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同這地方，確實大不同。
以今年正月初六為界，此前大家過的是「中國年」，此後過的乃是「大同年」。
撬門開燈事件，在網上持續霸屏，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一個城市，以及其轄區內的一座古城，以這種形式和姿態走紅，不能不佩服他們「造」的能力。
到眼下為止，當地官方對撬門開燈事件的處置，搞法很是特別，非「大不同」的地方，一般搞不出這種效果——當然這是步臭棋，招致輿論更大的怒火。
「撬門開燈」被熱議後，一方面大同平城區古城街道發布致歉信。
說是致歉，卻對事件的違法性質避而不談，對此舉給商戶造成的影響未置一詞，亦未見有任何追責處理，更未觸及事件背後的深層次問題。
這樣的道歉，與其說是反思自省，不如說是對輿論的敷衍應付。
另一方面，儘管被輿論搞得灰頭土臉，大同日報卻幾乎在同時刊發報導《這個過年，山西大同實力出圈》，特意強調「以大同古城為中心」的過年文化盛景，這頗具諷刺意味。
緊接著，大同日報又在頭版發文《彩燈商鋪扮靚夜大同，拉滿古城過年氛圍感》，同日大同市政府官網轉發此文。
如此一來，撬門開燈事件就呈現一體兩面：你們指指點點說不好，我們則要說好得很。
罪己責躬，卻言行不一，只不過成了擺脫危機、掩飾問題、推卸責任的手段。
這種處置重要現實問題、應對重大輿論危機的套路，讓人嗅到一種熟悉的配方、一股熟悉的味道。
這無論如何不能不讓人想起十多年前，時任大同市長耿彥波的「立碑罪己」，因為其是「一體兩面」的最經典範式。
當年耿彥波在大同古城大拆大建、拆真建假，被國家層面公開點名批評警告。
輿論重壓之下的耿氏，遂在華嚴寺普光明殿南側立起一座警示碑，碑文由耿親自撰寫。
耿在碑文中承認，「擅自開工修建，乃嚴重違法之亂為」；「未經專家論證，缺乏歷史考古依據，乃違背科學之蠻幹」；「建築體量、密度過大、過高，對國保單位形成干預影響，乃錯誤理念之惡果」。
其中最為核心的一句是：「鑑於其投資浩大，影響惡劣，故暫為保留。」
你看看，錯得捶胸頓足，悔得涕泗橫流，但若是要停工、要改正、要拆除，那是萬萬不可能的事。
令人噴飯的是，在這塊石碑的另一面，則鐫刻著耿彥波撰文的《重修華嚴寺碑記》。
碑文盛讚「修葺後之華嚴寺，重現西京之隆盛，金碧嚴麗，煥乎如新，佛寺蔥蘢，蔚為壯觀。盛世修廟，功在不朽，立石銘記，以鑒後人。」
貌似懇切地罪己責躬，卻毫無畏懼悔過之心，只是自負地向民眾和輿論開出一張空頭支票，錯了也要硬幹到底。
十多年前的拆真建假，十多年後的撬門開燈，在處置應對上的思路和做法，何止異曲同工，簡直如出一轍。
這種源自於傳統罪己詔的道歉，等同於一種道德感召，最後給人一種很高的價值期待，構成一種意圖倫理。
他們最擅長的，就是以道德意圖倫理，壓倒責任倫理。
這種道歉文化，沒有固定的道歉對象，沒有具體的責任意識，只有非常高端的倫理動機，讓你感動和欽佩，最後則要讓你敬畏不已。
無論現實的狀況怎樣，造成的惡劣影響如何，只要表面認錯道歉了，只要道德動機還在，任何後果都無足輕重；一旦官員的道德意圖得以呈現，一切都會變好，壞事就能變成好事。
「罪己」變成了「罪它」，將罪錯歸咎於外界的不了解、不支持。這哪是「罪己」的人在懺悔，分明是官方對外界輿論的睥睨和訓斥。
這即便不說是政治騙術，也是一種詐偽之氣。它在大同是有歷史的，肇始於耿大人，傳承於今日，生命力甚是頑強。
《呂氏春秋》有言，「詐偽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
作為省內第二大城市，大同各方面基礎和條件都不差，GDP總量卻長期在全省11個地市排名第八。或許原因很多，但你能否認這種局面，與當地的官風民風毫無干係麼？
包括耿同志竭澤而漁，花費幾百億改建的大同「人造古城」，一些人念茲在茲，硬說此舉成功實現了大同經濟轉型，進而把耿同志捧上天、吹成神。
而那座拆真建假的古城，如今卻淪落到這份上，逼迫百姓過年開燈亮化，才能營造繁盛勃興幻象。
有樣學樣，以詐偽為榮光，還自以為得計，它能真正發展起來才是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