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地方的司法機關都有自己的節奏。有人說那就像一台老舊的留聲機，針頭半天才划過一次聲道，卻能把曲子播放得天花亂墜。聽的人似懂非懂，彈的人滿臉嚴肅。一旦有外人起身問一句：「你們這是在演什麼曲調？」常常會被一個眼神示意噤聲。你也不知道他們是真沒聽懂，還是故意裝糊塗。
在重慶涪陵區，有一個案件像歌劇一樣反覆折返，唱到今天還沒完結。名字嘛，按官方稱呼叫「付廷祥涉惡案」，可在最早版本，它只是一樁非法採礦和虛開發票的普通刑事指控。後來版本升級，曲調驟然高亢，牽連眾多，被貼上「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標籤。再到後來，又改口稱「惡勢力」。
輾轉之下，誰也沒搞明白幕後編劇在想什麼，只知道從七年刑期起步，一路可能要跨過更高門檻。上訴在這裡成為一個關鍵節點：
本來你認為上訴能帶來轉機，沒想到轉來轉去，越來越寬的指控。
而名堂也越來越熱鬧，重審中法官也幾番易人，倒像是舞台上隨時換演員。
1
當初付廷祥被一審判了七年，原因大致是非法採礦和虛開發票。聽上去像一份常規的經濟類刑事案判決，大多數人也不會對「七年」有太多疑問。如果止步於此，或許這個案子就如同茶館裡匆匆上演的一出短段子，轉瞬散場，各自回家吃飯。可是付廷祥起了念頭：
我要上訴。
二審法院說：那好，發回重審，理由是「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乍聽像是他撿到一個機會，可以重新翻盤。但意外往往從下一秒開始。上訴後的重審有時就像有人在夜晚窗口聽見聲音，於是點亮了燈，照見家裡不只是有老鼠，還有大蟲子。
等重審一開，指控內容忽然變得花團錦簇，比原先的兩條罪名更多更雜，甚至蓋上了「黑社會」那份驚人的蓋子。後來這個蓋子又被撤，換成「惡勢力」。就像某位唱戲名角出場先咆哮一陣，再迅速改為一段柔婉唱段，讓台下人迷迷糊糊，不知道是真換戲路了，還是只是給大家看個形式。
在法治常識里，很多人都習慣「上訴不加刑」。可這個案子像是在提醒你，有些地方的邏輯比煙花還絢爛：
你越要上訴，就越容易被貼更多標籤。
期間律師們多次強調，偵查機關可能在上訴後開啟了所謂「報復性」程序，翻箱倒櫃找各種往事。付廷祥的企業曾經在地方上交了不少稅，也做過公益，據說還解決了許多就業。可一旦牽扯到專項鬥爭，你是企業家還是勞模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把案子「唱大戲」才符合某些氛圍。
這場戲如何唱？要看舞台上的角色配置。最初，重審時由申雪法官帶隊，後來他被撤換，再後來李信梅登場，正準備好兩個庭前會議，又被換下去，最後是田凌法官上陣。不得不讓人發問：
換法官這麼勤快，是臨時遇到啥困境，還是有人在後台直呼該換人了？
外頭人說不清，只知道每換一次，審理步調都得重新調整。到後來，就有人感慨：台上莫非就留著一個麥克風，誰拎起它，誰就是主角。可劇本似乎是別人在寫，演員本身也沒多少自主權。
田凌法官此番主持大局，卻遭遇另一輪質疑。因為付廷祥的弟弟付廷偉曾有過一樁尋釁滋事案，恰好也是這位田凌審理的，而那案子又被整合進付廷祥「涉黑」或「涉惡」的大背景。如此交織，讓辯護律師連呼「有迴避事由」，結果當然是沒獲採納。換個角度，也可以當作一切盡在掌控——法官不會輕易失手，案件繼續向前走就是了。
2
辯護律師周澤反覆提到「幫凶」這個詞，一次又一次地拋向對面。立刻就被法官喝令，要求把這句話記下來。律師要繼續說時，又被要求停下。原本是你來我往的訴辯結構，卻多次陷入這種頂牛局面。如果外界聽了，會覺得像在看一幅誰也不肯退讓的畫。有人猜想，這場拉鋸還將持續很久。
周澤的說法，背後不是隨口一說。他列舉了好幾個細節。付廷祥的公司在行政訴訟中曾一度勝訴，但後來涪陵區法院又改判了。還有：
給付廷祥做過有利判決的法官被處分。
當地公安在二審發回後啟動了更深入的偵查，找了許多當事人，直到把「涉黑」帽子戴到他頭上。
周澤認為，這些跡象拼在一起，仿佛指向一個合力。他用「幫凶」來形容涪陵區法院和檢察院，言下之意是：
你們順著另一隻手的思路在辦案。
對於這一點，審判長相當牴觸，多次示意不要再使用類似提法。可律師反而覺得，當事人權益被侵害，就應該當庭表達。於是，這段插曲成了庭審中的焦點。
法庭之上，另一幕讓人印象深刻：兩名被告人被法警硬生生抬進法庭。他們據說是拒絕配合審判，認為程序有瑕疵，也不願在審訊椅上就位。結果法警上前：
把他們從門口一直抬到法庭中央，姿勢並不雅觀。
有人形容那場面就像在押解不聽話的孩子，有人則覺得是被告人刻意鬧場，法警也沒辦法。可更奇特的是，據說想旁聽的家屬和員工大多被擋在法院門外，理由是坐席不夠。與此同時，一些街道辦的人被招呼進來「占位置」。如果不仔細看，仿佛是聚到一塊兒聽政令宣講，跟這案子的實質關係不大。如此公開開庭，讓許多人感到某種頗具張力的效果。
周澤律師和其他辯護人曾努力讓更多人進來旁聽，但失敗了。門外人擠不進，門內座位卻還有空著。一些旁聽位置被個別單位人員坐了，聽到一半，這些人甚至表示搞不懂案子：
只是被通知「要來」。
有些事情，外界聽來覺得難理喻，又確實在那個地方發生了。所有過程照舊走程序，但當事人會否發出某種情緒反應，就不得而知了。
3
說到程序，大概還是要回到罪名的改動。檢方從最初的非法採礦和虛開發票一路跨到「黑社會性質組織」，再後來又將黑社會指控撤掉，變成「惡勢力」。有律師調侃，這就像拿著一幅畫先給你潑上一層黑漆，再清理掉一部分說其實只是灰色，然後看看還不夠，再往裡添幾筆別的顏色。
各次變更起訴中，對人數、涉案金額、作案手段的表述都作了調適。最後一次變動是在2024年9月，正式放棄「黑社會」這頂帽子，畢竟：
要湊夠黑社會組織的法定要件有點吃力。
這一進一退，不禁讓人想：當初為何沖得那麼猛？後來為何又收縮？實務上解釋說是偵查深入，證據發生變化，可看客們心裡到底怎麼琢磨，就很難說了。
有評論者指出，這種把罪名一再升級再降級的現象在一些地方不罕見，尤其當某種專項行動在全國風行時，往往會有辦案人員希望藉此立典型。畢竟，「涉黑」比「涉惡」分量更重，更能顯示戰果：
若後來證據乏力或上級調查有異議，又會把黑社會改回普通惡勢力。
付廷祥案正好被扔在這風口。上訴之舉本來應該是一次糾錯機會，卻成了激發偵查機關再度下猛藥的導火線。從某種角度講，這是一個值得所有做辯護或研究法治的人細細品味的過程：當事人以為自己抱住了法律賦予的救濟武器，轉頭卻發現這武器帶來了另一種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