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總是黑色的，就在這個月的第七個早晨，金先生一寐未起，遽然撒手。那一天他在上海，我在伊犁，冥冥中似有巨手，竟讓我們以如此遙遠的距離分手？心惶惶萬里奔喪，舷窗外冰山雪封，浮雲蔽日，三十年師生情風雨如晦，俱奔眼帘。
那一年也是在西北，金先生剛從牛棚「解放」不久，參加在西安召開的法國史年會。會長張芝聯是他民國時期的中學校長，那時年近七十，風度翩翩，卻不忘拿他這個早年學生打趣：「哪有你這樣取名的？已經姓金，還要重，還要遠？」一群年青人就這樣記住了金先生的姓名。那時他50歲上下，作學術報告輪番引用英語、法語、俄語、德語、西班牙語，後來知道他還通塞爾維亞語、保加利亞語，廣徵博引，鎮住了所有與會者。我參加會議交的是碩士論文初稿，青澀不已，基本觀點卻與張先生、金先生兩代前輩相左，他們還在充分肯定法國大革命，而我已流露相反觀點。不料兩位前輩並不介意，還熱情鼓勵：「不妨把未盡之言說完，可以寫得更開闊一些。」當時有一個比我更青澀的與會者，來自新疆某偏遠的地級市，既沒有學位，也不是歷史系畢業，只是一個大革命史業餘愛好者，竟拿著一份向學會主流觀點公開挑戰的論文來敲門，一定要參加會議。張先生、金先生還很重視，專門開過一個小會商議，不僅開門迎納，還安排他在大會上做一次主題發言。大會結束，他要我陪他去找附近的郵局發電報，電文是發給尚在新疆等待音訊的妻子：「論文被接受，挑戰成功，我們勝利了！」我為這夫婦兩人的精神而感動，但也知道他的論文並不是「勝利」，而是「幸運」，他碰上了80年代初期張先生、金先生這樣的老一代學者剛恢復學術生涯，對年青一代既寬容又愛護。年青人率性挑戰，前輩人虛懷如故，三代人共同構成80年代特有的學術風氣。那真是一個黃金十年，二十世紀後五十年僅有的「光榮與夢想」，斯時不在，斯人何在？
一年後畢業分配回上海，金先生恰好也開門招收博士生。他立刻托人帶話，讓我去報考在職博士，說早已看出你的碩士論文還有話未說完，來復旦，我給你創造小環境，擴展論文，繼續寫下去！考試前夕，他要去法國參加一個會議，臨行時說：「我不擔心你的專業筆試，就擔心你的外語口試。你是自學出身，學成個啞巴英語。我教你一個辦法：見考官爭取主動，一上場先交代自己的短項，是在什麼條件下學的英語，面對外文系來的那些老師，千萬不能裝，也不要怕發音不準人家笑話。我們都是文革過來之人，聽得懂，也能理解。你越老實就越不會吃虧。」
進復旦第二年即遭遇風波，所在部隊院校為逼我就範，竟片面通知復旦，停止此人學業！兩校相距僅一箭之地，我難以跨出大門，師生見面發生困難。金先生憂心如焚，夜不成寐。當時復旦有兩個研究生因同類原因被休學，一位新聞系碩士生此前在獅城參與大學生辯論，給新加坡各界留下深刻印象，此後李光耀來華，在高層會談時過問他下落，這位仁兄得以恢復學籍。先生當然沒有李光耀那樣的位勢，他只是向校方反覆訴求，為我喊冤。復旦為先生所動，兩次派人來交涉，查看我究竟有何問題。清查部門拿不出像樣材料，雙方僵持數月，復旦漸趨強硬，最後也作出一個「片面」決定：恢復學業，立刻來校！師生再次見面，已是半年之後，金先生苦笑說：「你看看我的黑眼圈，為你熬成『熊貓眼』啦！」
那年那月，能如此撈起一個學生已經下沉的厄運，凡過來人皆知其艱難不易。感恩之餘，自然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遇。先生則要我儘快安心，既是上山讀書，那就一頭扎進論文，寫出你的「一家之言」——批判法國革命的紅色激進。而一直到那時，他自己未必同意我這「一家之言」。我之大幸不僅在於沒有讀過本科，但碰到的碩士導師與博士導師卻格外開明，從未約束我的思想探索；一旦遭遇厄運時，他們如出一轍，奔走喊冤，先把這個學生保下來再說！那時金先生只擔心一項：史料與翻譯。