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宣傳」乃中共立黨之本、開路先鋒。「大外宣」，即「對外宣傳大布局」，引起廣泛關注的時間並不太長，但其歷史相當久遠。1949年後，大外宣一直是中共政權重要一翼，涓滴滲漫海外，文革前有效影響西方輿情，文革後亦悄然改變一些海外華媒立場。近二十年，中共不斷為「大外宣」撥款輸血，全力向海外放送紅色意識形態，試圖與歐美爭奪意識形態制高點。
前言
文藝復興「人的意識」覺醒，西歐從君主制向民主制轉型，「主義」紛起，各立標準、各繪未來。每一場大型社會運動均起於意識形態飄出的「幽靈」，攪動社會認知，籲求變更秩序。
1917年十月革命，布爾什維克僥倖奪權成功，共產主義甫一落地，即顯露猙獰：
糧食產量驟降到1914年前的一半，造成數百萬人不是餓死就是流離失所。在布爾什維克取得政權的最初三年，全國一直處在飢餓狀態中。到1921年，共產黨政府不得不請求國際援助。1
史達林時代，蘇聯受難者高達2000～4000萬。2但蘇共全力遮罩真相，自塑英姿，天天放送「我們一天天好起來」。二戰後，「東風」一時強勁，共產陣營景象蔚然。
1955年12月，毛澤東諭示新華社：「把地球管起來，讓全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的聲音。」3「以中國觀點報導新聞」，以中共立場裁剪報導、影響輿論，賺取中外「理解」，再「出口轉內銷」，把這些宣傳內容傾銷給國內民眾。中共政權體制性「大外宣」（對外宣傳大布局）成型。
本文簡要梳理中共「大外宣」歷史資料，力圖較直觀呈現其發展軌跡及其內在特徵。
一、文革前的外宣
「宣傳」一直是中共開路先鋒。1937年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為弱小的中共陣營召來成千上萬熱血知青，是為「外宣」經典樣板。1938年1月，中共在國統區創辦機關報《新華日報》，1946年在滬港創辦英文版《新華周刊》（New China Weekly）、《中國文摘》（China Digest）。4是為中共「大外宣」之先聲。
1942年初，延安《解放日報》改版，「由不完全的黨報變成完全的黨報」，「凡有轉載，須經毛主席親筆批示。」5同年春，「整風運動」，取消黨內思想自由，開啟資訊層級制，發行僅供高幹閱覽的《參考消息》。6
1943年，中宣部長陸定一提出無產階級新聞學口號：「把尊重事實與革命立場結合起來。」7這無異於否定事實的客觀唯一性。這種「事實與立場」相結合的宣傳手法很快便得到應用：1944年9月5日，張思德在南泥灣燒鴉片屋塌而死，報導隱去「鴉片」，說成「燒炭」。8
1949年後，寰內媒體悉歸黨營，公器淪為黨器，大陸民眾從此聽不到「不同聲音」。1949年11月8日外交部成立大會，周恩來公開講：「一切都要事先請示」（「外交無小事」出處）。9外交取決於內政，外宣取決於內宣，內宣取決於中共內需。
1950年10月25日誌願軍跨過鴨綠江，新華社隨軍記者接令「三不報」：
1、不報任何戰敗消息；2、不報志願軍傷亡；3、不報志願軍的「痛苦」。10
許多記者把戰場上的悲慘死亡描寫成為了保衛祖國「英勇」、「忘我」、「光榮」、「偉大」的犧牲，把陣地失守改寫成陣地轉移等等。
甚至連志願軍的家信也偽造。新華社隨軍電訊員薑桂林（1933～，1959年12月27日於開羅叛逃）吉林老家新建大屋被區長霸占，雙親趕入破敗陋室，但這些事情均瞞著他，他在戰場上收到的家信全系憑空捏造：
父親（按：原開養豬場）早已經變成了一個以拾柴為生的乞丐了。母親早年所積存的衣服已經被迫捐獻了，穿在身上的衣服破爛到不能蔽體的程度。從家人的敘述中才使我明白，我在韓國戰場上所收到的那些家信，其中描寫家庭生活如何這般的優越，都是出自共匪寫信隊的傑作。……自己身為中共的一個宣傳幹部，不但自己是一個自欺欺人的騙子，而且騙局還臨到了自己的家庭，自己這個騙子也被大騙子所愚弄了。11
中共陸續成立一系列外宣機構：中央外事小組、國際宣傳領導小組、國務院外事辦、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外文局前身）、中宣部國際宣傳處。1952年8月7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國際時事宣傳的決定》，強調國際時事的報導與評論統一歸口新華社與《人民日報》，其他媒體只能轉載。
1950年1月，英文版《人民中國》（People’s China，半月刊）創刊，文革前發行量一度達12萬份。1952年1月中國福利會（民間身份）外文版月刊《中國建設》（China Reconstructs）總發行量達到20萬份（五種語版）。1964年《人民畫報》14種外文版發行量高達58萬份。
外宣口徑從最初向蘇聯「一邊倒」到1960年代「反帝反修」，視所有歐美國家為敵，光榮孤立，自稱唯一「偉光正」。但「新華社對外新聞部向國外發送的新聞很少為國外報刊選用」。12
1958年，外文出版社制定1959年出版計劃：中文選題從200種躍進至300種，外文品種450種躍進至800種，「準備在三年之內居於壓倒美國出版物的地位」。但到1962年，出版外文圖書250餘萬冊，可實際在外國僅發行57萬餘冊。13《新中國對外宣傳史》不得不承認：「外宣工作的發展並不順利，對外書刊在西方國家接連碰壁，甚至在一些亞非國家也不時遭遇挫折。」14
對內，中共禁滅異議，單聲道自我表揚，自欺欺人。毛澤東明確施行愚民政策（弱民易控）15，封鎖內外信息。《人民日報》只報導「正面」，僅高幹才能看到的《內部參考》才稍載實訊。1957年，引用外電的《參考消息》僅發行2000份（省軍級）。161959年6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說：
現在《人民日報》和《內部參考》是兩本經。《人民日報》和新華社搞兩面派。公開報導盡講好的，《內部參考》講不好的。17
1946年1月11日重慶《新華日報》，陸定一發文《報紙應革除專制主義者不許人民說話和造謠欺騙人民的歪風》：
新專制主義者的報紙，告訴人民以謠言，閉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變得愚蠢。……它對於社會，對於人類，對於國家民族，是一種毒藥，是殺人不見血的鋼刀。18
當年對準國府的矛頭，1949年後成了尷尬的「歷史先聲」。中國人民「當家作主」了，但只能得到過濾的「新聞」，甚至要從外電獲知本省本城的重要資訊。
中共媒體必須執守黨性原則：報導要為政治服務，真實要為需要服務，用選擇性資訊強化既定觀點，長期引導社會輿論。全國小學生被告知，蒸汽機、電燈電話都是俄國發明。19還有「中國被迫捲入『抗美援朝』」、「中國建設取得巨大成績」……等等。1963年發起學雷鋒運動，但「雷鋒的很多事跡都是偽造的」。20
有相當一批海外白人左翼知識分子被中共媒體誤導。美國漢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曾說：「共產主義不適於美國但適於中國。」21還說：「中國的革命是很成功的。」221983年，費正清還堅持：「沒有一個前人的成就比得上毛澤東。」231986年費正清出版《偉大的中國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1991年費正清臨終才悟識：
中共政權是專制王朝的現代翻版。……自選自任的共黨專制政府和以前歷代王朝一樣，要繼續壟斷手中的權力。24
遮掩大饑荒
文革前十七年，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著陸變現——土改鎮反、思想改造、肅反反右，禍亂很快從政治思想領域滲漫至經濟基礎各個領域。1958年「大躍進」摧毀農業生態，糧棉大減產：25
1959年1月全國農業電話會議，副總理譚震林（1902～1983）估計500萬人浮腫、7萬人餓死；而周恩來估計12萬人餓死。其實毛澤東也知道饑荒，但他在轉發的報告中卻故意淡化饑荒。261959年4月12日《內部參考》報導《山東省春荒嚴重》。27
