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於臉書上讀到曾慧燕寫的一則帖子，題目便是《我的「反革命」家史》，深受震撼。
曾文憶述其父曾匡南（1919-1996）在所謂「新中國」的慘痛經歷。無獨有偶，筆者一家在「新中國」的遭遇便與曾慧燕之家頗為類似。故扼要為文，以一吐胸中塊壘。
第一章民國達人家破人亡
先父張拔超（1898-1951），廣東東莞縣篁村長頭巷人。祖父張勵南，年少時因家境清貧隨父與鄉里同赴南洋群島謀生，途中遇海難父親死亡，他返鄉與寡母相依為命，以加工煙花爆竹謀生。多年後景況漸有好轉，靠積蓄在篁村舊墟開辦前店後廠式的煙花爆竹小作坊。
勵南共有三子。長子爾超,三子拔超兩人在篁村皇溪小學畢業後，繼續上東莞中學到高中畢業。
先父於族譜排行十一，1898年8月7日（農曆）出生，公曆為1898年9月22日。1918年於東莞中學畢業後考上北京大學政治系（當年該校共有9人考上北大，他們是陳奇英，何作霖，黎仰樞，盧瑞，陳璠，翟瑞元，黎國材，麥應昌，張拔超。入學後，他們先讀三年預科，再升入三年制本科）。
其時，東莞明倫堂規定，邑人在北京讀大學的每年發給100銀元助學金，家境不富裕者如張拔超，主要就靠這筆助學金。
先父在莞中讀書時非常勤奮，年年考第一，同班同學麥應昌每次考試後都回家向其父,清朝秀才麥朴農誇讚他，麥朴農遂將其第五個女兒（閨名三多）嫁給拔超，並予良田百畝作嫁妝。於是，先父一下子從小作坊主之子成為地主（麥朴農為東莞厚街人，有大量田產和多家商鋪，在莞城最旺地段彭屋大街購買一大宅院，舉家從厚街遷至東莞城內居住）。
先父肄業北大時，校長是蔡元培，文科學長（文學院院長）是陳獨秀，圖書館張是李大釗。毛澤東岳父楊昌濟是他倫理課的教師。1924年先父畢業後被舉薦到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當編輯。1926年由同鄉李章達委任為廣州市警局秘書（李時任局長，他是厚街人，參加過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後任孫中山先生警衛團團長,大元帥府參軍。中山先生逝世後他仍堅持「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是國民黨的「左派」。1949年廣州易幟後，他作為民主黨派代表，擔任廣東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廣州市副市長）。
1927年5月，先父由李章達舉薦，被李濟深委任為東莞縣縣長，系民國成立後該縣第46任縣長（民國時期之1949年10月止，東莞共有70任縣長）。同年11月16日，因駐軍兵變他出走香港，兵變平息後於1928年1月復職，至同年6月卸任。此後他賦閒兩年餘，至1931年被舉薦給新任廣州特別是市長程天固，任市政府秘書。數月後程改任廣東省建設廳廳長，他隨之轉任該廳秘書。未幾辭職從商，與北大同學台山人朱家藩等合作，先與朱在廣州漿攔路開設天泉銀號，不久銀號歇業，轉到現在的北京路開設金華銀行，同時又在中山四路開白新華戲院。嗣後復於第十甫開辦廣州首家有空調的金聲戲院。直至1955年公私合營時，他雖已身亡，名下還持有上述兩間戲院的股份。
早於金華銀行開業前，先父考取了省司法廳律師牌照。銀行開業後，他除出任董事長外，還掛牌當律師。此外，還充分利用陳濟棠治粵期間廣州經濟發展迅速，市場繁榮，物價低廉的良好社會環境，與友人共同投資房地產,工業（如廣州農業機械公司）文化體育業（兩所戲院和廣州西郊遊泳場），多元經營，獲利不菲。
