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大陸極權專制制度下的每一個人都有情感被壓抑的經歷，我記憶的經歷是從8歲開始的。
上小學三年級我不得不失去辮子，我開始學會了壓抑情感
我8歲是1952年，我被父母送到張家口乾部子弟學校寄宿，這個學校集中了當年察哈爾省的幹部子女。校長、老師和管理生活的阿姨都是穿著同樣的藍制服的革命幹部，我也過上供給制生活。學校給我發了件粗布的白襯衫，還有一套藍色的列寧裝。女孩和男孩的區別是兩排扣，腰上束藍色的布帶。我被剪去從天津幼稚園時就留起的辮子。因為這個學校繁衍"革命蟲"，很快我的頭上就長了黑色的、身上長的是白色的，比黑色的還要大。我記得媽媽把我在學校穿的衣服全部煮過，往我頭上澆過醋，澆過煤油，把我的頭皮都燒爛了，總也剿滅不完。一次上課時，我竟然看見頭髮簾上爬動著一隻黑虱子就把它活捉了，課堂上捉住虱子讓我感到很害羞，尤其怕別的同學看見，因為大家都知道虱子是髒東西，誰公開捉到虱子經常受到譏笑："你真髒啊"。這大概是我最早記憶的人的情感的虛偽。
三年級的下半學期，察哈爾省取消，父母帶著弟弟全家都搬到北京了，我因為學校的原因，一個人被留在張家口，這樣我就成了連星期天也不能回家享受自由的人。一次我生病了，發燒，不能上課，姚阿姨把好幾個女生病號都調到我住的宿舍里，晚上姚阿姨帶著我們班的尤小平給我們送來了一桶熱呼呼，飄著鮮綠菠菜葉的面片湯，我們六、七個病號圍著被子，坐在床上喝起來，好像在學校從來沒有吃過這樣好吃的飯，平時在飯廳是不准說話的，我們在宿舍吃飯又說又笑，阿姨給我們每個人往飯碗裡添面片湯，我喝得滿頭大汗，一些沒有生病的同學也分了些。第二天尤小平一臉嚴肅地來看我們病號，她就像掌握了什麼重大的事情，她說："姚阿姨說了，昨天喝一碗的是真有病，喝兩碗的是有一點病，喝三碗的是裝病。"我把頭蒙在被子裡，羞愧難當，因為我恰恰是喝了三碗的。在家裡，生病的時候媽媽總是為我能多吃些東西而高興，為我不吃飯、吃少飯而焦慮，從這件事之後，我對很想依賴的老師阿姨的信任失去很多，而且我學會了要壓抑自己的真實的感情，喜歡的，高興的都不能輕易流露。
弟弟也成了我的同學，我們失去了父親
三年級一放暑假，我被送到了北京，我也有了新學校，是華北局所屬的華北西苑小學，學校離家很遠，在頤和園的南邊，現在是中央黨校的一部分。順著頤和園的東牆，走到頭，走過一條窄窄的柏油馬路，就是一條鄉村小土路，這條土路一直通到我的學校。學校是新蓋的，有兩座嶄新的灰色樓房和一排排整齊寬敞的灰色平房，還有一個非常大的院子，院子西邊是大操場和各種運動器械，東邊是我們的園地，秋天開滿了金黃色的向日葵。華北西苑小學，已取消了供給制，夏天我可以穿花布裙子，冬天我可以穿我自己選的花布做的棉襖，這種花棉襖我又穿到中學、大學，一直到社會上有了羽絨服才不穿了。但是過集體生活約束我們的紀律和張家口學校是一樣的，幾乎無處不在，在寄宿學校想享受到家的溫暖那猶如冰遇火。
我升入五年級時我六歲的弟弟也成了我最低年級的同學。弟弟剛入學不久，就趕上北京市流感，學校取消星期六回家，星期六下午，我們習慣地都聚集在學校大門口，看看家裡有沒有人來接我們，實際學校早已通知了家長。忽然我聽見一陣哭鬧聲，我看見正是我弟弟要往大門外邊跑，他要回家，他的班主任一個非常嚴厲的小個子張老師追上了他，非常粗暴地訓斥他，拉他拽他。弟弟倒在地上哭叫著打滾，我心裡難過極了，我那時個子長得已比張老師高，我心裡的本能是衝上去擋住張老師，對她說："讓我來告訴我弟弟這星期我們不能回家。"可是我要這樣做也是"反對老師"，我也就犯了錯誤。我含著眼淚，繼續看著張老師粗暴地對待弟弟，一直看到張老師制服了弟弟把他用勁拖走，弟弟還是一路哭嚎，一直到聽不見聲音。
多少年後我看到奧威爾寫的《如此歡樂童年》，他描寫他8歲進入聖塞浦里安寄宿學校的痛苦經歷引起我強烈的共鳴。我才意識到我上一年級的弟弟大鬧校門口是最勇敢的表現。
聖塞浦里安是20世紀初，英國一所昂貴的學校，奧威兒痛恨的校長和他的太太都是我們在狄更斯作品裡十分熟悉的極其勢力和惡毒的人物，但是我的小學校長、老師中沒有這樣的壞人，大多是和藹可親的。聖塞浦里安留給奧威爾的是鞭打、體罰和羞辱，是醜陋的校舍、大教室的霉味、澡堂里的濁水味和冰涼廁所的尿騷味。而我在學校里的生活和學習條件之好是一般小學的學生不僅沒有見過連想像都想像不出來的。聖塞浦里安和我的寄宿學校的相似之處在於制度，它們都象一座軍營，它們著重要培養兒童獨立生活的能力，都要扼殺和壓制兒童自由天性的發展，而且是從誠實情感的表達開始的，面對嚴格的集體生活的紀律，讓兒童對自己真實的情感的流露，懷有一種恐懼和羞愧的犯罪感。反方向更助長了目中無人和冷漠的滋生。
在我五年級，弟弟剛入學的冬天，我爸爸因重病住院了，媽媽顧不上我們，我和弟弟因為沒有新棉鞋，兩個人腳都凍了。
新學期開學後，我見父親的機會越來越少。5月之後，媽媽根本不讓我們回家了，每個星期我都是和弟弟在學校里過的。7月到了，月初媽媽給我來了一個電話，問我和弟弟期終考試準備得怎麼樣。我急著問爸爸的病情，媽媽用很平靜的口氣對我說："爸爸轉院了，到很遠的地方去療養了。"我什麼都明白了，眼淚湧出來了，滴在電話筒上，止都止不住。傳達室的叔叔關心地聽著我接電話，這時一個比我低一兩年級，又白又胖的男孩跑到我對面學我哭，還向我大做鬼臉，他當時對我的傷害，和我心中想止也止不住的悲痛一樣大。馬上"高瑜爸爸死了"的消息傳遍校園。老師、校醫的眼神都對我和弟弟充滿同情，在我最悲痛的時候，想到胖男孩對我做的鬼臉，我竟然能止住悲傷，改為憤怒了。多少年之後，當"太子黨"這個詞出現，我還能想起那個胖男孩的鬼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