1959年2月4日《內部參考》寫道：
湖北省新洲縣……聽到有人來參觀，縣裡馬上召集下層幹部開會，要食堂把群眾生活搞好，並警告群眾，不准說沒有吃飽。所以群眾都願意天天有人來參觀，這樣可以吃得好吃得飽。有民謠：「……省委參觀走，稀湯難入口」。……現在農民們有苦不敢說，因為村上的幹部開會說：「如有人來村里調查生活情況的時候，只能說我們生活好，每天吃三頓小米飯和玉米饃，不要說沒有糧食吃。如果誰說了，就要開大會鬥爭你們。」28
毛澤東衛士李銀橋（1927～2009）的回憶錄寫道：1959年9月30日，毛澤東吃過兩次安眠藥，仍然無法入睡。他起來了……毛澤東的桌子上堆滿文件和電報，饑荒已經籠罩全國。安徽、山東、河南等地發來餓死人的絕密電，這些內容只有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員才能看到。……國慶節之後，毛澤東立刻南下視察。專列開入山東時，沿途土地龜裂，到處是白花花的鹽鹼地；進入安徽後，情況更糟糕，大田裡看不到豐收的莊稼，卻插著一堆一堆的紅旗……（毛）喃喃道：「天災人禍啊！」29
上天堂的「大躍進」成了下地獄的大饑荒。實踐檢驗「主義」，大饑荒直擊中共政權「合法性」，但中南海密遮緊掖，否認事實，造假自欺。此時，中共高層已知共產之路不通，但「階級本能」使他們共同維護「大局」。
1960年11月，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柯慶施（1902～1965）對埃德加·斯諾（1949年後惟一獲允訪華美國記者）說：我們現在不是鬧饑荒，將來也不會鬧饑荒。30
1961年2月8日杭州，毛澤東會見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1916～1996，後為法國總統）時說：「中國沒有饑荒，只是一時的匱乏。」31
1960年1月7～17日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1960年繼續「躍進」：
1959年全面躍進，1960年還將是一個大躍進年，可能比1959年形勢更好。1960年鋼產量1840萬噸，糧產量6000億斤，分別比1959年增長33%和11%。32
1960年10月1日《人民日報》（版8），張沛的《紅旗飄飄》寫道：
「赤地千里，餓殍盈野，賣兒鬻女，慘絕人寰」，這些舊中國曆次大災荒的真實寫照，今天，消失得無影無蹤了。……人民公社是征服災荒的最強大的武器。
一位中組部副部長說了實話：下放幹部有的嚴重浮腫走不動路，擔架抬進城住院，但還對人說在下面「吃得飽，吃得好」。這位副部長不久就被擼掉了「烏紗帽」。33
鋪天蓋地高唱「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什麼人間奇蹟都可以創造出來」，如何向人民解釋如此大反差的食品短缺？為何口糧定量一再下調？許諾與現實反差實在太大。為「不給社會主義抹黑」，公安部重點打擊五類分子的「造謠」、「誣衊」、「反動言論」。雲南大理州貧農王某在食堂說「我的小娃餓壞了」，立即以「現行破壞」逮捕，判刑六年。漾濞縣農民蘇某1956年買蠶豆1.5鬥、1957年買臘肉4斤送胞姐，判刑1年、罰款150元。34
《人民日報》、《北京日報》、新華社的食堂都到了吃玉米芯粉35，《內部參考》（限閱13級以上）仍密不透風，僅一二處出現「浮腫病人」。全國媒體仍在唱高調，仍在營造「共產黨來了苦變甜」，還在宣講「十年偉大成就」、「今後幸福遠景」，澄清「模糊觀念」。如「為什麼豐收了、工業發展了，糧食定量一再下降？買不到日用品？」官方的「正確解釋」：不是糧食少了，而是吃的人多了；不是東西少了，而是買的人多了。36
1960年餓殍遍野，四川第四監獄（瀘州），肥胖獄吏向飢囚宣教：「共產主義在向我們招手了」。文革時期，監獄王政委諄諄教導犯人：「看大好形勢主要看政治，不要光看鍋裡頭、碗裡頭。」37
不僅剝奪百姓的知情權，高幹也大多蒙在鼓裡，至多只知所在地區情況，無法獲悉全國信息。新華社高幹李慎之（1923～2003），1990年代仍不相信發生大饑荒，不相信張聞天秘書何方（1922～2017）一天生食40多斤白蘿蔔。1997年李慎之為《顧准日記》撰序，再知李銳北大荒挨餓，才完全相信發生大饑荒。38
1961年，僑領陳嘉庚（1874～1961）仍以為中共救了中國，遺囑：國民黨過去做盡壞事，他們逃到台灣去了，那些人一生自私自利，假公濟私，現在還在搗亂。我們必須儘早解放台灣，台灣必須歸中國。39
2019年，拙著《赤難史證——大饑荒成因》考證餓死人數至少4147萬。40
欺惑外人
十月革命後，欺惑外人一直是布爾什維克政權的拿手好戲。1919年美國記者林肯·史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1866～1936）的訪俄觀感如是寫道：「我已經見到了未來，它正成為現實。」41
1946～1949年國共內戰期間，費正清的親共立場深度影響白宮。余英時說：「他的中國近代、現代史研究直接涉及美國的對華政策。」42費正清說：「1949年底，杜魯門政府召集三個人制定對華政策，我建議最好是承認中國的新政府。」43
英國坎特伯雷大教長休立特•約翰森（Hewlett Johnson，1874～1966），曾在1930～1950年代訪蘇、訪華期間，高調力挺共產主義政權。
1953年約翰森出版《中國：新的創造性時代》，宣稱在中國看到二十年前蘇聯出現的「人間天國」：
中國正在上演一出宗教性的戲劇，它對貪婪的憎惡和基督教完全一致。……（中國）正在把人從物質占有的本能中解放出來，為建立在更高基礎上的新社會鋪平道路。……他們的小我消失了。我們夢想了多少年的真正基督教的因素在中國實現了。44
1956年赫魯雪夫「秘密報告」引起全球譁然，共產主義浪潮從此拐頭下行，一批歐美左翼知識分子將希望轉系中共：
法國號稱「獨立」的大報《世界報》刊載讚揚韓素音充滿謊言的書，吸引了很多人去中國旅遊朝聖。他們發回的報導寫得天花亂墜，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甚至稱讚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真正革命和發動群眾的方式建立起來的制度……絕口不提隨後的鎮壓。對中國發生饑荒的傳言，他們則歸咎於「帝國主義的誹謗」。45
1958年「大躍進」，大外宣也「躍進」——向海外鋪設站點。1965年底，新華社海外分社51處，派往67國常駐人員225名（其中85名記者）。46
1960年6月28日～11月15日，埃德加·斯諾再度訪華。47全程中國旅行社安排「波將金式旅行」48，未得陪員同意不得拍照。1962年，斯諾在美國出版《大河彼岸：今日紅色中國》（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Red China Today），否定中國發生大饑荒，稱從內蒙走到重慶：
我看不到乞丐、餓得半死的人民、衣衫襤褸的頑童，或集體饑荒的任何跡象。……採用了中國有史以來最有效的糧食供給制度，共產黨目前已成功防止了由於廣泛災荒所引起的傳統性的人口毀滅。49
1962～1963年斯諾奔走美國51所大學及各種論壇各類組織，發表親共演講。「他的著作引起了人們的廣泛興趣，也給他帶來了豐厚的收入。」50
1960年底，英國保守黨議員約翰•特普（John Temple）參觀中國農村，宣稱：共產主義切實可行，中國正在飛速發展。51
中共儘量邀請不了解中國的歐美左翼人士訪華，容易賺取頌揚。感情決定傾向，這些親共外國人以「親睹中共偉大成就」宣揚：中國不僅沒有饑荒，還豐衣足食。1959年英國著名詩人赫伯特·里德爵士（Herbert Edward Read,1893～1968）訪華，讚揚人民公社：「不管這個體制叫什麼……比統計數字更重要的，是農民的幸福和滿足。」52