他畢竟是名校名師，在他手下出不得史學界通常所言之「硬傷」。更何況當時的政治氣候，他救我掙脫虎口，但畢竟是刑餘之人待罪之身，也有「看客」們幸災樂禍，巴不得我們師生二人再出學術上的「硬傷」。於是儘可能小心謹慎，一字一句都不敢大意，學生一稿去，先生一稿來，當中不會間隔半個月，；我的筆跡是藍黑，他的筆跡是朱紅，凡外文史料，大至語義意譯，小至重音符號，他格外留意，錯漏處親手訂正，有時還旁添一個驚嘆號，予我以警示。三易其稿至清定列印，因經費限制，只能去崇明島一個鄉辦印刷廠。我在那裡蹲守，一校、二校、三校，他一遍遍打電話隔江催問。最後拿回復旦並在導師欄簽名，他手撫封面說：「在人家眼裡，這一下我和你就綁在一起啦！」
不料答辯時又起風波，隱隱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論文分寄京滬兩地同行評審，張芝聯寄的評閱意見是充分肯定，上海一位老前輩則全盤否定。問題不是出在「史料硬傷」，而是出在比「硬傷」還要「硬」的「基本立場」，評語寫得很嚴厲：「資產階級右翼保守主義史學觀，違背四項基本原則！」沒想到最後關頭會出這個岔子，金先生又是幾個晚上難以入眠。此前我被清查，扣上的是自由化「激進」罪名，此時論文被否定，又被視為右翼「保守」，翻著烤，兩面都被烤焦，這就是持此觀點者必然承受的命運。但金先生並未因此動搖，而是想出一個緩衝辦法，邀請王元化先生來主持答辯，同時也邀請那位持否定意見的前輩。元化先生此前在顧准遺稿與我的學位論文中看出思想史的邏輯繼承，曾在書面評語中特意強調了這一點，此時有難，慨然應允，出任答辯委員會主席。後來他告訴我，類似的經歷還有一次，第一次是80年代，為北師大中文系那位「黑馬」主持答辯，當時那篇論文爭議紛起，沸沸揚揚，這一次則是為金先生和我來復旦，同樣不平靜。風波過後，金先生如釋重負，指著他的黑眼圈笑著說，「第二次為你熬成『熊貓眼』啦，當初招你，系裡可是有老師勸我，這樣的人你也敢招？果然，果然！」
畢業後我搬過兩次家，不知扔掉多少無用之書，但當年那一摞手稿則捨不得扔。不僅僅是敝帚自珍，而在於那上面有金先生心血，雖字跡漫漶，卻見證那三年歲月如何度過，先生如何以他政治、學術雙重生命作抵押，才為我爭回這份失而復得的學業。
豈料二十年後還有第三次風波。2010年7月9日，上海《東方早報》刊出匿名網貼，指控這篇20年前的論文是抄襲之作，輿論洶洶，真假莫辯。7月11日，我去復旦學術委員會，申請啟動審查程序。委員會征請匿名者前來檢舉，刊出網貼的那位記者提供匿名者聯繫方式，對方卻始終不願現身。「原告」如此缺席，僅「被告」申請調查他自己，委員會本來可不予受理。但最後還是決定破例，正式啟動審查程序。我知道金先生秉性認真，一有心事即容易失眠；在當時那種輿論下，我作為「被告」也不便與金先生聯繫。僅在7月11日那天打電話告知他此事，我去委員會遞交申請，以及此後等待調查結論的半年裡，既未與他通話，未與他見面。但我知道他肯定支持這一申請，我們分別保持沉默，在沉默中共同等待委員會的結論。半年後，經南北調查、反覆勘證，委員會召集嚴肅傳媒，正式公布調查結論，抄襲之說不能成立。這一結論不僅還此事清白，更重要的是，還金先生這位復旦首席教授之清白。結論公布當晚，金先生打來電話：「我是一家一家電視台看，一家一家報紙讀，也讓兒子給我收集網上的評論。哪怕是重複，我也要看，也要聽，這不是你一個人的事！但這一次我吃得下，睡得著，不會熬成『熊貓眼』。他們那些人，怎麼知道當年我們是在什麼壓力下寫這篇論文的啊！」