1938年10月日寇侵占廣州，他舉家逃往香港，在穗各項事業被迫中止，他再度賦閒。1945年9月日本投降後，他重返廣州再任律師。因內戰影響百業蕭條，他無法於商業領域再展鴻圖了。
1949年10月中旬廣州易幟後，先父一度避居香港。後被廣州當局派員遊說返穗。1950年曾被委任為廣州人民代表會議代表，但1951年夏即被關押於廣州時警局，未幾遭押送回原籍交農民批鬥。當年11月被鎮壓，罪名是所謂「抗繳餘糧」（「餘糧」者，指昔年佃戶交給地主的田租超過其應交（？）的金額，故須將此金額吐還佃戶/農民）。當時我家已將1948年購置的位於漢民路（後易名為北京路）的一所近800平方米的豪宅出售，所得款項尚不足農民所估定「餘糧」之零頭！
先父被處決前當局張貼死刑榜文，榜上共43人，榜末署名是一位區長！如此這般就添了四十多名孤魂野鬼了！
按說，當局將先父個人成分定為地主兼工商業者，不應對其開殺戒；何況昔年提拔他的李濟深在新政權中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章達亦屬省市首長。但在劫難逃。土改時期豈容雙李說話？！
先父生前與天文學家張雲交好，彼乃國際知名的留法大學者，曾三度出任中山大學校長。筆者曾以之為「乾爹」，周末前往其家中度假。先父另一知交為上世紀三十年代民國廣東省長,後任國府司法行政部長的謝瀛洲。張謝二位若非及時分別避居於香港與台灣，則勢必與家父同運矣！
此外，先父與同鄉容庚,容肇祖昆仲亦為莫逆，堪稱「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所謂「無友不如己者」。
只此一斑，可見先父之為人。
念亡父
蒙塵半紀現曙光（1），莞中早年露鋒芒（2）。
負笈京華榮鄉里（3），掌印桑梓意昂揚（4）。
新華金聲今猶在（5），摩托農機事泡湯（6）。
宏圖未展空惆悵（7），孤魂漂泊亂葬崗（8）。
註：
（1）2008年秋，東莞中學為籌備其110周年校慶（1902-2012），徵集有關校友資料。作為亡父的幼子，以為當局此舉蘊含某種平反意味。現在看來，乃一廂情願矣！
（2）學業成績屢拔頭籌。
（3）與莞中同窗共8名被北大錄取。
（4）29歲任東莞縣縣長。
（5）上世紀30年代初於廣州新辦的這兩間首輪電影院至今還在。
（6）抗戰勝利後籌辦之兩公司因時局動盪終未成事。
（7）被處決後骸骨無存。
土改結束後，先母麥三多（1902年-1973）獲當局放回廣州，1954年移居東北我大哥工作處，後轉容庚教授胞妹,北大講師容媛處。1959年即改變地主成分而獲公民權。但1966年文革狂飆一起，彭真被打倒，家母唯恐禍及我三哥，遂主動辦理註銷北京市戶口，返回原籍農村接受監督勞動。火車未到鄭州，她被紅衛兵發現，當即被剃去半邊頭髮，跪於走道上面向北方向毛主席請罪。抵達廣州後她迅即購票回篁村，獨居於一殘破小屋，每天無償替貧下中農洗衣縫補。全靠我三哥每月寄去人民幣十元維生。1969年身為摘帽右派的筆者，僥倖獲准回原籍探親，在一位身份特殊的表叔協助下，得以偷偷會見將近二十年沒見面的母親。短敘不足二十分鐘就要分別。那次是我這個「孻仔」唯一的一次孝敬了一張「大團結」（十元人民幣）。詳情可參閱拙作《夢裡依稀慈母淚》（附後）
三年半之後，先母與世長辭。享年71歲。後事由她在東莞的一個侄子操辦，屍骨無存。當時我大哥已先她而去，我們餘下五兄弟姐妹天南地北，無一人在場送別。所謂國破家亡，毛將一個好端端的中國弄到崩潰邊緣，我們豈能避免家破人亡的慘劇？
