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70年代初，我進了工廠，學徒滿師後就有了探親假，由此當起採購員。小本上記滿張三李四的採購記錄。探親假的12天寶貴時間，有一大半花在為他人購物上了，我像條狗似的在上海灘東竄西跑尋尋覓覓，累的人直趴下。
那時流行的話：在廠子裡上班下班東混西混做個「小混子」，在領導面前唯唯諾諾低頭哈腰做個「三孫子」，回家探親大包小包採購運輸做個「毛驢子」。不過畢竟能回家了，為人採購做個「毛驢子」也成了樂事一件。
那年頭雖然生活艱難、政治壓抑，但人們對時尚的追求依然頑固，「臭美」真是一種天生的本能。尤其是東北娘們，實在是愛俏。腳板本就粗大，偏偏喜歡上海的女鞋，還問：上海哪兒出的女皮鞋最好？這我知道——南京路上的「蘭棠」啊。
朋友桂未谷的嫂子仲婉從上海音樂學院聲樂系畢業，分配到吉林省歌舞團任花腔女高音，一曲《千年的鐵樹開了花》「花」得實在是好，我們特地坐火車（車票一塊二）去長春看音樂會為她捧場。在省歌舞團（什麼大道的轉彎角上）的樓里，我們東張西望注意款款走來舞蹈隊的美女：呀，太瘦了！然後跑到「桂嫂」的宿舍里，騙了一頓午飯。在那裡斷斷續續聽到一些關於她的同學「姚姚」的故事；又說起朝鮮，一個清潔衛生得實在沒有多少事物的國家的見聞。「桂嫂」還給我們展示了「蘭棠」皮鞋店為她出訪朝鮮定做的皮鞋，淺淺湖綠色的船鞋，確實漂亮，於是記住了「蘭棠」。
這下好，自己顯能一吹，娘們師傅就點名要「蘭棠」的。
不說上海買皮鞋要「工業卷」，單說那上海女鞋做的又細又窄，你東北老娘們的大腳如何裝得進去？娘們說了，沒事兒，就是喜歡滬產女鞋那份「秀溜」勁兒，喜歡那股精緻小巧樣兒，擠腳也不怕，不礙事。那時流行「丁字」皮鞋，娘們的肥腳硬撐了進去，那一豎的兩邊就鼓鼓的，腳背胖肉凸起，肉感得很，左看右看，看順眼了，倒也別有韻致。
可怕的是，東北娘們的嗅覺特別靈，上海流行什麼全知道，什麼「一把抓」紗巾，什麼泛光的「的確良」春秋兩用衫，什麼純聚酯纖維針織兩用衫，也不知哪兒來的情報。
手頭竟然還保留著某年採購的明細，有要什麼化纖長褲的，什麼模壓船形皮鞋的，舊手錶要換面翻新的，要白塑料底鬆緊鞋的，要支援越南的那種壓縮餅乾的，指定要上海兒童食品廠嬰兒奶糕的，有要帶什錦奶糖的，甚至縫紉機用幾號幾號針的、繡花用各色絲線的……
還有後來常被全國各族人民拿來恥笑「阿拉上海人」的套在脖子上的各色男女假領，更是每次採購必備的。那男式領子裡襯有塑料硬片，洗了不變形，特別挺括；那女式假領鑲有各式花邊，爭奇鬥艷。
為了給師傅們採購，我跑遍南京路、淮海路、四川路，走遍曹家渡、老西門、提籃橋，流竄徐家匯、大自鳴鐘、城隍廟。
有時躺在床上常想，他媽的，找老婆，一定要找個營業員，省多少事！再貪心一點，美滋滋地胡想，最好是「中百一店」的，「永安公司」也不錯啊。於是人在商店一心兩用，一邊購物橫生邪念：這小姑娘不錯！可一想起自己已不是「上海人」，連蘇州河的黑水臭水每年也只能喝上十來天，於是自慚形穢，馬上「鬥私批修」，打消歪念。
曾經有樓上樓下倆鄰居小姑娘吵架，樓上的理虧，樓下的得理不饒人，樓上的小姑娘節節敗退，情急之下大喊：「阿拉是上海戶口！儂啥地方格？」插隊在安徽的樓下小姑娘果然一擊而被點中死穴，一愣之下頓時變了臉色，啞口無言。樓上小姑娘遂反敗為勝。這是我的朋友後來去了美國的梁志尚說的，就發生在他家樓里的一個真實的故事。
樓下小姑娘的死穴，正是我等的致命要害，原來回家才是真正的「灰孫子」，一想至此，果然萬念俱灰，還是老老實實繼續做好自己「毛驢子」的工作吧，不要自尋煩惱，要做個快快樂樂的毛驢子。
