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2006年，時間已經跨越了36個年頭。在1970年「文革」的「一打三反」期間，知識分子中的受難群體，受到了生命中最為嚴酷的煎熬。
我是在這年被戴上手銬的，上廁所無法自理，還得讓同號為我擦屁股，可謂丟掉了一切自尊；去了新疆勞改的老地下黨員陳野，是在這一年接受赤腳走蒺藜狗子的懲處，滿腳血痕累累之後，被吊在房樑上打，一直打到他躥了稀屎湯子為止；也是地下黨員的張滬這年在曲沃服了敵敵畏，想奔天堂而未果，棺材板都釘好了，她又從陰曹地府還陽了；老革命加老書生朱希，這一年在長治被判為死刑，而自己竟渾然不知，多虧林彪墜機溫都爾汗，不然他將因反林彪而被槍決於晉陽大地……儘管，這幾個都是右派群體中的不幸兒，但是對比起在這一年先後被以反革命罪處決的姚祖彝、王同竹、孫本喬、陸魯山四個右派來說，還屬幸運兒之例——因為不管前者承受了多麼大的時代高壓，但畢竟活了下來，筆者言及的四個老右，可謂悲情之最——他們在這一年被處決在南京的刑場，倒在了昔日雨花台烈士殉難的聖土，不僅增加了雨花台濃濃的血色，還給後來人帶來一個無法迴避的叩問：他們為什麼會遭遇這般的噩運？
哭祖彝
記得，上個世紀的60年代之初在團河農場勞改時，我們曾被勒令修建一個「人工湖」，幾百個赤背裸胸的老右，在方圓200多米的平地上挖土造湖。當時，精通英語的姚祖彝，負責為工地挑著水桶送水，併兼顧打掃駐地衛生。他雖年長我幾歲，不僅身上沒有老氣，反而學生氣十足。記得，挖湖人在勞動的間隙喝水時，我曾看見他躲在樹陰之下，偷偷翻看外語辭典。那本書雖然很厚，但體積很小，可以隨時裝進口兜，以逃脫專政的視線。這在勞改隊的大染缸中，稱得上一奇：人都掉進井裡了，耳朵還掛得住？倒是有苦中作樂的同類，拿一些兒童看讀的連環畫冊打發日子。
為此，我曾問過他：「體力勞動加腦力勞動，你不累嗎？」
他很清淡地回答：「現在讀ABC，可以轉移痛苦；我想總不能改造一輩子吧，外語這東西不比中文，一旦丟下就難再拾起來了。」
知識分子天生愛做夢，在姚祖彝身上，這一點體現得尤為明顯。除了這個與眾不同的特點之外，在我的記憶里，他是一個多愁善感、悲天憫人的人。當時正值大飢餓年代的尾聲，集中到這裡的右派，一些沒有家屬探視的老右，在飢餓年代留下的飢餓後遺症，還像影子一樣緊緊追隨著他們。記得，鋼鐵學院來的大肚漢徐繼和骨瘦如柴、當過人民教師的劉岳等每天收工之後，便圍著伙房亂轉，他們難以割捨胡吃海塞的積習，常常撿些菜幫、菜葉一類的東西往嘴裡塞。
姚祖彝負責清潔衛生，這些被伙房扔出來的東西，屬於他清理的範圍，因而無法避免與他們發生接觸。他先是用大道理勸阻這些肚飢的人，不要胡吃海塞，吃了不乾不淨的東西，得了病還得到公安醫院……後來當他發現勸說失效之後，另一種人道情懷便油然而生：就借著打掃衛生的機會，把伙房摘下來當垃圾處理的菜幫和菜葉，用自來水洗淨收藏起來，留給幾個永不知什麼叫飽的飢餓號充飢。
我和姚祖彝住的屋子，只有一牆之隔。在炎熱的夏日，為躲避屋子裡的悶熱，晚飯大都端到院子裡來吃，我看見他把自己分到的窩窩頭，送給石油學院來的大肚漢劉士康吃。當劉推讓時，姚祖彝說的理由是：我乾的是往工地送水的活兒，比你們流汗少。有一天，我吃飯時與他坐在一起，他突然用勺子往我窩窩頭上，抹上了一塊黃黃的東西。我定睛細看，才發現那是一塊黃油。我沒有詢問他何以會有這種高級營養品，在那個年代能吃上這人間罕見之物的，一定是家中非常富有之人。事實證明我的推論絕對正確，後來我知道這是他的家人，從南方郵寄到勞改隊的。繼而，我知道了他的老家在浙江，屬於書香門出身，由於與我的家庭出身近似，彼此便有了更多的接觸。
