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元年，濟寧府汪澤民，自京城外放濟寧任上已三年，急切盼望升遷。一日出城五里，有人（此人乃汪之心腹）跪於轎前，攔轎報喜。稱稻田裡生異稻一株，稻梗上並生九個麥穗，且個個碩大飽滿。汪大人立即下轎，連滾帶爬，對著九穗麥稻啪啪捋下手腕上的馬蹄袖，面北跪於泥水之中，口呼萬歲、萬歲、萬萬歲，對隨從和村人說道：此乃國之異象，主大清朝五穀豐登，國泰民安。隨即草擬表奏，又著人描圖繪彩速報京城。新皇對嘉禾圖深信不疑，目為祥瑞，頒旨汪澤民回京復命。汪升官離任前將嘉禾圖刻石勒碑，立於府衙大門之外，石上並刻道光褒獎之詞和汪之題跋。此碑現存於山東濟寧市太白樓。
有點常識的人都知道，世上各種動、植物皆遵從遺傳學法則，有道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稻子植株上只可能結稻穗，小麥的植株上才可能結麥穗，誰見過稻子結麥穗？就算現今科技發達，也還沒有人能鼓搗出來。汪澤民導演的這齣戲並不高明，竟把剛剛登基的當朝天子哄了。都說官場中人搗鬼有術，只要能升官，什麼歪點子都能想得出來，什麼下作的事情都能幹出來。這麼低級的玩笑，就把皇上逗樂了，豈不荒唐可笑？
其實，這類事咱中國古已有之，汪澤民並非發明人。
明朝永樂元年(1403)，靖難之役甫結束，朱棣對戶部、兵部大臣說：「數年用兵，軍民皆困，今與之休息……」基於這種認識，朱棣對永樂初年各地爭獻白兔、白象、嘉禾以及稟報某處普降甘霖等祥瑞中，最關注的卻是事關國計民生的嘉禾、瑞麥等物。永樂四年，南陽獻瑞麥，朱棣對禮部大臣說：「此郡縣屢奏祥瑞，獨此為豐年之兆」，遂命薦獻於宗廟。大概因為朱棣新從他侄兒建文帝手中奪過政權，為顯示天下太平，國勢強盛，也為了改變自己篡逆形象，他特別需要快出、多出「政績」，老於世故的官場中人誰是糊塗蛋？揣摸透了皇上的心意，於是紛紛挖空心思，裝神弄鬼，爭獻祥瑞。但朱棣畢竟是朱棣，不是好哄的。他對於一味熱衷獻祥瑞而不務實政的官員的投機行為，常嚴厲斥責，決不姑息縱容。
有一年，山西代州獻嘉禾，禮部請賀，朱棣回答道：「朕奉天子民，正願天降豐年，使四海之人皆足。今蘇、松水患未息，保定、安肅、處州、麗水皆雨雹，渾河決於固安，傷禾稼。且四方之廣，尚有未盡聞者，不聞群臣一言及弭災之道，而喋喋於賀嘉禾，謂楨祥朕德所致，夫災異非朕所致乎？爾等宜助朕修德行政，他非所欲聞也？」對於腐朽無能的馬屁精，朱棣狠狠地摑了他一巴掌，何等痛快！但官場中慣走捷徑，諳熟潛規則的馬屁精和專擅投機鑽營之小人，一撥又一撥，因為他們不必付出什麼成本，碰巧上頭高興，那就燒了高香。永樂六年春，福建以柏生花為瑞來奏，朱棣賜教訓責說：「朕委任爾等鎮撫藩方，以圖安輯，爾等驗之人事，歲果豐登，民果給足乎？樹木之花，世所常見，何益於國，何利於民，而以為瑞也？相為朋比，戲侮如此，忠臣恤民之心，果安在哉？」不久，蘇州、揚州以檜生花為瑞請賀，朱棣也降敕責之。
由此可見，歷朝歷代官場上總少不了這號人，他們正經事干不來，官癮還特別大，成天變著法子玩弄欺下瞞上的把戲。但既然玩的是騙術，便總會露出破綻，所以識別此類其實並不需要多高的智商，有點科學常識就行了。何況，時當永樂初年，正是朱棣人生和事業的巔峰期，他勵精圖治，奮發有為，十分清楚統屬下的各級官僚，為了各自的榮華富貴，往往對皇上只報喜，不報憂，弄虛作假，獻媚邀寵，這些都沒有逃過他的眼睛，一一在「批示」中給予鞭撻和「曝光」，這是朱棣可圈點處。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當我們透過時間隧道，審視六百年前的永樂大帝和二百年前的道光皇帝時代發生的事情，不需要特別豐富的想像力，我們便可以預測，後世子孫在回望共和國這一章時，他們的目光不會不停留在1958年，然後發出感嘆：歷史為什麼總是循環往復，驚人地相似？京官也，封疆大吏也，為何一個個都那麼熱衷於向朝廷獻祥瑞，有完沒有完？讓我們重溫熱火朝天的1958年。
