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市涪陵區李渡鎮紅星村三組，上世紀三年困難時期為四川省涪陵縣馬鞍公社妙音二隊。當時有73戶家庭，299人。1959年至1961年間，除孤身老人朱吉雲在敬老院病故屬正常死亡外，因食物短缺，先後患浮腫病致死的有44戶、75人，分別占總戶數和總人口的60%和25%。其中男51人，女24人，有10對夫婦雙雙死去（其中青壯年6對），留下孤兒；有28個青壯年男人丟下孀婦或尚未婚配；有11個兒童、少年過早地離開了人世。詳情見統計表：
關於「食物短缺」的成因與程度
一、1958年秋收之前已建立公共食堂，秋後成立人民公社，精壯勞力大煉鋼鐵，農業實行大兵團作戰，在「三年不種莊稼都吃不完」的謊言誤導下，「敞開肚皮吃飯」，較正常情況下超支了大批糧食；是年，晚稻和蕃薯本來收成都很好，但到收穫時，農業上的勞動力已嚴重不足，為了突擊完成任務，先後由李渡小學的學生幫助割晚稻，後來挖蕃薯又不准用鋤頭，而是派人牽牛去犁，撿起來多少算多少，又拋撒了一些糧食和薯類，給接踵而至的三年饑饉埋下了隱患。
二、1959年片面貫徹「農業八字憲法」，實行「少種、高產、多收」，小麥以用種量測產量，開廂撒播，每畝用種五六十斤；包穀搞定向密植，株距3寸，單株擺播；水稻栽「雙龍出海」，株距2至3寸。如此過度密植，致使全年大減產，加之徵購過頭，又沒收了社員的自留地，秋收之後即出現了饑荒。當年秋播時，因為飢餓，社員們已開始在坡上背著幹部生食葫豆種，次年春砍菜頭時又生吃青菜頭，浮腫病人大量湧現（駐妙音一隊的縣婦聯幹部王亞平也全身浮腫），大隊建立營養醫院收治病號，食量大的青壯年開始死亡，土地成片荒蕪。
三、1960年，筆者先後在馬鞍公社任基幹民兵連文書、文化站長、掃盲專職教師，有時下大隊食堂吃飯，一張飯票只有一個澱粉粑（用石灰漚包穀殼取漿製成），或乾脆只有一碗蕃薯葉。縣委調研組幹部張富易，一次在妙音三隊筲箕塘伙食團進餐，社員幸仁義準備倒了的蕃薯葉水（裡面有鹽味）他都去接來吃了。是年春，我任公社基幹民兵連文書時，接到石馬大隊的幾份檢舉材料，說該大隊六隊張家坡有一個姓張的青年（名字已記不起了）及其老母在家煮食人肉（小孩），被發覺後，隊上幹部收去在地垻腳埋了並潑上大糞，那老婦人還去刨出來啃吃，後來在太乙大隊朱家堡逮捕那青年時，他旅行袋裡還裝著一塊人肉。
四、1961年農村人口吃糧標準最低時，成人每月只有7.5市斤，加之幾年來除過年和營養醫院的病號外，一直都沒有肉、油、糖、酒供應，飢餓難耐，不少人開始用觀音土充飢。本院冉相成、冉均武父子吃了拉不出來，只好讓其妻去掏，以後不久就先後死去；我大母何素芳也因為吃多了觀音土，損傷了內臟，逐漸消瘦，在那年冬天含恨而亡。筆者亦因吃觀音土導致痔瘡嚴重，迄今，已先後動過四次手術。
當時人死後，安葬也極其潦草。我大母死後是用樓板釘一個棺材埋的。鄰居未婚女青年況道芳死後，是其母用蓆子包起捆好，由我與何炳武用扁擔抬去埋的。那時我們也沒有多少力氣，只是胡亂挖了一個坑，把屍體放下去，然後把泥巴傳攏來蓋上了事，根本沒有去壘墳頭。
這就是後來所謂的「三高」（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五風」（浮誇風、共產風、命令風、瞎指揮風、特殊風）造成的嚴重後果。當時，妙音二隊附近東有涪三中、西有涪陵專科學校兩所校地廣闊的學校，學校農場和李渡鎮蔬菜組種植的南瓜、白菜、蘿蔔可供社員竊取，不然，還會餓死更多的人。
《炎黃春秋》201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