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石悅這個名字,在中國沒幾個人知道,但「當年明月」,則如雷貫耳。這兩個名字其實是同一個人。很多人很難把作為公務員的石悅和作為暢銷書作家的「當年明月」聯繫在一起,因為以「當年明月」的名氣和財富,他本可以過得比大多數中國人都好得多的自由自在生活,用不著棲身官場,在體制內唯唯諾諾的生存。尤其在他出事後,許多認識和不認識他的人,對他選擇做官很是不解。
在過去一周,中國社交媒體盛傳「當年明月」被關進上海宛平南路600號。宛平南路600號也就是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所在地。進這個地方的人無疑都有精神問題,需要諮詢或治療。關於「當年明月」的發病,輿論有兩種說法,一是他得了嚴重精神疾病,來此治療;二是他「猥褻女上司」,被「精神病」,實際是要在此避避風頭。後一種說法暗示他有「保護傘」。
不過,也有一些人對此說持懷疑態度,有人考據他的「女上司」已經60歲,而石悅大約40多歲;此外,既然是「猥褻女上司」,在中國目前的官場政治下,免職是肯定的。但上海當局至今沒把他免職,對這兩種傳言,也不置可否。
根據《知情者透露當年明月「發瘋」細節》一文披露,其精神狀態確實出了問題,長期失眠,精神萎靡,晝夜顛倒,出現幻聽,幻視,但尚未到大眾意義上的精神病地步,在宛平南路600號治療了一段時間,前段時間已出院了。至於如何演變成「猥褻女上司」的,該文說,由於精神狀況出問題,領導安排他帶薪休假,但他在這個過程中覺得自己遭受了不公待遇,幾次在部門討說法,跟同事和領導發生言語衝突,甚至有肢體衝突,最終被傳成「精神分裂」和「猥褻女領導」。該文披露的情況比較詳析,看似真實。
「當年明月」的從政路
「當年明月」現官至上海市政研室副主任,屬市管幹部,副廳級。雖然在上海魔都,這個層級的官員一抓一大把,然考慮其名氣,尤其和上海市長龔正的特殊關係,發生在他身上的傳聞,官方是要慎重對待的。龔正可稱為「當年明月」的貴人,沒有龔,他也許還窩在順德那個小地方,他讓石悅的命運發生了改變。在石悅還是海關順德辦事處的一名小職員時,因他寫的通俗歷史作品《明朝那些事兒》曝得大名,龔正讀到該書後,了解海關系統還有這樣一位奇才,於是把他借調到海關總署下屬雜誌《金鑰匙》做編輯。其時龔雖是海關總署領導之一,但可能也不方便為他辦理進京戶口——彼時「當年明月」自身的硬體尚夠不上北京戶籍這個門檻,從而以借調的身份在海關總署呆了七年。
國際人權組織「保護衛士」2022年8月16日發布新的研究報告:《強制灌藥和監禁:中國的精神病監獄》。
後來他遇到另一位「貴人」——環保部一位酷愛歷史的副部長,該部長愛惜「當年明月」的才學,把他從海關總署安排在部直屬的宣教中心綜合室做副主任,並在當年又要他去環保部定點幫扶縣河北省隆化掛職副縣長。再往後,出任某中字頭文化公司的副總經理。2018年,龔從杭州上調山東做省長,成為地方大員,沒忘這位當年的才子,要他來山東,出任省政府辦公廳綜合處處長。2020年龔調任上海,他又跟著過來,任市外宣辦和新聞辦副主任,並於2021年轉任政研室副主任,直到此番精神病發。這大概是「當年明月」的從政履歷。
「當年明月」到底是真瘋,還是「猥褻女上司」,目前真假難辯,但他在精神康復中心度過一段時間,大概是可以確認的。鑑於他不是一般的官員,其疑似精神病的故事折射出中國官場的現狀,從中可以見到,這個官僚體制和官場文化是如何將一個有才華的官員吞噬的。
中國官場的依附關係
首先,在官場出人頭地,是要有靠山和裙帶關係的。中國是個裙帶社會。這種裙帶性在官場就體現為依附性,這一點從古至今沒有本質變化。中共雖號稱幹部來自五湖四海,但官員的等級制根深蒂固。如果只做一般公務員,也許可以不去投靠某個靠山,攀附某位權貴,讓自己保持一定的人格獨立;可如果想往上升,出人頭地,就非得要尋靠山,或等某位伯樂來發現不可,這是由中國官場的政治文化,更是由自身的政治利益決定的。沒有靠山,純粹因自己政績,幹得出色,得到百姓愛戴,而被上面乃至最高層賞識,這種情況有沒有呢?也不能說完全沒有,但翻遍中國歷史,鳳毛麟角。現實官場政治規則,要做高官特別是大官,朝中必定有人。
如前所述,「當年明月」遇到了兩個欣賞並願幫他的「貴人」,特別是龔正,直接把他從地方的小職員,調到署里,雖然仍是個小職員,但層次、眼界和機遇是在基層沒法比的。對一個有志往官場發展的人來說,這一步實在是太寶貴了。事實上,他此後基本上順風順水,40出頭就在上海做到副廳,如果沒有背景和關照,很難。坦率地講,「當年明月」在歷史寫作上有才情,可不等於在公文寫作上也是一把好手,在秘書的職位上做得比其同僚要強,此中關鍵還是遇到了龔正這個「貴人」。
或效法王陽明而從政
其次,「當年明月」為什麼要在體制鑽營?他原本是可以不走這條路的,畢竟他20多歲就實現了絕大多數平民子女可望而不可及的財務自由。據報導,自2007年起,他連續7屆榮登中國作家富豪榜,累計版稅收入超4100萬,至去年底,還有近6000萬款項未結算。故而,他完全不必為一份穩定的收入而去考公,即便在基層做一個小公務員,也不必擠破頭往上升,安於現狀日子也會過得比多數國人要好。因為往上升的結果無非是權大一點,收入高一點,有更多的撈錢機會。但他竟走了做官這條路。所以,這就涉及文人從政的問題。在中國,文人為什麼喜歡從政?
