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老左長我幾歲，他的兒子小左上大學了。喜訊從美國的波士頓傳回北京，老左快九十歲的老母親聽了很高興。等小左回京探親，左奶奶就同小左照了一張合影。左奶奶知道小左還信了洋教，為了表示祝賀，特意在拍照的時候擺了一個文化革命中最時髦的姿勢，左手背後，右手端在胸前，托著的卻是一本《聖經》。
我們聽說了都夸好，認為像左奶奶這麼大歲數的人，難為能有這份見識。老左聽了十分受用，補充說，左奶奶當年還是山東大學有數的女大學生呢。
聽老左這麼一說，我突然想起來二十多年前在研究生院教過我德文的江老師，記得她當初也是山東大學的女學生，於是連忙問老左，那您令堂大人可認識一位姓江的女士？老左聽我報出江老師的姓名之後，不假思索地說，那怎麼會不認識，她是我母親最要好的朋友，至今還有聯繫，不過人家更加了不起，當年在學校里是出了名的大美人，多少年都是公認的校花。後來為了反對包辦婚姻，和情人一同出走，到德國留了學，幾年以後還得了個博士的資格回來，人家是國內有名的德文大專家。
我先是為了事情的湊巧吃了一驚，後來一聽老左說的與我對江老師的了解大致不差，於是也就相信天底下的確會有這麼多的巧事。只是我不知道當年江老師那麼漂亮，而且還是校花。
剛認識江老師的時候，還和同院的朋友大頭聊起來。記得大頭說，原來江老師和他的父母在山東大學時代就是朋友。我原先就聽說大頭的媽媽年輕的時候也很漂亮，我猜，大頭的媽媽和江老師沒準當年還是校園裡的一對姊妹花呢。當然，大頭的父母說起江老師當年人人稱頌的自由戀愛的壯舉，也是稱讚有加，認為那個年月不比現在，江老師能有這份勇氣，可不是一般的人。大頭的父親是個有名的作家，還當過山東大學的教授，他們的話我當然相信。
可是我並無緣見過年輕時候的江老師，和江老師的相識還是得益於距今二十多年前的改革開放。
因為文化革命，害得我初中都沒有完全畢業，再說我人也窩囊，根本爭不過別人，所以後來一直也沒有撈到個機會到學校讀書。好容易熬到了一九七八年，這才糊裡糊塗地好歹考進社科院的研究生院，算是了卻了多年的一門心思。可是學校正在草創時期，沒有自己的校園，暫時就在北師大落腳，開的課也是七齊八不齊的。記得開學沒有多久，有一天外語教研室發出布告，通知說終於從外文出版局聘請到了一位德文專家江老師教授德語課。但是江老師年事已高，另外學校目前寄人籬下，校園內教室也十分緊張，所以學生必須到江老師家去上課，云云。
多少年我都是在家裡躺在床上讀書，所以倒根本不在意上課的環境。聽說能有機會讓大專家給咱們重新打理一番自學的德文，看看多年的閉門造車，到底能不能夠出門合轍，自是心裡十分高興，連忙報了名。
幾天之後，照著外語教研室提供的地址，我第一次找到江老師家上課，發現一共來了四個學生。
德文專家江老師原來是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總有七十開外，但也難說。因為剛過文化革命，一般有學問的人都顯老。後來有些大知識分子顯得年輕，那全是因為後來的保養。
寒暄過後，江老師讓我們首先彼此介紹，我這才知道我的出身是其中最差的。其中江建國原是北大德語專業畢業，黃秀銘原是清華的老大學生，喬毅的學歷我忘記了，但我想，他起碼也是個工農兵學員罷，至少絕對在我這個初中生之上。好在當年的改革開放提倡的是「英雄不問來路」，所以我心裡也就踏實了不少。