我爺爺長子張爾超（1892-1955），族譜排行第九，筆者兄弟稱他「九伯爺」。他畢業於廣東省高等師範學校（中山大學前身），曾任廣東河源縣長，後長期供職於廣東省政府，位居主任秘書。1946年獲國民政府頒贈抗戰勝利勳章。中共建政後1950年考入南方大學第四部肄業，1953年畢業後居家賦閒至1955年病逝，算是壽終正寢。不過，他的兩個兒子，一個女婿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都入了另冊。
第二章在劫難逃墜入深淵
筆者本人在父親罹難之際尚未滿12歲，老實說當時絕無抱著絲毫「殺父之仇，不共戴天」的念頭。但正如筆者在廣東省立珠江中學就讀時，那位政治兼歷史科任老師，又是學校人事秘書所諄諄教導的那樣：「你不理政治，政治會理你！」意即我黨絕對不會放過你！
果不其然，在本人以優異成績和操行甲等的紀錄免試直升廣州市六中（1953年8月由原省立珠江中學改稱）高中後，即被列入黑名單，受校內青年團員和積極分子秘密監察，直至高中畢業。這是文革後一位當年的青年團員告訴我的。
可是，原珠江中學/廣州市六中的一眾恩師待我如同子侄，關懷愛護有加。高三畢業前學校召開家長會，一位原西南聯大教育系畢業的校領導（非黨員）特地對我二哥說：你弟弟在本校最優秀的學生中也是數一數二的。
那時我還追求「進步」，一直申請入團。1956年秋以較高分數考取第一志願第二所大學—交通大學（數,理,化,中文加政治五科總分387分，平均79.35分。另英語約90分，但因報考理工類而非外語類專業故不計入總分）。
當時交大一,二年級學生在西安新校址就讀，我在班中一如既往是最年幼的一個，又是學業成績最好的一個。但當廣州市六中團總支把我的入團申請資料轉達交大團委時，班裡的團支書代表校團委找我談話稱：對你這種情況，組織上需要長期考驗。我還傻乎乎地問道：長期是多久？答曰：就是不短的時間！顯然，意味著共青團的大門對我是永遠關上了！
1957年秋，因交大絕大多數教授不願離開上海，在周恩來主持下決定把1896年創校的交大一分為二，我所在的運輸起重機械製造系一,二年級學生悉數遷回上海徐家匯老校區。其時私心大慰。不料福兮禍所依，禍兮福所伏。1960年9月下旬，我以「留校察看的右派學生」之身份，從上海法華鎮路交大分校被「志願支援邊疆建設」，集體發配到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監督勞動。
此前的1958年春，我在上海交大反右補課中，被打入另冊。不過旋即因病獲准休學回廣州養病。1960年2月病癒，申請復學竟如願以償。當然仍是「右派學生」，直接受班團支部組織委員—來自工農速成中學的一位原為火車司爐的駱某監管。
自1960年10月2日抵達新疆烏魯木齊起，至1982年8月12日在中學同窗葉某大力協助下千方百計調回廣東，其間二十二年於西陲結婚生女，貧賤夫妻百事哀，饑寒交迫苦煎熬；1961年10月1日意外獲農七師黨委「摘帽」，成為「摘帽右派」，「回到人民行列」；1979年5月獲上海交大黨委通知「改正」而成「改正右派」，恢復幹部待遇。悠悠歲月酸甜苦辣五味雜陳，真不足為外人道也！
物極必反。「天可憐見」，我於1988年10月29日，憑一紙香港出生證，經過先父早年「馬仔」「柏哥」（陳柏）奔走陳情一年餘，終獲「入境紙」回歸出生地。此前，於1985年調任南海縣唯一重點中學—石門中學高中英語教師，後調縣教育局任教育志編輯。當年10月27日由南海縣人事局發給一次性離職費共三千五百四十九元六角，另發給國內旅途費共一十四元。此金額等於我二十八個月的工資（一年給一個月的工資，我最後離職那個月工資為126.77元,較校長為高，屬全校最高工資者之一）。
2005年我曾跟當年那位監管我的駱通電話，他向我道歉不迭。我倒認為無需如此。只是對彼已成教授，我則只是中學英語一級教師（相當於大學本科剛畢業的教師資格，因任教英語時間只一年半，實在太短也），為此頗為感慨！