按前述文章的說法,「當年明月」進體制,緣於他家庭環境的影響,其父是公務員,父母希望他有一份穩定收入;另外也是他認為,在順德海關工作是個閒職,任務不重,不影響業餘時間的創作。然而,這可能是表面原因,在「當年明月」的內心深處,不排除他也想效法其筆下人物王陽明,懷有匡扶社稷,拯救黎民的想法。王陽明是明代大儒,其心學對後世影響深遠,又富有政治和軍事才能,幾次挽大明於危機,可謂文人從政典範。「當年明月」在書里對王的評價非常高。王主張身體力行,積極進取,反對坐而論道,很難講這不會影響到他的人生和政治哲學。中國文人受儒家影響,入世情節很重,總以為可以干番事,成就大業,甚至可為「帝王師」。作為對歷史頗有研究的「當年明月」,從他對王陽明的描述和評價看,也難擺脫自古以來中國文化這股兼濟天下的習氣,很多文人就是在此種心理支配下從政的。
黨國體制是部絞肉機
文人從政,有濟世的情懷和抱負,當然可貴,然而,歷朝歷代的現實往往是碰一鼻子灰,什麼也改變不了,原因就在於,高看自己的能力,以為可以玩轉官場。可官場現實,比理想要殘酷和黑暗得多,特別是當下中國官場,可謂集歷朝歷代的劣跡和中共黨文化弊端之大成,一般人很難適應。故而提出了一個體制對官員的壓迫問題,人們看到,在中國,很多官員都患有嚴重的抑鬱症。
在中國為官,時間久了,基本會喪失正常人的情感和道德。因為這是一個以剝奪人性,以人的尊嚴受損為代價,對上級搖尾乞憐、唯唯諾諾,對下級和百姓唯我獨尊、趾高氣揚的體制,官員不敢說真話,沒有自己的獨立見解,也不鼓勵官員說真話,表達自己的見解。在這種官場體制和文化里,官員很難避免不會被異化,我變成非我,一個官員,若想稍稍保持一份良知,一點尊嚴,馬上就會面臨官場乃至家庭的壓力。所以多數官員不得不做妥協,直至完全喪失對真和善的感知,不想心靈完全被扭曲的,就會帶來人格的分裂和精神的痛苦,此乃官場多抑鬱症患者的原因。
據說,「當年明月」似乎是個很難融入「建制」里的人,他還想保留某種文人的底線和獨立的人格與見識,可這樣一來,勢必會使他和體制衝突。據前述知情者透露,作為龔正實際上的秘書,他為其寫過調研報告,但因報告的思路和龔有不同,兩人為此鬧過多次不愉快,漸漸龔就不太喜歡他,在政研室副主任的崗位上徹底成了一個閒職,加之他再也寫不出像《明朝那些事兒》那樣的文采飛揚的歷史作品,以及家庭也出現了某種變故,於是精神不可避免地受到嚴重傷害,以致連基本的一日三餐正常進食都成了問題。
「當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兒》的結尾寫道:「成功只有一個——按自己的方式,去度過一生」,這話常常被人用來形容作者自己。確實,這位一代才俊用他自己的方式,被其服務的體制吞噬,他悲劇性地演繹了,黨國官僚體制是一部絞肉機,要想不被它絞殺,要麼和它同流合污,要麼從一開始就不被它誘惑而逃離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