如此師生三十年，先生待我恩重如山，但外界難以理解的是，他為人淡泊，淡泊到師生間幾無瑣細來往。只有每年年初二上午，我登門拜年時可有一番長談，他早早泡好茶，並留一包好煙，等我前往。這一年過年他因為興致好，帶我走進書房，從書櫥里拿出一本本法文原著，細說來歷，如數家珍，其中還有《九三年》、《悲慘世界》等，都是19世紀晚期法國原版舊籍，距今百年有餘，可謂「巴黎－－彼得堡善本」，我估計現在的國家級圖書館都難有典藏。這些跨過兩個世紀流轉三個國家的舊籍，從歐洲到亞洲，蘊藏多少位舊日書主的秘密？誰把它們從巴黎帶到彼得堡，在彼得堡又經過十月革命、二戰德軍圍城之兵禍，如何能倖存？前後經過哪些人之手？此後如何帶到北京、上海，其間又如何躲過文革劫火？史家之史籍，每一本都是歷史，都潛藏有可歌可泣的私密史。
說起他當初去蘇聯，為何苦讀法語：「我的英語在張芝聯當校長的民國時代已經過關，考進復旦專修俄語，到了十月革命聖地，才發現那裡的紅色教授私下裡還是以說法語為榮，不說法語者被視為鄙俗，俄語是說給母親聽的，德語是說給敵人聽的，英語是說給商人聽的，只有法語最高雅，是可以說給情人聽的，做學問怎麼能不說法語？布爾喬亞得很哪！這才下決心在蘇聯學法語。後來發現學外語最好的辦法，是儘快閱讀這門外語的文學名著，快速入門，觸類旁通。俄語、法語、英語、德語、西班牙語，一年一門，五年五門！這些雨果、大仲馬、巴爾扎克，是用使館發給我們的零用錢，在彼得堡舊書店裡一本一本淘來的。」當年他每天讀書十二小時，留學生中傳為奇談，如此苦讀成才，一回國竟打成「蘇修特務」，困厄二十年！歷盡磨難，心有餘悸，我臨畢業時，他曾關照我一個令人心酸的「戒律」：以後你接待外國人，只能到辦公室，而且要把門打開，開得大大的，讓外面人聽得到，才能避免「裡通外國」的猜疑！他生性寬恕，有一次曾說到59年回國被打成「蘇修特務」，是同室同事翻看他日記去告密，此人姓名他後來終於知曉。我問是復旦哪一位？他擺擺手說：「那已經是過去的事了，我都原諒他了，你們沒有必要知道。」他通曉七國外語，學術探索從拿破崙遠征至沙俄侵華，從歐盟源流至巴爾幹半島，巨細無遺。復旦校方接待歐洲政要，凡需一人同時翻譯多種歐洲語，還涉及歷史、政治、外交縱深背景，只能請他出場。故而他也曾豪氣戲言：「我的校友普京如果來訪，我可以給他做翻譯！」先生執教時間長，門生子弟多，卻有意避嫌，不立門牆。我算他開山弟子，有責任卻沒有機會請同門學友聚會，哪怕是給他做七十壽，或紀念他從教五十年，一提及，都被他堅決制止。如此避嫌，不善「經營」，在今天這樣的大學環境裡，大概只能被認為「迂」，甚至是「傻」。最後一節課告別講台，台下竟然只有十幾人聽講，連個獻花的都沒有！1989年下半年，偌大復旦圖書館西文閱覽室曾出現空無一人，整天只有他一人在座的「奇觀」。提及此事，他黯然神傷：「復旦的學生都不讀書啦？這怎麼得了？怎麼得了啊！」每次拜年提及時政，有無盡話語憂國傷懷，但他又擔心我罹禍，往往突然收住話題，眼一閉，擺擺手：「捂著過，捂著過吧！」
直至6月13日下午，數百人佩黑紗佇立龍華銀河館，目送先生最後一次遠行。堪可告慰的是，那個下午播放的是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制式哀樂終被制止。那是曾經讓托爾斯泰淚流滿面的旋律，也只有這樣的旋律，才配為先生遠行伴奏，那也是他一生的背景伴奏。他從彼得堡風雪中走來，執教終身，兩袖清風，只有一人獲法、俄兩個國家文化獎章可以傲人。先生帶出的老博士、小博士，天南地北散落四方，在他生前未曾相聚，竟在告別他時才第一次聚首。數一數大約二十人，再數數我們掌握的語種，竟不及先生一人之一半！時代所然，一代不如一代。「捂得住」的是憂國傷時，「捂不住的」是三十年師生情難忘。這一月這一天總會過去，此後在我們這一生剩下的日子裡，還會一遍遍再聽《如歌的行板》。在那低沉迴旋不忍飄散，美得讓人憂傷的旋律里，我們是否還能聽到金先生也在聽，一直聽到他壓在心底終於憋悶不住的那一聲長嘆，「怎麼得了，怎麼得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