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零年三月，我在安徽軍天湖農場被重新逮捕，住進了上海提籃橋監獄，關押在八號樓。八號樓又稱病號樓——在上海市監獄的編制序列中，稱為八中隊。其中關押的犯人，大都是獄內其他中隊送來治療的慢性病患者，以及從監獄醫院出院後還需繼續治療者。四月中旬起，我被編入「未決組」——組內大都是原關押在市內各看守所尚未判決的罪犯。這些人患病後，當時也由監獄醫院負責治療。）
一
明天就是「五.一」勞動節。
獄中，一年有四大節：「五.一」，「十.一」，元旦，過年（即農曆過年）。如果在勞改營，再加上一個中秋。對囚犯而言，過節最大的意義就在於：開葷，吃肉。犯人們把豬肉稱作「老表」，其確切意義不明，總之是十分親切的意思。那些在監獄中住了一、二十年的老犯人，有一句順口溜：「吃官司有三盼：理髮，洗澡，吃老表。」不過，這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老話。那時，每個月還允許家屬給獄中囚犯送一定量的食物，獄中食品尚不算十分匱乏。到了「文革」期間，為徹底清除囚犯的「資產階級享樂思想」，和獄中的「資產階級法權」，嚴禁送入任何食品。於是，理髮洗澡之類與口腹無關之事，便遠遠地退到後面。「吃老表」，自然成了犯人朝思幕想的至盼。
下午二時，掌握犯阿維在監房對面的窗口前說了聲：「大家出來活動活動」。於是，每一扇鐵門中懶洋洋走出了三個人，在本小組範圍的走廊內，緩慢地兜起圈子。
獄中，犯人小組長的官稱是「掌握犯」，這是因為犯人都屬於「無產階級專政對象」，理所當然不能享受帶「長」字的稱呼。於是就起了這麼個不倫不類的名稱。同時，每層樓還有一至二名「事務犯」——大組長，整幢樓還有數名「總事務犯」。
窗外，陽光明媚。這一排監室是朝北的，因此，到了下午，就會有一抹西斜的陽光射進來，照在每一個走到窗前的囚犯的臉上，那一縷縷皺紋，就更加明顯地凸現出來，原來因少見陽光的灰白的面孔，又增添了一層缺血的淡黃色。
每個人走過窗前，都會情不自禁地轉過頭，深深呼吸幾下。廣闊藍天下的空氣，真是太好聞了。特別是在過節之前。記得前幾年，關在看守所的時候，每到過節前幾天，往往可以聽到院子裡殺豬時，豬的叫聲。儘管那叫聲異常悽厲，但進入犯人的耳朵，卻覺得特別舒服。監獄內聽不到這誘人的聲音，但在空氣中，仍然似乎可以聞到若有若無的肉香。這樣，兜圈子的人的心情，仿佛也變得好了起來。
腳下，走了一圈又一圈。紛繁的思緒，刺得我的頭越來越痛。
走廊盡頭，傳來一陣尖銳的哨子聲，一個沙啞的聲音在喊：「開水來了！」
很快，隨著沓沓腳步聲，一列勞役魚貫而入。兩人一檔，一前一後，抬著一個大水桶，每隔幾間監室放下一個。
開水，在監獄內是被叫做「無米稀飯」的。許多人都端起缸子，大口大口喝了起來。我則用它的熱度，治療我在農場落下的風濕痛。我很快脫下上衣，把滾燙的水缸烙在赤裸的背上。火熱的灼痛感，迅速在我背部的皮膚和肌肉上傳遞開來，同樣伴隨著一種刺骨的快感。
這時，阿維來到我門口，他看了一眼趴在地上的我，皺著眉噓了一口氣。
阿維今年二十五歲，也是反革命犯，被判了七年刑。細長個子，瓜子臉，一說話就露出一口整齊的牙齒，有一種少女的媚態。據說，兩年前他剛入獄不久，就曾揭發過一起獄內著名的「反革命集團」案，立了大功。因此這一年多來，他都痴痴地等待著每一個節日，期盼獄中在節日前後召開的「寬嚴大會」，嚮往著能得到減刑的寬大待遇。自從我來到這個組，阿維對我還不錯，即使在其他犯人必須關在小監室的時候，我也可以和他一起，在本組七個監室門口的走廊之間跑來跑去。
這時，勞役犯商周匆匆走來，用略帶神秘的口吻對阿維說：「孫大雨來了。」
「是嗎，他來了就熱鬧了。」阿維也頓時興奮起來。