1959年5月，前聯合國糧農組織秘書長博伊德·奧爾勳爵（John Boyd Orr，1880～1971）訪華後說：中國糧產量確實提高了100%，「現代農業方法已經將中國的糧食產量提高到了與英國相當的水準，並且結束了中國傳統的饑荒迴圈……」。53
1958年英國漢學家李約瑟博士（Joseph Needham，1900～1995）兩度訪華後說：（集體食堂）在今天的中國是一種驕傲，與強制或嚴格控制無關。54
1961年12月法國《世界報》，瑞士經濟學家吉伯特·埃提尼（Gilbert Etienne，1918～2014）寫到：
也許一開始就可以說，「普遍饑荒」是錯誤的——這是我們可以斷言為絕對錯誤觀點之一。國民黨時期因缺乏最低生活條件而使千百萬人喪命的悲慘時代還沒有出現。55
1960年，英國記者費利克斯·格林（Felix Greene，1909～1985）訪華後說：
中國不再因飢餓而死。那裡可能存在食物短缺和嚴重饑荒，但沒人餓死——不爭的事實是，長期困擾中國農民生活的饑荒和對飢餓的恐懼，如今已一去不返。56
1961年，英國蒙哥馬利元帥（Bernard Law Montgomery，1887～1976）訪華後感嘆：「中國人口非但沒減少反而增加了。」57
1965年，英國諾獎學者伯蘭特•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則讚嘆道：
中國人曾歷經磨難，但他們的英雄主義拯救了他們，他們應該成功。願成功是他們的！58
這一時期，「大外宣」也有失敗例證。1959年9月～1960年3月，對外廣播部日語部向日本聽眾寄發3500份調查表，收回530張，270張沒表示意見，80張讚揚，54張認為「太單調」、「宣傳氣味太濃」，14張認為「不公正不客觀」。另有外國聽眾來信：「聽北京廣播就像在受訓，沒有親切感，不平易近人，宣傳有一種喊叫的味道。」1958～1960年是中共政權「前十七年」外宣效果最差時段。1960～1966年關閉了一些新華社分社：布拉格、貝魯特、新德里、波恩、喀布爾、雅加達、阿克拉（加納）。59
1958年，有荷蘭人憑常識質疑中國報紙上的糧產衛星：
你們說在一英畝土地上可以收穫14噸大米，是否把稻草也算進去了？60
1960年5月中旬，國家副主席兼中共監委書記董必武（1886～1975）視察淮北，安徽省委將浮腫者藏入草堆或抬上船運走（船翻了，淹死不少人），還讓幹部穿上新衣在公路旁勞動以矇騙董必武。最高法院副院長王維剛（1903～1984）上鳳陽視察，亦遭類似的「波將金式」欺騙。61
二、文革時期
1966年6月～1967年，「大外宣」趨於巔峰。1966年10月～1967年11月，25種外文版《毛選》發行460萬冊（148個國家與地區）。62文革期間小紅書（《毛語錄》）譯成50多種文字，總印數50多億冊。63打著「毛澤東思想戰無不勝」的旗號，以為世界革命在望，大力輸出革命，尤其出錢出人支持東南亞與南美共產黨武裝暴動——學習毛澤東搞農村包圍城市。馬來西亞、泰國、緬甸、新加坡、柬埔寨、寮國、菲律賓、印尼、印度、斯里蘭卡、秘魯、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墨西哥以及非洲一些國家赤色組織，均得中共資助。641980年，中共才停止對馬來西亞、泰國的赤色廣播。65
中共甚至向西北歐國家滲透，駐外使領館向當地民眾贈送毛語錄毛像章，交談時先背誦毛語錄，上街撒傳單，向伊斯蘭婦女宣傳「解放思想」……。但1966年起，對外廣播聽眾的來信逐年減少，1970年跌至最低點。66
1960年代中共基本停止發布外宣統計數據，文革十年學術雜誌停刊。67《新中國對外宣傳史》記載：「隨著文革的爆發，幾乎所有的外宣媒體都一度陷入了混亂乃至癱瘓之中。」68但十分弔詭，最黑暗的十年文革竟是中共政權海外形象最佳期，「針灸神效」、「大寨成績」……，外國左翼群體甚至相信：「1967年的中國是一個很幸福和充滿活力的時期。」69西方左翼知識界也熱忱支持中共「繼續革命」。
1967年秋，法國共青團幾個幹部訪華，決心也要「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回國後發起「插入運動」，數百法國知識青年棄學「插廠」。1970年代初，數千法國知青再掀「回歸土地」，堅持七八年，最後偃旗息鼓。70相當一批西方知青從文革獲得靈感，發動種種「反建制」運動，西方學界也有一派認為文革標示人類希望。一些港台青年知識分子認為中共通過文化革命進行自我改造。71
1967年，台灣作家陳映真（1937～2016）閱讀馬列書籍後激情澎湃，認定共產主義為人類找到理想制度，堅信大陸沒發生大饑荒，更不認為文革是大災難，秘密成立「共產主義學習小組」，被捕蹲獄七年。72陳映真終生親共，認為不可全盤否定文革，支持「六四」鎮壓學運，1990年代定居並逝於北京。73
1972年，費正清說：「毛澤東的革命」對於中國人民而言，是數百年來僅此一見的「最好的事」。74
費正清認為文革乃「影響深遠的道德十字軍遠征」，將人性引向「自我犧牲和為別人服務的方向」，並認為中共依靠道德而非法律管理中國，值得美國仿效。75
1972年美國教友派代表團訪華報告說：
我們認為絕大多數中國人民都誠心擁護他們的政治制度……從中國人民的觀點來看，這個政治制度已為他們帶來真正與持久的福利。在以經濟安定取代赤貧、秩序取代混亂、公正取代壓迫、強盛取代衰弱、民族自尊取代辱權喪國方面，過去的幾屆政府均告失敗，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卻成功地做到了。76
美國漢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黎安友（Andrew J.Nathan，1943～）寫道：
1970年代初期，這種對毛治下的中國有利的觀點在美國意見領袖之間已廣泛為人接受。……大多數電視記者均讚揚中國人民的紀律與公德心。……當時一些美國作者不僅認為「毛主義」可為第三世界提供一種寶貴的新發展模式，甚至相信它對西方已開發國家中的某些問題，諸如犯罪、社會疏離感與生態污染等，也可能是靈丹妙藥。……當時許多中國事務專家的確對文革期間普遍存在的暴行一無所知。……美國當時幾乎全盤接受中共官方宣稱的一切。77
由於對中國實情了解太少，「從不將人往壞處想」的歐美左翼人士竟完全相信中共安排的「訪問」（只接觸官方人員），西方出現一股對中共「成功實驗」的歌頌浪潮。1966年美國學者薛曼（Franz Schurmann，1926～2010）出版《共產主義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組織》，美國漢學研究生興奮不已，此書告訴他們：中共制度很完美，上層精英討論形成政策，通過嚴密組織傳達基層。1973年，「頌共」仍在繼續。
黎安友說：
大躍進造成的饑荒，外界一無所知。一位學者根據香港地利所觀察到的跡象發表了一篇饑荒的文章，大多數學者表示懷疑，說他證據不足。當凌耿在台灣國安單位的協助下，以他紅衛兵的親身經歷出版《天讎》這本書，揭露紅衛兵的殘暴行為，外國也拒絕相信，認為它是反共的意識形態的宣傳。
……研究中國的青年學者們非常敬重他們所謂的「毛澤東實驗」。一個叫做「關心亞洲學者委員會」（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的團體派了兩個代表團到中國，回來後發表了讚揚中國的正面報導的書，稱讚它正在創造一個理想化的社會，追求平等、發動群眾以集體主義的方式求發展，男女平等，用調解的方式處理社會衝突等等。1970年代初，我在哥大的同事奧森伯格（Michael Oksenberg）和其他可敬的學者們編了一本書《中國發展經驗》，談及中國在公共衛生、環保、小企業等方面很棒的創舉，要求我們向中國學習。這些正面的觀點來自於被中方引導的參觀和匯報。
1973年我也隨著一個「代表團」到中國去了……我們聽官員們冗長的「簡單介紹」，一切都通過翻譯……然後集體在那個單位中走訪一圈。你無法脫離團體，無法私下裡與任何人做任何實質性的交談。……當時訪問中國回來的人寫的書和文章，都是按照在中國短期訪問的見聞寫出的，這些書受到歡迎。78
