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與康生合影
黃宗漢作為康生的秘書，在康生身邊工作十幾年，經歷了康生主持寫和蘇共爭論即所謂「反修」的「九評」文章的事，也見證了康生參與領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康生死後，他還由於康生生前的關照，被任命為軍委辦公廳副主任（副軍級）。他和康生相處時間很長，無疑對康生是很了解的。但他對康生莫說沒留下全面的回憶，就是某個方面、某個問題的比較全面的回憶也沒有。這是多麼可惜、而又實在無法彌補和挽救的事情。與他相同，還有一位比他給康生做秘書時間更長的李鑫，在康生死後，當了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據說還是第一個向華國鋒提議解決「四人幫」的人，而他比黃宗漢死的還早，也沒有看到他留下什麼對康生的回憶材料。不消說，沒有李鑫、黃宗漢對康生的回憶，這對全面（包括正面和負面）認識和了解康生是很不利的。而在李鑫、黃宗漢生前，也沒有人做這方面的「搶救」工作，甚至沒人提起這件事，實在是一種遺憾，一個教訓。
中華民族向來以歷史悠久和十分尊重歷史聞名世界，而在今天（或者說當代）卻有人千方百計地要人們淡忘歷史及其真相（特別是共產黨創造和開創的歷史及其真相），這實在令人不解。想想，我們現在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黨史書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史書能同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相比嗎？據一位很著名的黨史專家說（大意），官修的黨史，是教育幹部用的，能管十年、二十年。這怎麼能叫做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史記》已兩千多年，有誰非議過它。我們常說，「資政育人」，「要歷史告訴未來」，而若沒有「信史」，怎麼「資政育人」，怎樣「告訴未來」？
扯得太遠了，還是回到本題。黃宗漢沒有留下對康生的比較全面的回憶材料，但我以及其他人在「文革」後和他的接觸中，他還是談到康生的一些事情，儘管不全面、不系統，但對我們了解康生這個中共黨史和中國國史不能不提到的人物，還是有幫助的。所以，我不揣冒昧地寫了這篇小文。
一
我是1967年1月到1968年1月給江青當秘書期間認識黃宗漢的，因為我們都是小知識分子，又在負責人身邊做同樣的工作，認識後，很親切，簡直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在「文革」中他比我幸運，他一直受康生重用，而我則僅僅一年時間就被江青誣為「坐探」投入了監獄，關押起來。「文革」後我們又不止一次地見面相聚、暢談，他還經常問我，經濟上有困難沒有，他表示可以幫助我，我很感激他。2001年3月22日，我和歷史學家蘇雙碧先生一起到國防大學去看望他（他在康生被揭發和批判後得到某大人物的關照，僅被降為國防大學師職教員，蘇雙碧和他是福建老鄉），在我們晤談中，他談到康生和中央一些人的關係，我認為很重要，回家後做了追記，現在加以整理，公之於世。
1.康生不知道《五一六通知》說的「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雪夫式的人物」是劉少奇。在1966年5月通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第一個綱領性文獻《五一六通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康生竟然和戚本禹、張春橋等很多人一樣不知道這個《通知》中所說的「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雪夫式人物」是劉少奇。他在這次會議的講話中還向劉少奇做檢討。他說：「王明路線的時候，我犯過錯誤，當時職工國際有一個文件，說少奇同志是右傾機會主義。當時我也相信了，攻擊少奇同志在職工運動方面是右傾機會主義，還在《鬥爭》上登過反對少奇同志的文章，署名為謝康。這個誰也不能怨，只怨自己的思想錯誤，沒有看到少奇同志是在白區代表毛主席的路線的。」（據穆欣《夢醒時分——十年動亂紀事》，未刊稿）還說，在延安我向你做過檢討，在今天我還要向你檢討，將來還要檢討。不能像有的人，當時反對你，還代替了你，一點檢討也不做（總理插話：那就是××啊！）
2.康生和鄧小平關係很好。黃宗漢說，康生上世紀50年代初期，有一段時間坐冷板凳，他重新起來，一靠毛澤東，二靠鄧小平。60年代，鄧和康一起具體主持「反修」鬥爭。鄧在「文革」中1973年從江西回來，很快就帶著全家去看病中的康生。哨兵不讓進。我又出去接他們。全家見到康生，深深鞠躬，鄧謙遜而懇切地說：「康老，我還是個壯丁，還可以工作。」鄧回京後，這樣急切地去看康生，原因有二：一則，鄧和康關係不錯；二則，1970年九屆二中全會後，康生是中央組織宣傳工作的總管。（按：在正式出版的關於鄧在「文革」的書中，講到鄧1973年從江西回京後，去看這個人、那個人，篇幅很大，而去看康生的事連一點影子都沒有。——筆者）
康生死時，康生的兩頂桂冠（「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光榮的反修戰士」）是鄧主持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