那陣子靜安寺緊靠「百樂門舞廳」（共產黨來了改成「紅都劇場」）的「九百」，就似一條長長的主弄堂，再縱向一條條支弄（曹家渡有丬「朝陽」百貨商店也是這樣的布局），印象中光線灰濛。就在「支弄」里見到了苦苦尋覓的「一把抓」紗巾。可那營業員老頭不肯多賣，5條，一次只能買5條。好，下午再去，老頭眨巴眨巴眼，搖搖頭，又賣了5條給我。回廠還是不夠分的啊，第二天，我哥哥出馬，再去。老頭一見，豎眼：昨天不是你嗎？哪裡，認錯人了！總算又買回來5條。
還有一次為了買到男式皮鞋（當時只有所謂「青年式」，後來才有了包邊的「荷蘭式」），從上午店門一開就擠在南京西路的「博步」皮鞋店，人擠著人，前面的探著身子趴在櫃檯上，後面的貼著前面的臀部，不知誰聽來的，說今天有貨！營業員一再申明沒有的事，人擠人大家就是不走。中午在石門路鳳陽路口的小點心店吃了「生煎饅頭」，再去泡著，浪費了一天時間。
門衛老趙要滬產「春蕾」表，偷偷跟我說，什麼什么姨啊姑啊的親戚要結婚了，無論如何幫幫忙。咱哥倆關係還不錯，上班時間溜出去。老趙常睜眼閉眼看不到的，這忙得幫。寫信回家，把任務扔給了家裡，家裡怎樣忙活我管不著了，反正家裡父母哥哥姐姐全體動員，總算搞到「表票」，托人捎來了「春蕾」，那表好像要120塊錢吧，要3個月的工資。「春蕾表」裝在黑色絨布的翻蓋盒裡，表面上小巧精緻的紅色花蕾炫目，透著一絲高貴氣兒，當年瞅著，也真是彈眼落睛的。
比較煩心的是開口要掛麵（卷子面）的，3角2分一卷（一斤），給別人帶，我還不會自己帶？雖然上海也是憑「購糧證」每月限量供應，但總有辦法的，為了幫我買掛麵，我的姐姐每次要到靠近浙江的金山小鎮上去買。問題是實在帶不動啊，想想每次回東北買火車票、上火車的艱難就害怕，上海到烏魯木齊的52次，到三棵樹的56次，還有到成都的、到昆明的，那都是有名的「強盜車」啊。上海灘有多少「強盜」發配流放到全國各地，年輕的是下鄉知青，中年的是支內職工，老年的是解放初的知識分子。人人橫眉瞪眼氣急敗壞搶占行李架，你磕我碰你喊我叫一副拼命的架式。
可頭兒腦兒的跟你說了，你敢不帶？何況還說明了的：實在也是家裡病人老人的，不算救人一命，也算功德無量。有時三四斤掛麵的，一塊來錢也就算了，當然羅，那時的頭兒腦兒決不像現在這麼黑，不會虧待你的。
記得調離廠子的時候，明明已經用過探親假了。可「勞資員」絕對夠意思，硬開證明：「該同志今年尚未領過探親假，特此證明」，「啪」勞資公章蓋上。掛麵起作用了，何況那路費又不要他出，不要廠子出，還不做個好人？趙胖子，絕對好人，該同志雲南曲靖人，原空一軍20師轟炸機領航員，肥肥胖胖，走路搖擺。因為找了個東北娘們，轉業留在了當地，在廠子勞資科做了有實權的勞資員。
和我們一同進廠的公主嶺知青老吳，吳正江，原籍湖南。老吳練得一身好肌肉，寫得一手好文章，其父是吉林省農科院的水稻專家，家境殷實。偏偏他的老母親想煞家鄉湖南的「豆豉」，幾成疾患。老吳和我說了，幫著辦一辦。「豆豉」我知道，我母親就會做，抗戰時在江西泰和跟當地人學的。我一拍胸脯：哥們放心，這還不是小事一樁，隨口答應了。可上海哪來湖南豆豉呀？我也沒了方向，東轉西轉，西藏路的「全國土特產商店」、第一、第二食品商店，影子都沒有。最後還是在淮海路上的「川湘土特產商店」完成了任務，那「豆豉」包裝在長條牛皮紙卷里，猶如掛麵，想來那是乾貨了，還不知買的對不對，老吳後來可再沒提起。前兩年聽說，老吳做了當地的市經委副主任，仗著體格棒，常喝得醉醺醺的。
就這樣，我在廠子6年多領了5次探親假，也就快快樂樂做了5次購物搬物運物折騰的「毛驢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