1974年，英國史家約瑟夫·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說：
將來統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歐國家，也不是西歐化的國家，而是中國。並且正因為中國有擔任這樣的未來政治任務的徵兆，所以今天中國在世界上才有令人驚嘆的威望。79
國府反共元老鄒魯之子、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鄒讜（1918～1999），其著中反覆表示：深深理解「中國專制政治存在的合理性」，對文革與「農業學大寨」深情嚮往。1980年代，鄒讜獲聘中國社科院名譽研究員、北大名譽教授。80
1973年春，美國西雅圖大學，逃港清華生吳樹仁演講會，一位左翼教授詰問：
美國有什麼自由？美國參加越戰，迫使中共集中力量對付此一戰事，無暇顧及「國內」，而使成千成萬的中國大陸人民餓死，這責任應由美國來負才是。81
2016年紐約新學院，中國流亡學者徐友漁（1947～）講演「什麼是文化大革命」，一群白人左翼知識分子到場詰問：「徐教授，我們都知道文革很好，為什麼你要說文革不好？」82這番認知可謂「大外宣」標準鑄件之一。
文革時期，神州水深火熱。1976年中國人均GDP$165.68（￥316），是年美國人均GDP$8592.25，中國僅為美國的1.93%。831957年全國職工均薪￥624，1976年為￥575，十九年不增反跌￥49。84
歐美左翼知識分子因叛逆心理嫌惡西方而嚮往東方。1954年5月法國哲學家薩特（Jean-Paul Sartre）偕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訪蘇，回法國發表演講（後承認撒謊）：
蘇聯公民能比我們更充分、更有效地批評政府。……在蘇聯有絕對的批評自由。……蘇聯人民不是不可以自由出國旅行，而是他們不願離開自己美麗的祖國。85
這一時期，中共也受到外賓批評。1977年6月，1960年曾採訪周恩來的英國記者格林，致函新華社：
我坦率地說，你們的對外宣傳是失敗的，你們的對外宣傳沒有說服力，有的東西反而引起外國人的誤解……86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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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毅然為前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歷史學者，獨立中文筆會前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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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賈斯帕·貝克爾（Jasper Becker）：《餓鬼：中國的秘密饑荒》，姜和平譯，明鏡出版社（香港）2005年，頁66。
2
【美】茲·布熱津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ński）：《大失敗——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1989），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譯，軍事科學出版社（北京）1989年，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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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北京）1983年，頁182。
4
習少穎：《1949～1966年中國對外宣傳史研究》，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武漢）2010年，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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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群：《棗園約稿宴》，《眾說紛紜話延安》，廣東人民出版社（廣州）2001年，頁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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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鴻召：《唯讀《解放日報》》，《上海文學》2004年第2期，頁78、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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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定一：《我們對於新聞學的基本觀點》，《解放日報》（延安）1943年9月1日。《陸定一新聞文選》，新華出版社（北京）1987年，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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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浩成：《九一憶往》，新世紀出版及傳媒公司（香港）2016年，頁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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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2019年，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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薑桂林：《「新華社」十二年》，正聲廣播公司（台北）1962年，頁97~98。
1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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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少穎：《1949～1966年中國對外宣傳史研究》，頁68、18～19、133、125。
13