有一天，他挑著熱開水到挖湖工地上時，還沒有到勞動的休息時間。他放下水桶，就到工地上來揮鍬挖土。當時正逢抬土的打擂比賽，看誰的肩膀最能負重。我剛剛壓斷了一根扁擔，他就推開了我，並在筐繩中間插進去一條新扁擔。由於在右派群體眼裡，他並非正常的勞動力，幾百雙老右的視線，都投向了他的身上。很遺憾，他根本沒能抬起那三四百斤重的泥筐；雖然他失敗了，人們還是報以熱烈的掌聲。之所以如此，因為他並非勞動的正規軍，能主動請纓來「力拔山兮」，足以證明他心中的火焰，並沒熄滅。
當天晚上，我們坐在一個大炕上學習時，我向他耳語說：「你體力不行，今後千萬別干力不從心的活兒。」
他小聲回答說：「我常常這麼想，應該多給國家添磚加瓦。但是我要聲明一點，絕不是出於贖罪之心，我們沒有罪可贖，完全是對民族的一腔赤子之情。」
我相信他的真誠。後來我們被分散到各個勞改隊去了，他基於滿腔熱血，在新疆勞改單位來人，動員無家室牽累的人去新疆開墾邊疆時，應徵到西北邊陲去了。我和他再也沒有相見之機緣，但他對我傾吐的肺腑之言，我始終牢記於心，這樣一個清純誠實的學子，被劃成右派已然是時代的悲劇，到了1970年，怎麼會被拉向了死亡的刑場呢？！
在30多個年頭之後，有一天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我在北京西山腳下的一個公寓，碰到了中國文化部原電影局局長、詩人石方禹和他的夫人盧粹持女士，他們夫婦倆昔日也是從燕京大學畢業出來的學生。他們曾讀了我的《走向混沌》，在談起這部書的時候，便談起了姚祖彝的死，儘管書中只是一筆帶過，但這兩個燕大校友，都為之感嘆不已。方禹夫婦當時雖然和他並不是一個系，但姚祖彝其人，他們還是知其一二的，他當時給方禹夫婦留下的印象，是個清高而正派的學子——為了讓我知道他更多的情況，石方禹的夫人，還特意用快遞給我送來燕京大學校友紀念專刊。校刊封面印有「雄哉！壯哉！燕京大學」題字和校園內未名湖畔林木森森的圖片，其中在有關姚祖彝的條幅里，留下如是的幾行文字：「姚祖彝，浙江餘杭人，1927年生，1946年入學，1950年畢業於經濟系。曾在1949——1950年上半年任燕京大學學生會副主席。參加工作後，歷盡艱難，終於在文化大革命後期，含恨逝世。歿年不詳。」在簡介之前，還印有一張姚祖彝風華正茂時的半身照片：他身著深色西裝，眉宇之間飛溢出一股英爽之氣。他兩眼的目光，沒有射向天空，而是向下凝望。難道這個時候，心懷報國之志的他，就在尋覓地獄之門？抑或是冥冥中的地獄之神，在預示著他並不美好的未來呢？
北京城是1948年冬解放的。姚祖彝在解放後，就擔任了學生會副主席一職，這不是已然為他的青年時代定位了。如果不是對新中國的滿腔熱血，他當時是不會成為燕京大學學生會副主席的。他在燕京大學是學經濟的，英語又是他的特長，可惜他生不逢時，趕上了中國歷史的蠻荒年代，知識分子的命運像風中的樹葉，完全沒有自主生活的權利。
據難友告知，他是在他上海姐姐家中被抓走的。當時，雖然是「文革」的混亂年代，他也未能預料到這一走，就是與人世永別。因而，他當時還對他的姐姐說：「過些天，我再來看你！」嗚呼！他就這麼走上了死亡之旅。僥倖活過了那個年代的我，在21世紀的今天，向地下的亡魂誌哀！
祭同竹
王同竹君的臉雖然不失為清秀，但眉宇間深藏著一種不可名狀的悲楚。我和他有緣一度成為在勞改隊中的難友，除了命運的近似之外，對文學的愛好，當了我們的「紅娘」——他在眾多右派同類中，是有過作品問世的。
遠在上個世紀的50年代，我在北京日報當編輯、記者時，就知道了他的名字。當時，蘇聯元帥伏羅希洛夫要來華訪問，報紙副刊要配發一篇有關這位鐵血元帥在二戰時的事跡。記得，在副刊召開編務會議的時候，負責翻譯作品的老編輯，提出在編譯局工作的王同竹的名字。不久，我在副刊上讀到占了大半個版面的王同竹的譯作《鐵甲列車》（筆名王竹），當時覺得此人文筆流暢，是個才子型的譯者，但是未曾謀面。我做夢也想不到1960年在大牆之內，我們同時成了同一個鐵瓮之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