當時江老師聽完我們的自我介紹之後，就笑眯眯地簡單說起自己的經歷，但是並沒有提起我從大頭那裡了解到的她當年自由戀愛的風光，只說她在三十年代和丈夫到德國求學的經歷。丈夫學的是飛機製造，後來希特勒掌了權，要發動戰爭，飛機最派得上用場，所以懂得飛機製造的，不管是哪國人，一律不許走，全扣在他那裡造飛機。後來他們兩口子還是想了不少法子才回到了祖國。剛解放的時候，政府也還善待他們，她的丈夫是個一級工程師，負責不少的工程。說到這兒，我們再仔細一看江老師家裡的陳設，這間作客廳的房間居然沒有開床。那時候大家剛熬過文化大革命，不管過去是幹什麼的，誰家不是吃喝拉撒睡都在一間屋子裡呢。大革命革到了這步田地，江老師家還有這份氣派，可見江老師的丈夫挺有能耐，政府肯定離不開他。
江老師大約是看出了我們的心思，就說，她丈夫是個一輩子坐順風船的角色，因為有技術，不管誰上台都用得上他。他思想也前進，政府說啥他就說啥。可她自己就沒有這麼順心了，因為學的是德國語言文學，後來就在外文局工作，多少年都是屬於「內控使用」，大小運動跑不了。這回她是傷透了心，所以堅決要離開那裡，調到社科院的研究生院來。只是人一要走，頓時就成了香餑餑，外文局偏不放，所以現在到研究生院還算是借調。江老師說，我都這麼大歲數了，借也罷，調也罷，隨他們去吧。
聽得出來，江老師肯定受過不少委屈，可她不說。我們初次見面，當然也不問，只是各人都說了說自己這些年來的傳奇經歷。江老師說，大家既都是過來人，以後說話就容易多了。
那時候沒有多少人出過國，出了國又回來的就更少，所以上課的時候，隔三差五的總愛說起出國這個題目。江老師也說，但並不多說，一般只說到船經紅海，到義大利熱那亞上岸的經過為止。我雖然有過到雲南插隊的經歷，那地方離邊界也只有三四十里路，不過對面的寮國比中國還荒蠻，根本沒有什麼好看的。所以，江老師雖然說過好些遍她出國的經歷，但我每次都象是第一次聽說山那邊好風光的天方夜譚，不但百聽不膩，而且不厭其詳。
但我發現江老師很少提及她在德國的生活。後來我才發現其中多少有一點隱衷。
有一回，我上課帶去一本海涅的詩選，其中有幾首我很喜歡，尤其是那首《蘿勒萊》。傳說的女神，忘情的船夫，加上對萊茵河上風光的無限憧憬，讓我愛不釋手。但有些句子我還是吃不准，就拿去向江老師請教。江老師拿起我的書，仿佛似曾相識地問我書是從哪裡來的。我說是前些年在內部舊書店買的。江老師點點頭，不無感慨地說，她三十年代曾經在柏林見識過希特勒的焚書，那還是一九三三年的夏季，就在柏林洪堡大學對面的廣場上。當時她正在讀海涅的作品，可是聽說海涅因為是猶太人，也上了《焚書目錄》委員會的名單，她怕出事，就把書扔掉了。現在她想起來，是和我的書差不多的版本。後來她有幾個猶太人的同學在三八年的「水晶之夜」之後就失蹤了。前不久，她還接到一封從山東老家輾轉寄來的信，居然是出自當年同學的手筆，這才知道這位同學後來逃到了瑞士。她的同學說，這些年她一直給江老師寫信，總沒有回音，但她一直堅持寫下去，認為江老師最後一定會收到。想起當年的往事，江老師說，那真是一場惡夢，可是沒有料到，到了文化革命也燒書，經她的眼看，與當年在洪堡大學對面廣場上的景象並無二致，如出一轍。
江老師又說，現在我不願意回想希特勒的年代，就是因為總是聯想到文化大革命。說句老實話，我在德國，因為不是猶太人，又是個學生，納粹也沒有象紅衛兵那麼對待我哇。說到這裡，我就仿佛多少明白一點江老師的心境。
