大多數中國人對歷史的閱讀期待的。
而我從一開始就覺得，我與《明朝那些事》這種書八字不合，我覺得這種津津樂道於近兩千年的鬼打牆到底怎麼走的書籍，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史學價值。在《法哲學原理》中，黑格爾說：「從本質上來講，中國是沒有歷史的。因它不斷重複著王朝的覆滅更迭，其過程中整個國家沒有任何進步。」
當然，這是黑格爾對我們的一種可惡而錯誤的偏見與歧視。
但，如果我們對歷史的認知和反思，至今還僅滿足於《明朝那些事兒》的這個段位，還將其奉為瑰寶。那黑格爾的這個歧視，卻又會接近得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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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根結底，我其實不太關心當年明月老師精神狀況到底如何。
當然，憑著樸素的善意和不願輕信流言的嚴謹，我相信並祝願他健康。
但有人若說他是因為「思想走的太遠」而魔怔了……請原諒，我是不信的。
我覺得以當年的寫作思想看，當年明月老師是一個非常能適應並接受現實的寫作者。誠然，由於理想與現實的差距，文人發瘋的案例確實不少，但當年明月老師，是最不容易走上這條路的那一類——他的理想和現實，從當年起，就是比較貼合的。
當年，雍正皇帝曾說過：「朕時自信，尚不如信鄂爾泰之專也。」
我想套用這句話——我很相信當年明月老師的精神健康，比我相信自己不會發瘋，更信他不可能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