1958年6月12日，新華社報導：河南省遂平縣衛星農業社首放小麥畝產3530斤的「衛星」。6月30日，《人民日報》報導：河北省安國縣南婁底鄉卓頭村社小麥畝產達到7320斤。9月18日，《人民日報》又報導：廣西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發射」的中稻「高產衛星」，畝產量高達13萬多斤。當時，報刊上進行了大量的浮誇宣傳。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長撰文講述自己親眼看到廣東番禺縣畝產100萬斤番薯、60萬斤甘蔗、5萬斤水稻的事實。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發表題為《駁糧食增產有限論》的文章，認為廣東省糧食產量可達到畝產三四千斤以至1萬斤。《人民日報》還發表大量社論，大批所謂「條件論」、「機械論」、「悲觀論」和「農業增產有限論」，鼓吹「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只有想不到，不怕做不到」。宣稱：「只要我們需要，要生產多少就可以生產多少糧食出來」。這些宣傳，進一步助長了實際工作中的虛報浮誇傾向。
在這股虛浮氣氛之下，一時間，全國上下竟產生了糧食多了怎麼辦的憂慮。1958年8月11日《人民日報》關於毛澤東8月4日視察河北省徐水縣的一則報導，是非常有意思的：
縣委書記張國忠告訴主席說，今年全縣夏秋兩季一共計劃要拿到12億斤糧食，平均畝產兩千斤。主要是山藥高產。毛主席聽過以後，不覺睜大了眼睛，笑嘻嘻地看了看屋裡的人，說道：「要收那麼多糧食呀！」
這時候，毛主席顯然是想起了張國忠在路上介紹的本縣情況，就伸出又厚又大的巴掌，算帳一般地說：「你們夏收才拿到9千多萬斤糧食呢！秋季要收11億呀！你們全縣31萬多人，怎麼能吃得完那麼多糧食啊？你們糧食多了怎麼辦啊？」
大家一時被毛主席問住了。後來。張國忠答道：「我們糧食多了換機器」。
毛主席說：「又不光是你們糧食多，哪一個縣糧食都多：你換機器，人家不要你的糧食呀！」
李江生說：「我們拿山藥造酒精。」
毛主席說：「那就得每一個縣都造酒精！哪裡用得了那麼多酒精啊！」
毛主席呵呵笑著，左右環顧地看看大家。大家不覺都跟著笑了起來。張國忠也笑道：「我們只是光在考慮怎麼多打糧食哩！」
毛主席說：「也要考慮怎麼吃糧食哩！」
很多人都在私下裡互相小聲說著：「毛主席看問題看得多遠，看得多周到啊！」
「其實糧食多了還是好。」毛主席又笑道：「多了，國家不要，誰也不要，農業社員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頓也行嘛！」
令毛澤東高興的「祥瑞」還有很多很多，像農業戰線大放高產「衛星」一樣，在大煉鋼鐵運動中也廣泛開展了大放高產「衛星」活動。9月14日，貴州省首放「衛星」，宣布生產生鐵14000噸，提前超額完成了9月份9000噸生產計劃。河南省不甘示弱，馬上宣布僅9月15日一天，全省就產鐵1893.92噸。毫無鋼鐵工業基礎的廣西壯族自治區後來居上，連放幾顆特大「衛星」，其中鹿寨縣日產生鐵竟然高達20萬噸。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後，以全民大煉鋼鐵和大辦人民公社為主要標誌，大躍進運動達到了高潮。在大辦人民公社方面，行動最快最最耀眼的是河南省，僅用8月份一個月的時間就實現了全省農村人民公社化，給北戴河會議獻上了一份大禮！
還有更鼓舞人心的：在中共中央確定的共產主義試點單位河北省徐水縣，在其向共產主義邁進的規劃中，提出1963年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以提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聞名全國的山東省壽張縣，計劃兩年後即實現共產主義。浮誇風嚴重的山東省范縣居然在1958年10月28日的萬人大會上宣布，1960年過渡到共產主義，而且還具體形象地描繪了共產主義的美好圖景：「人人進入新樂園，吃喝穿用不要錢；雞鴨魚肉味道鮮，頓頓可吃四個盤，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樣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說天堂好，天堂不如新樂園。」