此後我也很知趣，凡是提到她到歐洲留學那一段，只說到船經紅海，在熱那亞上岸為止。就象現在我在海外，凡是洋人問起我在中國的經歷，我也是只提小學那一段日子，然後緊接著就是紅旗飄舞，鑼鼓喧天，改革開放，人心大振。說得人家直豎大拇哥，而且連聲叫好。
江老師不喜歡德國的納粹，但她喜歡德語。我不認為江老師口才出眾，但她的語言感覺非常好。有許多艱澀的德文句子，我的「土造」德文只會根據語法按圖索驥，時常還鬧出笑話，可江老師反覆讀上幾遍，就能給我正確的答案。聽說江老師原先負責過《北京周報》的德文版，直到借調我們研究生院，有幾次我去上課還遇到來請教的人沒有告辭。我想，沒有兩下真功夫，這樣的瓷器活兒是絕對不敢攬的。
江老師學問好，但並不掩飾自己的疏漏。記得有一次，幾個馬恩列斯編譯局的人來，談起馬克思在《黑格爾哲學批判導言》裡提出「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一事。其實在馬克思的原意中，還有一層意思是認為宗教具有「苦難中的人民的精神安慰」，對宗教的這一功能並無褒貶之意。大約當初江老師參加過他們的翻譯工作，所以人家又來上門探討翻譯上的得失。江老師說，當初只是為了政治需要，否定宗教，把原來中世紀黑暗時代下人民對宗教的需要變成強調「統治階級利用宗教麻醉人民」。江老師說，她對馬克思其實一竅不通，即便翻譯成中文也不懂其中的涵義，只可惜當初敷衍塞責，以致如今以訛傳訛，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言語之間似乎還有自責的意思。
因此我看到江老師給我們選讀本的時候也十分慎重，唯恐誤人子弟。當時文革剛剛完畢，文化破壞殆盡，根本沒有德文教科書，江老師總是從各處挑選文章，然後自己一篇篇給我們打字。我覺得江老師年紀大，這樣挺不合適，就提議是否找些現成的德文故事書，比如《格林童話》之類來作為教材，一來中文大家或許都讀過，便於預習，二來我家裡現成有這些書，可以給大家複印。大家都說好，於是《格林童話》就成了我們的教材。現在我還記得當年讀過的那幾篇，像《青蛙王子》、《幸福的漢斯》、《十二兄弟》等等。童話里千篇一律的開頭：「從前呀，有一個人……」，根本不覺得老調重談，字裡行間的童真反倒讓我倍感親切。
說話一晃就是三年過去了。我畢業之後就留在考古所里工作。後來因為忙於到鄉下去田野考古，和江老師過從的機會就少多了。不過我還是保持著經常問候的禮節，回到京城以後，有機會還是去看望她。
八二年的年底，我有一次機會到德國去讀書。德國方面要求有一份德文水平的證明。江老師當然是不作第二人想的教授，於是我就打電話徵求她的同意。
江老師聽了很高興，還特意將她的女婿叫來，說他馬上就要到義大利使館工作。今後如果有了困難，還可以有個照應。這時我就覺得江老師是有些老了，遠期記憶好得太多，還是記得當年熱那亞上岸的經過，其實從那裡到德國還有好一段路要走呢。羅馬離科隆那麼老遠，怎麼互相照顧。但我還是為江老師的誠懇所感動。
在德國的時候，我和江老師通過幾封信，談起我終於見到了她當年求學去過的那些地方，柏林、慕尼黑、哥廷根，國王湖……。我還告訴她，我在水城威尼斯還巧遇了一回學德文時的同學黃秀銘。江老師回信說，地球比她當年在歐洲時可真是顯得小多了。
從德國回去之後，我和江老師仍然時有過從。
和江老師最後的那次見面，如今想來還記得十分清楚，那是八八年我轉到歷史博物館工作以後不久的事情，只是當時匆忙與焦躁之間竟也沒有詳細交談。