歲月流逝，今天的人們，對孫大雨這個名字，也許已經相當陌生了。但在上世紀中葉，凡是讀過一點書，經常看看報紙的中國人，幾乎沒有一個不知道孫大雨的。他的出名，不僅因為他是一位著名的學者、教授。更因為在「反右」運動中，他又是中國右派分子中，特別負有盛名的一位。在這場被稱作「引蛇出洞」的運動中，孫大雨是唯一由最高領導御筆親點，逮捕法辦的右派分子。只要翻翻上世紀七十年代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就可以發現，在該卷所有指名道姓的右派分子中，孫大雨是被點名最多的一個。可見當時的最高領袖對他的注意程度。
孫大雨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後期，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研究生院。三十年代初歸國，歷任北京大學、浙江大學、暨南大學、復旦大學等十多所大學的教授。他在三十年代，加入梁實秋、徐志摩等人倡導的文學團體「新月社」。出過詩集，又致力莎士比亞作品的研究和翻譯。對於他的學術成就，當時圈內人士曾有評價，說是中國一共只有一個半莎士比亞專家。孫大雨算是一個，其他加起來只能算半個。
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淪陷。孫大雨遠赴陪都重慶，一面教書，一面從事抗日。抗日戰爭勝利後，由於和國民黨當局政見不合，他和新月社舊友聞一多等人，一起參與倡辦了中國民主同盟。四十年代後期，又擔任了左派的上海大學教授聯合會主席。上世紀四十年代末，美國總統杜魯門的特使魏特曼將軍來中國調處國共兩黨紛爭，孫大雨以上海大學教授聯合會主席身份遞交聲明。力言國民黨已喪失中國民心，希望美國政府不要再給予支持。然而，一九五零年初，上海大學教授聯合會在當局指示下改組，孫大雨被免去了主席職務，在五十年代的「民主改革運動」中，孫大雨更成了被批判的對象。
有意思的是，和所謂「舊社會」過來的大部分知識分子不同，這些年來，孫大雨不僅沒有通過不間斷的「自我批判」，求得「新社會」的容納。他對於強加給自己的「批判」，始終是不服，甚至對抗的。別人指責他「反動」，他就罵別人是「反革命」。五十年代前期，他曾到處對人說，當時的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是「反革命」，幾乎釀成大禍。巧的是潘漢年後來居然真的成了「反革命」，孫大雨就逢人便說自己有先見之明。
一九五七年鳴放的時候，在一次會議上孫大雨又說，當年曾批判過他的史良、陳望道、蘇步青、楊西光、陳其五等幾位是「反革命」。結果是過了一段日子，人民日報登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孫大雨如此談整風」。接下來「反右」開始，全國報刊「批判右派分子孫大雨」的文章鋪天蓋地。在最高當局授意下，那幾位被他罵作「反革命」的先生，聯名向法院控告孫大雨「誣告」，孫大雨就此被判了六年徒刑。六十年代，他刑滿釋放，蟄居上海市南市區晝錦路舊宅。「文革」中，在劫難逃，在遭受紅衛兵批鬥時，不堪凌辱，奮起以老拳還擊，又被抓了起來。
監獄裡的日子太無聊了。因此聽到有這麼一位名流加入自己的小組，就象在乏味的生活中添加了一些調味品，好幾名囚犯都產生了莫名其妙的興奮。