周東元、亓文公編：《中國外文局五十年資料選編（1）》，新星出版社（北京）1999年，頁140、287。轉引自習少穎《1949～1966年中國對外宣傳史研究》，頁137、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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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遙：《新中國對外宣傳史》，清華大學出版社（北京）2014年，頁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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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大民主」與「小民主」一段公案》，《百年潮》（北京）1997年第5期，頁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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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1994年，頁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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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冷西：《憶毛主席》，新華出版社（北京）1995年，頁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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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定一：《人民的報紙》，《陸定一新聞文選》，新華出版社（北京）1987年，頁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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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鳳菁：《裴多菲俱樂部真相》，《炎黃春秋》（北京）2008年第5期，頁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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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注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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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費正清與中國》，余英時：《現代學人與學術》，廣西師大出版社（桂林）2014年第2版，頁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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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正清論中國》，薛絢譯，正中書局（台北）1994年，余英時序、頁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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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隨年、吳群敢主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簡史（1949～1983）》，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哈爾濱）1985年，頁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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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馮客（Frank Dikötter）：《毛澤東的大饑荒》，郭文襄等譯， INK印刻公司（台灣）2012年，頁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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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北京）：《內部參考》第2750期（1959年4月12日），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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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北京）：《缺糧情況》，《內部參考》第2702期（1959年2月4日），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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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銀橋：《在毛主席身邊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石家莊）1991年，頁264、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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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埃德加·斯諾：《大河彼岸》（即《今日紅色中國》，新民譯，新華出版社（北京）1984年，頁424～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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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馮客（Frank