那天早晨剛上班，我就突然接到江老師的電話，說是有急事，要我陪她去市警局的護照科。因為地點就在離博物館後身不遠的交民巷，所以我也不必到她家裡去，她會在約定的時間到歷史博物館大門口與我見面。
見面之後江老師告訴我，她已經從研究生院的教授位置上退休了。她的兒子在美國發展得不錯，在西雅圖的大學裡謀了一個教授的差事，多少年都因為工作太忙，沒有回家和母親見面，目前正在申請接江老師去美國探親。邀請信和財產保證書都不是問題，她這些日子以來正在辦理出國護照。我一聽原來是這麼件事，就鬆了口氣，對江老師說，以我自己的經驗，這事應該不成問題。當初我到德國讀書的時候，我的太太到德國去看我，就是因為政府關懷留學生，曾經有過規定。至於美國，那是資本主義社會，只要有錢沒有辦不成的事。
江老師嘆道，美國那一方大概是不成問題，可是事情出在咱們這一邊，據說是她的職位太高，不能批准護照。她說：「正是因為想起來前幾年你有接太太出去的經驗，所以今天特意求你幫忙，跟他們解釋解釋。」
江老師從來還沒有找我幫過忙，今天有這麼個難得的機會，我覺得義不容辭，便滿口答應，而且我認為改革開放的形勢越來越好，心裡也十分有底。
進了門，拿了號，滿屋子都是人，我們就耐心地等。等輪到江老師，我就陪她走進一間小屋。
屋內是個年輕人，和顏悅色，倒還討人喜歡。他看了一眼卷宗，抬頭笑了起來，高聲說道：「哎，又是您啊，我想起來了，這事還是不行哇。我不是跟您說過了嗎，上面有精神，您的級別太高，屬於國家高級人才，不能批准出國啊。」
「我都退休了，還什麼高級人才不高級人才，」江老師嘟囔著，聽得出來，這樣的話她已經聽過好些回了。
「哎，您可不能這麼說哇，高級人才永遠都是高級人才，」那人不動聲色地說。
江老師道：「地主富農，右派份子還有個摘帽呢。我這『高級人才』什麼時候能夠摘帽哇。」
「高級人才哪兒還有個完呀。目前國家正在建設，您雖然退休了，可身退心不能退，您還可以發揮餘熱嘛。」我心想這人不愧是只能言鳥，可真會說話。
江老師聽到這裡，拿眼睛瞅著我，意思明白得很，她下面已經沒有詞了。
我連忙接過話頭對那人說，江老師雖說是高級人才，但發揮餘熱也不在這一會兒工夫。等她探親回來，再參加建設還不是一樣。再說，江老師出去看看美國人的干法，興許還能有所借鑑呢，是不是？
江老師一聽，連連點頭，她大概發現我經過文化大革命的鍛鍊，畢竟比她能說。
不想那人根本不假思索，張口就來，對江老師說：「那讓您的兒子回國來看您，順便看看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大好局面，且比您這麼大歲數到美國去看人家資本主義的沒落好多了哇。美國人的那種干法有什麼可學的。」
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那人口才真是了得，沒想到他倒能先發制人，說得滴水不漏。
他看我嘴唇一動，還想說什麼，就連忙堵回去，衝著江老師說：「咱們也別鬥貧嘴了。我跟您實話說了吧，您的這種級別，上級的規定就是不能批。不管怎麼說，您也是國家寶貴財富，絕不能讓您損失掉。您讓我批您這個護照，我有這個心，也沒有這個膽兒。單是為我自個兒，為我的老婆孩子，也不能犯這個錯誤哇。」
話已經說到這份上，那人都拿出自己的身家性命作為理由，我就沒有話說了。
我們見大勢已去，面面相覷，只好怏怏出來。那人還挺客氣，站起身來，一再地點頭送客，說今後沒什麼別的事就甭來回跑了，勞神費力，還不解決問題。