隔壁房間的應某，聽到孫大雨的名字，馬上伸過頭來問，是孫大雨麼，讓他同我一個房間好了，我來監督他。他生的病和我一樣，都是肺結核。我和他在醫院，還有一面之緣呢。應某原是市工業局一名科長。「文革」剛開始，他就拉起了一個「造反隊」，和另一個「造反隊」爭權。結果他的「造反隊」被砸爛了，又查出他和一名女同事有過婚外情，就被按上「反革命腐化」的罪名，抓進了看守所。到八號監後，他同「反改造分子」鬥爭是最積極的。數年後，他被判刑七年，在專事接收新判決入獄罪犯的提籃橋監獄六號樓，當上了顯赫一時的「黑板報組」掌握犯，我曾目睹他的風采。
聽到孫大雨三個字，有一股血往我腦門上沖。
十天前，曾和我同室，現已病癒返回看守所的葉某對我說起，孫大雨在上海第一看守所和他同室。同室的還有一位江蘇海門人，二十八、九歲，姓張，是孫大雨朋友的兒子。此人把自己的情況毫無保留地告訴了孫大雨，孫大雨卻向看守警員告發了張某，致使張某被銬上了反銬，足足有半個月之久。
我從種種跡象斷定，張某就是我的朋友和同案張方晦，自從我知道我們的案子已經被列入上海市公（安局）、檢（察院）、法（院）軍管會下發的，供全市範圍討論的要案案例中後，案中名列首位的方晦，在我心目中就已經成了「故人」了。而為人父執的孫大雨，竟然在方晦可能「不久人世」之際，還使他受到上銬的痛苦，不由我想起來就深痛惡絕。
僅僅過了幾分鐘，孫大雨就由事務犯陪同，來到我們的小組。孫大雨人如其名，身高馬大，頭大、手大、腳大。但由於長年關押，瘦得脫了形，這「大」就變成了「長」。一米八十以上的身子彎彎曲曲，像一株枯乾的老樹。細長的手臂，細長的腿，青筋盤結，像樹身上伸出的枝丫交錯的樹枝。碩長的馬臉，長鼻子，長牙大嘴。他上身穿一件棉襖，下身只穿一條短村褲，晃動著兩條光光的小腿，手裡捧著一隻臉盆，搖搖擺擺地走了進來。看到他這副滑稽的樣子，好幾個人都忍不住笑了起來。
進了小監室，應某就用一種居高臨下的口吻，冷笑著說，孫大雨，你堂堂的大學教授，怎麼弄成這種人不人鬼不鬼的樣子。天還這麼涼，光著兩條腿，是不是想病上加病，給政府添麻煩呀？
孫大雨連連搖頭，決無此事，決無此事，實在是因為棉褲洗掉了。
原來，他一個月前在看守所發病吐血。看守警將他送到醫院急診。當時正是春天，他怕冷，還穿著棉襖棉褲，裡面就一套襯衫，當天便住了院。他幾次請求，將留在看守所的替換衣物送來，都無人理會。他年老體弱，小便時常有殘留的尿液遺在褲襠里，一個月下來，渾身發臭。今天上午，獄中護士小姐查房時，被熏得受不住，就強令他把外褲脫下來洗掉。剛剛浸濕就通知出院了。
勞役商周來登記飯帳了。他走到監室門口，叫了聲：孫大雨！
孫大雨正低頭理東西，聽叫，猛地直跳了起來，畢挺立正站好，手一松，短褲刷地掉在地上——他的褲帶早在看守所就被收去了（防止自殺），只能用手拎著——晃悠著赤裸的下身，松松垮垮地吊了下來。他瞪大眼睛，驚恐地朝商周望著。
商周一嚇，連連朝後退著，喂喂，你不要這樣，我也是犯人，擔當不起的。
我的罪重，我的罪重。孫大雨一面拎褲子，一面連聲說。
商周問，你晚飯吃多少？
孫大雨呆了呆，喜出望外地：怎麼，這裡吃飯，是由著自己要吃多少就多少？
商周又氣又好笑：老頭子，想得美。
他告訴孫大雨，獄內犯人每天的伙食標準是早餐二市兩稀飯（一百克），午餐晚餐各三市兩乾飯。有病吃不下，減少是可以的，想加是不可能的。
「那當然是三兩」孫大雨回答得很快。
開飯了。我剛吃了幾口，阿維過來朝我眨眨眼：「去看孫大雨吃飯。」
孫大雨手捧著鐵皮飯格，坐在監室門口。陳米飯的上面，照例蓋了一層無油的雞毛菜，在飯格的一角，有四、五粒蠶豆大小的雞骨頭。雞骨頭是紅燒的，雞骨頭附近，有幾塊菜皮上還沾了一些絳色的油花。孫大雨心滿意足地望著這幾塊雞骨頭。
這幾塊雞骨頭是「營養餐」，孫大雨患的是肺結核，按規定可以享受一份營養餐。那時，獄中營養餐的規格，是每天中午可享受一份加餐，價值為人民幣五分（當時物價，五百克豬肉大約人民幣八角）。