Dikötter）：《毛澤東的大饑荒》，頁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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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2013年，頁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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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方：《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上冊，明報出版社（香港）2007年，頁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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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省志》第55卷（審判志），雲南人民出版社（昆明）1999年，頁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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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抒：《人禍》，九十年代雜誌社（香港）1996年（修訂版），頁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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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華：《歷史的記憶：大饑荒中的「糧食食用增量法」與代食品》，《二十一世紀》（香港）2002年8月號，頁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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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家偉：〈來自中國古拉格群島的報告〉，《觀察》（美國）2006年8月。《嚴家偉文集》（一），2010年自印本，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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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方：《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上冊，頁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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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夢橋主編：《中國世紀名人遺囑遺書遺言遺作》，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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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毅然：《赤難史證——大饑荒成因》，秀威資訊公司（台北）2019年，頁356～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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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是I』ve seen the future and it works.出自Ella Winte（林肯·史蒂芬斯之妻）《紅色的美德》，倫敦，維克多·戈蘭茨出版社，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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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費正清與中國》，余英時：《現代學人與學術》，頁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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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恆：《費正清教授的思想與生活》，《知識分子》（紐約）1984年10月號，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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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映虹：《毛主義革命：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田園書屋（香港）2008年，頁267、18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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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加斯托（Cornelius Castoriadis）：《毛主義與法國知識分子》,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中文大學出版社（香港）1996年，頁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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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漣：《紅色滲透：中國媒體全球擴張的真相》，八旗文化/遠足文化事業公司（台灣）2019年，頁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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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外元、郭六雲編著：《斯諾》，遼海出版社（瀋陽）1998年，頁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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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7年俄國葉卡捷琳娜女皇南巡，寵臣波將金在第聶伯河畔布置可移動假村莊，用畫布和演員製造繁榮景象欺騙女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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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埃德加·斯諾：《大河彼岸》（即《今日紅色中國》），新民譯，新華出版社（北京）1984年，頁349、4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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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威：《晚年斯諾》（上），《傳記文學》（台北）2024年1月號，頁17、頁22（注釋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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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馮客：《毛澤東的大饑荒》，頁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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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賈斯帕·貝克爾：《餓鬼：中國的秘密饑荒》，頁410～413。