我們一路無語，我也不知如何安慰江老師，默默地送她上了公共汽車。
後來我又給江老師家打過幾個電話去安慰她老人家。她倒反過來勸我，說已經去過三四回，反正都是這樣的答覆。聽她的口氣還不算太懊喪，只是說，幾十年都是當成扔不出去的破爛貨，想不到如今臨了退休之後反倒成了國家寶貴財富。我就勸她，亡羊補牢，如今能夠想起您來，不是也比一直想不起來要好麼？她說那倒也是，過去只有搞運動才想得起我來，如今居然是當成寶貴財富想起來的，再想想文化革命里死的那些人，什麼氣都沒了。我就說，您能這麼想就對了。
後來因為忙，沒有去江老師的府上問候，只是間或有電話聯繫。十多年前我臨出國的時候記得還給她打過一個電話，問她辦理護照的進展，她說政策還是照舊，她依然屬於國家財富，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其它消息。
聽她說出這番話，我不禁想起當年在她家裡讀德文時候的同學。這些同學裡頭，江建國聽說做了駐德國的首席記者，我還是從另外一個同學那裡聽說的。那次是咱們的一個駐外記者跑掉了，但人還算仗義，臨走前往回打了一個電話，說他把開出去的「奔馳」汽車停放在某停車場，鑰匙交給了門房，讓派人去取車。後來組織上就是派江建國去交涉的。黃秀銘自從我在英國的柯切斯特大學和他分手之後，聽說轉到美國新墨西哥州大學那邊繼續研究機器翻譯，想來也是專家了。喬毅大約還在語言所罷，前些天偶然翻弄全球資訊網，知道他還在從事語言學研究，現在也一定是一流人材。除了我一事無成之外，其他幾個經過江老師親手調理過的同學還真是學有所成。所以如此看來，江老師培養後學成材的比率相當高，說她屬於國家財富也是名至實歸，不能算太離譜。可我並沒有把這番心思說給江老師聽，恐怕她聽了會認為連我都承認她屬於國家寶貴財富，從而加重她的思想負擔。
到美國之後，我一向窮忙，漸漸就和江老師斷了音信。這次還是和朋友老左偶然說起江老師，心裡才不免十分惦念起她。
按說眼下也不是完全沒有線索去打聽江老師的下落，但我總怕會聽到不好的消息，尤其是聽說年近九十的左奶奶最近過世的消息，想到左奶奶當年與江老師是同學，她們年紀應該差不多，我就更免了這份心思。
不過我總想把我和江老師的過從寫出來，雖然我和她相處的時間不算長，了解的也不算多，但往日零星的印象總還可以拼湊出大致的情節，以後有法子還可以慢慢充實。要不然時候耽擱得太久，我恐怕象江老師這樣在社會劇變中難得的人物故事早晚會湮沒無聞。
閃出這番念頭，又記起當年跟江老師學習德文時經常讀的那幾篇《格林童話》，我就不免信手摹仿起來，於是很容易寫出了故事的開頭：
「Es war einmal in China，...（從前呀，在中國，……）」
故事的中間部分，看來也不會有大問題，無論是結構的啟承轉合，前後呼應，還是情節的跌宕起伏，峰迴路轉，都好辦。
可是我的故事卻沒有辦法結束，因為我不知道江老師最終是否辦到了護照，也不知道她到底與她的兒子是否在美國見了面，後來是否過上了幸福的生活，所以也就不能象在《格林童話》裡面那樣照常收尾：
「... sie lebten glücklich zusammen bis an ihr Ende.（……從此呀，他們一起過上了幸福的生活。）」
二千零二年二月十八日，二閒堂，波士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