孫大雨吃飯的姿勢很奇特。他每吃一口飯，都要把頭仰得很高，閉上眼，然後不停地咀嚼。他用力地嚼著，儘量把飯菜停留在嘴裡，不咽下去，仿佛要把所有的滋味都嚼出來。他一口連著一口，最後輪到那幾塊雞骨頭了。孫大雨把其中一塊放進嘴裡，右下顎一陣劇烈的抖動，連帶後顎也飛快地顫動起來，隨著咯咯的聲音，連骨頭帶肉都被咬得粉碎，咽到肚子裡去了。
阿維看得呆了：「真有你的。這麼硬的骨頭，居然都嚼碎吃下去了，我還從來沒有看到過。」
孫大雨笑得比哭還難看：「我牙齒好。六十四歲了，一隻牙齒都還沒有掉。上個星期，醫院裡吃鹹鴨蛋，我也是這麼連殼帶蛋一起嚼碎了，吃下去的。這都是鈣質，補的。」
吃完雞骨頭，孫大雨一次又一次用開水沖刷著飯格，然後一滴不漏都喝了下去。應某翻起了白眼：「孫大雨，你這是什麼意思。剛吃完飯，把這麼多冷開水吃到肚裡，你要找病呀。」
孫大雨指指飯格：「飯，裡面還有飯。」
應某一把搶過他的飯格：「已經精光滴滑，好當鏡子照了，還有屁的剩飯。」
孫大雨喃喃地：「總還有一點飯的分子吧。」
晚飯後，應某和孫大雨一直嘰哩咕嚕地吵著。
孫大雨想把濕棉褲晾在鐵門的欄杆上。應某不准，說有規定，鐵門上只准掛毛巾，其他一律不准放。孫大雨人瘦，坐在光地板上屁股痛。他身無長物，打算拿剛才獄方借給他的，那條臭烘烘的破被子墊在身下。應某也不准，說是政府借給晚上睡覺蓋的，不是當座墊的，如此不愛護公物，可見思想反動……
二
按監獄慣例，五月一、二、三這三天，為了確保「安全過節」，除了事務犯、勞役犯、掌握犯以外，其餘囚犯的房間一律不開，停止一切活動。二十四小時關在小監室內閉門思過。
阿維傳達獄警指示，節日期間，每個人都要結合「大好形勢」，聯繫自己的「犯罪危害性」，至少寫一篇思想匯報，節後統一上交。
五月四日，吃過早飯後，事務犯通知，全樓面放風。
提籃橋監獄的放風場所有兩處：一處是相鄰兩幢樓之間的空地。那裡有籃球架，遇上值班獄警高興，還會讓年輕的囚犯打幾下球。另一處是屋頂。前文已經說過，提籃橋監獄每個樓面，有九十六個監室，分兩排，每排四十八間，每間的寬度約一點六米，長二點二米。因此，屋頂的面積至少有一千好幾百平方米，夠兩百多人放風了。
我喜歡在屋頂放風。屋頂雖然小了些，也沒有籃球架，但走在屋頂上，看不見四周幢幢牢房，減輕了心靈上的壓力。抬頭所見只有藍天，藍天是自由的，藍天下的空氣是香甜的。
屋頂的那一頭，孫大雨坐在地上曬太陽。在他的周圍，還有幾個其他小組年老體弱的囚犯。
和我同在未決組的，來自虹口分局看守所的小老頭吳海要我耐下心來。他對我說，凡是發交全市討論的案件，在一般情況下都很快就要判決的，我的案件如果能拖過十一、元旦、過年，那就說明可能有轉機了。
從一九六四年九月被捕到現在，近六年了，對於釋放，我已經不抱多大奢望了。只要我們七條命都能保住，就已經上上大吉了。
放風結束，剛回到各人監室門口，就見阿維匆匆從值班獄警處返回，他簡短地吩咐立即開會，小組囚犯當即圍成一圈，在監室門口走廊上坐定，阿維大喝一聲：「孫大雨站出來！」
孫大雨茫然起身，站到圓圈中間。
一個姓俞的原造反派頭目，上前踢了一下孫大雨的腿，喝令他站好，腿靠攏。
孫大雨搖晃了一下，差一點跌倒。抬起頭，不服地：我犯了什麼事？
阿維臉色鐵青說，老實交待，你在放風時，和什麼人，進行了哪些反革命串聯？
原來，和孫大雨一起曬太陽的其他組罪犯當中，有一位是已經被判了五年刑的著名金石家陳巨來，他們是多年老友，獄中相遇，不由得攀談了幾句。然而隔組交談，尤其是未決犯和已決犯的竊竊私語，犯了獄中大忌，當時就被對方組中一名囚犯報告了獄警。
孫大雨眨巴眨巴眼睛：他問我是不是孫大雨。我說我是孫大雨。他說他是陳巨來，你還記得嗎？我說幾十年的朋友怎麼會不記得。多年前他還送過我一方質地很好的圖章。就是說了這麼幾句話，接下來就吹哨子集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