一時間，在全國不少地區出現了「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狂熱。毛澤東讚揚這樣的「烏托邦」，在范縣「共產主義規劃」上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詩，似乎也是可行的。時間似太倉促，只三年，也不要緊，三年完不成，順延也可以。」
文藝界也不甘寂寞，在「寫中心」、「唱中心」、「畫中心」的要求下，制定了自己的「躍進計劃」，大放「創作衛星」，粗製濫造了一大批反映大躍進的公式化、概念化、標語口號式的所謂作品。特別是當時被推崇為革命浪漫主義典範的新民歌，一味堆砌豪言壯語，嚴重脫離實際，對大躍進浮誇風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許多地方甚至提出每個縣要出一個李白的荒唐口號，成為笑談。
面對如此盛世景象，包括毛澤東在內，幾乎所有的中央領導人都沉浸在無比興奮中。基於高層判斷，北戴河會議認為，我國的農業和糧食問題已基本解決，工作重心應由農業轉移到工業上去。會議甚至錯誤估計到1959年，我國鋼鐵和其他主要工業產品產量就可以超過英國。在1958年至1962年的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國將提前建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並創造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但是，由於全民大煉鋼鐵和其他各種「大辦」抽調農村勞動力過多（約9000萬人），因而，1958年秋收時，全國各地普遍出現農作物豐產不豐收的情況，大量成熟的農作物無人收穫而爛在地里，損失巨大。當年糧食實際產量只有4000億斤，而糧食徵購卻是根據7500億斤的估產數字確定的，高估產高徵購，勢必從農民口中奪糧，加之公共食堂浪費驚人，到1959年春天，全國很多地方已出現農民缺糧、逃荒、浮腫甚至死亡等現象。據中共河南省信陽地委向中央報告，1959年冬至1960年春，僅正陽縣就餓死8萬人，新蔡縣餓死人近10萬。遂平縣嵖岈山人民公社一個社就餓死4000人，占其總人口10%。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1960年，全國人口淨減少1000萬人。
對於大躍進造成的嚴重後果，黨內不是沒有人察覺。彭德懷在武昌會議（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後到湖南考察，由省委書記周小舟陪同，先後到湘潭、韶山、株洲等地，並在家鄉烏石舊居開調查會，到幸福院看望老人，得知他們每餐只有二三兩米。隨後到平江（這年正逢平江起義30周年），發現刮共產風和造假現象嚴重。有一位紅軍時期傷殘老戰士暗中遞給他一張紙條，上面寫著後來被廣為傳播的新民謠：「谷撒地，禾葉枯，青壯煉鋼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麼過，請為人民鼓嚨呼！」他不能不動情，這是群眾多麼沉痛的呼聲！
1959年七八月間召開的廬山會議，原是為糾正黨在大躍進中左傾的重大失誤。7月14日，彭德懷寫信給毛澤東，全信3000餘字，肯定了大躍進的成績，也實事求是地批評了存在的問題和錯誤，公忠直言，光明磊落。不料，毛澤東將此信轉發給會議分組討論，繼而又發動了對彭德懷和張聞天等人的批判和圍攻，糾左契機從而喪失。幾乎是命中注定，中國人民必須吞食大躍進的苦果，在人為的大飢餓中苦苦煎熬。要不了幾年，又迎來了血雨腥風的10年文革浩劫，這是中華民族永遠不應該忘記的痛史！
《炎黃春秋》200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