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的逃港批鬥會
1962年那次大逃港平息後，儘管內地邊境管制逐年嚴厲，但偷渡逃港者仍不絕於途。在深港邊境那次「反英抗暴鬥爭」平息後，港英方對偷渡人員一反過去部分收容、部分遣返的辦法，對偷渡者，基本上是採取全部收容，並在一般情況下，半年後就發給身份證。這一政策，給偷渡行為增加了一劑「催化劑」，至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知識青年偷渡逃港潮延續十年之久。
偷渡逃港由於邊境管制嚴厲，偷渡逃港者對於偷渡行為的暗語也發生著變化。二十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初，廣東地區的百姓，把偷渡逃港暗地裡稱為「督卒」，把偷渡逃港者比喻成中國象棋的「兵、卒」。中國象棋里的「兵」和「卒」是最小的棋子，身份卑微，未過河前（楚河·漢界）受到嚴格限制，只能前走，左、右、後退都不行；而一旦過了河，它們就威風大振，橫衝直撞，且勇往直前，絕不後退。
一般偷渡者，都是百姓，他們像未過河的「兵」、「卒」一樣，社會地位卑微。橫在中英邊界的深圳河，就是象棋盤中的「楚河」、「漢界」。百姓一旦越過深圳河，就會像過河的「兵」、「卒」一樣，為自己的人生奮勇拼搏，也有不少人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在偷渡途中，成為深圳河的祭品。偷渡逃港一般是社會生活困惑的失意者，當時內地政策導致他們共存一種心態：過了深圳河，今生今世都不能再回來了，所有的親人、同學、朋友，都將相見無期。
1966年5月，廣東省公布反偷渡八大基本政策，凡1957年之前偷渡出去的，只要擁有港澳身份證，就屬於港澳同胞，此後偷渡出去再返回內陸的不僅沒有優待，而且被禁止再出境。
1967年後又出台新規定，偷渡逃港的回歸人員，一律不准回港，取消了1966年規定中以1957年劃界的規定。隨著邊境政策日趨嚴厲，邊境安防設施和措施也不斷加強，偷渡逃港者要翻越有著現代安防設施的深圳河已不那麼容易了，一些「督卒」者，只得另闢新途——泅渡過海。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邊境「督卒」的邊民走的差不多了，進入七十年代，邊境地區大批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成為偷渡者。這個群體具有不同於邊境老百姓的許多特性。
被發配到窮鄉僻壤的紅衛兵知識青年，從市民變為農民，物質和精神生活極其貧困，繁重的體力勞動、落後的生產生活習俗、僻狹的地域觀念，使他們在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灰飛煙滅後，感到極度的沮喪和困惑；各種社會勢力和戶籍政策的歧視，又使他們不堪忍受；回城無期更使他們感到前途一片暗淡。
從廣州上山下鄉到深港邊境一帶的知識青年，最終選擇海灣對岸的「資本主義香港」。他們中一部分人，曾經經歷過「督卒」，並做著再次「督卒」的準備。這些人，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是叛國投敵者，更不認為自己是「階級敵人」，他們覺得自己是熱愛祖國的，只不過是為了生存，為了人生拼搏而去香港。
此時，國家的政策也有了一點變化。1972年8月，廣東省委向中央、國務院報送《廣東省偷渡外逃情況和採取措施的報告》。周恩來在文件中批示：「不要什麼問題都提到路線鬥爭上來。」還強調對偷渡逃港者要「示之以威，還要動之以理，而且這後者是主要的，前者不到不得已時，不要濫用」。
1973年12月，廣東省委頒布新的政策規定，重申1970年海豐會議部分精神，在個別政策上出現鬆動，同時強調要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此時的知識青年，也把「督卒」一詞改為了「起錨」。
「督卒」——過河「兵」、「卒」再也不能回來，起錨開航的船，終歸要有返航的一天。
1967年1月，馬思聰偷渡逃港，展轉美國定居。
1972年，隨著中英關係改善，深港邊境形勢緩和，政策的鬆動，大規模的偷渡逃港潮再次掀起。
對於在文化革命政治鬥爭中已不再需要的紅衛兵學生來說，逗留在城鎮中無學可上，無業可就，無所事事，又天不怕地不怕；有著狂熱造反精神。國家最高決策者已經認識到這是一個迫在眉睫，刻不容緩的問題，國家必須就他們的出路問題儘快做出選擇。
當刊登了《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閒飯》的《甘肅日報》放到毛主席的案頭後，一下子觸動了毛心某個敏感點，十分重視新聞輿論的毛澤東立刻讓《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社派記者到甘肅會寧縣，實地核實稿件的真實性，然後轉發全國。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在頭版用整版的篇幅，原文刊登了由新華社轉發的《甘肅日報》的消息，加編者按，發出了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的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
毛澤東的這一指示形成了文化革命中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狂潮，一項解決城市就業壓力為出發點的舉措馬上銳變為一場以「改造人」為宗旨的政治運動。毛澤東在給上山下鄉運動的發展提供了充分的政治理由的同時，也為在運動內部製造出更多的矛盾留下了伏筆。為了尋找能自由發展的空間，知識青年只得孤注一擲，離開這連吃都成問題的地方，用青春和生命作一把賭注，鋌而走險，赴海求生，他們選擇了海灣對岸的「資本主義香港」。
在今天書寫知青史時，如果缺少了廣東知青大「起錨」，歷史就不完整，「起錨」應隨中國知青史一同進入歷史博物館。
知識青年「起錨」逃赴香港時，已不像1957、1962年的「督卒」，走過羅湖橋、文錦渡、羅芳耕作口岸、沙頭角……等等那麼容易了。他們必須逃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天羅地網，才能達到資本主義的香港。此時大多知青「起錨」逃赴香港的路線一般有三條：
首先是西路，從東莞進入寶安、南山一帶，泅渡深圳灣。由於深圳灣臨珠江入海口，很少有鯊魚，沙灘邊又有紅樹林可作偷渡人藏身之地，風浪相應小一些，泅渡的危險也少一點，懸著這條路的偷渡者多，邊警在這一帶防範森嚴，到達海邊的難度也加大了。西路潛在的危險是：一、珠江江水在出海口有時和海流會形成漩渦，人一當進入漩渦，危險極大；二、如正碰上退潮、偷渡者一旦被潮水帶入伶仃洋，那也就是不葬身魚腹也得屍沉海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