5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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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斯帕·貝克爾：《餓鬼：中國的秘密饑荒》，頁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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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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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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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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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伯蘭特•羅素：《中國問題》，秦悅譯，學林出版社（上海）1996年，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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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少穎：《1949～1966年中國對外宣傳史研究》，頁100、144、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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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志》上冊，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北京）2001年，頁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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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愷帆回憶錄》，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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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漁：《文化大革命是什麼？》，熊景明等主編：《中外學者談文革》，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 xxx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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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映虹：《向世界輸出革命——「文革」在亞非拉的影響初探》，《當代中國研究》（美·普林斯頓）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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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聯合早報（新加坡）2000年，頁669～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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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遙：《新中國對外宣傳史》，頁19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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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費正清：《美國與中國》第4版，頁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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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恆：《費正清教授的思想與生活》，《知識分子》（紐約）1984年10月號，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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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潘鳴嘯（Michel Bonnin)：《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歐陽因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43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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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編：《知識分子與中國》，遠流出版公司（台灣）1990年，頁5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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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山碧：《陳映真從共產主義到民族主義》，《爭鳴》（香港）第69期（1983年7月號）。寒山碧：《我的文學足印》，東西方文化事業公司（香港）2019年，頁15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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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流網：《悼念陳映真：我在台灣所體驗的文革》，https://www.jiliuwang. net/archives/33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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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北京）1972年10月號，頁176。轉引自《費正清論中國》，薛絢譯，正中書局（台北）1994年，余英時序，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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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映虹：《毛主義革命：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田園書屋（香港）2008年，頁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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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黎安友：《美國對中國的態度》，《知識分子》（紐約）1985年4月號，頁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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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注釋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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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安友：《中國政治變遷之路》，何大明譯，巨流圖書公司(台北）2007年，頁10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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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二十一世紀：湯因比與池田大作對話錄》，荀春生等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北京）1985年，頁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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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漣：《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密》，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台北）2006年，頁464。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鄒讜/2023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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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樹仁：《中共的真面目》，民主出版社（台北）1973年，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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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漁：《革後餘生——從牛津大學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匠心文化創意公司（台北）2023年，頁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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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統計年鑑》，中國統計出版社（北京）1998年，頁55。《中國、美國曆年人均 GDP數據比較》，https://www.kylc.com/stats/global/ yearly_per_country/g_gdp_per_capita/chn-us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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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培炎主編：《新中國經濟50年》，中國計劃出版社（北京）1999年，頁897～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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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長青：《薩特/西蒙·波娃的「荒謬存在」》，《開放》（香港）2005年9月號，頁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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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延年、陳日濃：《中國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記》第1冊，新星出版社（北京）1999年，頁308。
本文發表於：《中國民主季刊》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