不過，深想一層，名利如浮雲，何需介懷？筆者現時已出版著作二十四種，包括長篇小說，文藝隨筆集，傳記，電影劇本等，其中十八種獲美國國會圖書館東亞部收藏，本世紀內我的後人均可前往查閱。雖則時移勢易，另有三種可於本港公共圖書館外借，兩種可於參考館內借閱。
更何況我的四個女兒均曾赴歐美留學，兩人獲碩士學位
後服務社會；一名外孫在港大MBA畢業，另一名混血兒外孫成了大提琴手兼獨唱歌手，後輩卓然有成，夫復何求？！
對比之下，我的大哥和大姐實在太不幸了！
第三章長兄瘐斃大姐腦殘
大哥張成學（1924,4,10-1969.11.29），1947年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學電機系，旋赴台灣發電廠工作。未幾因與其友人（中共黨員）通訊被捕，經家父請託國民黨高層並繳付十兩黃金獲釋避居香港，1949年9月間乘船潛赴東北一心為「新中國」效力。初任瀋陽橡膠廠工程師，至韓戰發生對中共參戰表示異議，遭調任技工學校教數學年餘，再調哈爾濱電工學校任教。1958年被下放回原籍東莞篁村勞動。1960年夏調返哈爾濱電工學院，改任圖書館員。1968年1月16日以特嫌問題被關押，4月逮捕。1969年11月29日於獄中病逝。1979年8月26日中共哈爾濱電工學院委員會討論決定為之平反。
大哥的母校中央大學是民國時期最高學府，蔣介石兼任校長（四十年代末由物理學家吳有訓接任。）作為該校畢業的高材生，大哥在「新中國」長期任教技工學校的初等數學。由於教學得法，且性情開朗，善拉手風琴，深受學生擁戴。當局遂將其調離教學崗位，改任學校圖書館員，獨自負責為外文書刊編目。縱使如此，因其在師生中廣有人緣，文革中竟誣指他是什麼「特務集團」魁首，以致其身陷囹圄。他平素體健，卻被一場普通的感冒奪去性命，年僅45歲。
1979年秋，哈爾濱市警局曾召開萬人大會宣布為一眾受株連者（主要是大哥的眾多學生及同事）公開平反。
筆者曾作如下七絕，紀念大哥：
名師名校育英才，兩陷囹圄至可哀。
香江避禍誠良策，花旗負笈更善哉。
書生報國披肝膽，忠良蒙難化塵埃。
英年早逝魂何寄，太陽島上望鄉台。
詩中首句說的是大哥的恩師乃1948年第一屆中研院院士薩本棟(1902,7,24-1949,1,31)教授的高足。第4句說的是：1949年8月，家父曾專程自穗赴港，勸說大哥跟當時與之同住的三哥成志一起留學美國，遭其婉拒。末句說的是，哈市松花江上的太陽島或可供其於天國眺望廣東家鄉。
大姐張小達（1929,9,29-1991）,高中畢業於廣州著名女校執信中學，旋即考入嶺南大學1950年北上銬考入燕京大學經濟系國際貿易專業。1952年院系調整，轉入中央財經幹部學校修完剩餘學分。畢業時與姐夫譚傑華（清華大學經濟系畢業）雙雙分到鞍山鋼鐵公司，從事一般的財務工作。1958年大躍進，大姐夫婦被南調到毛的家鄉湘潭剛興辦的鋼鐵公司，依然未能展其所長。尤其是姐夫在清華得名師栽培，滿腹經綸，卻無用武之地。
1966年文革狂飆興起，大姐夫婦飽受驚嚇（姐夫他家是廣州老字號「敬義信」餅家），素昔體弱的大姐竟罹患腦神經萎縮，恍若幾歲小孩，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直至去世。
緬懷大姐的一生，得七絕兩首如下：
念大姐（之一）
廣寒宮中夜探驪（1），未名湖畔夜披衣（2）。
矢志學成文武藝（3），國際商貿展雄姿（4）。
鞍鋼湘潭無所用（5），浩劫臨頭嘆孤寂（6）。
「返老還童」寧非福（7）？浮沈苦樂渾不知！
（1）大姐在嶺南大學所居女生宿舍名為「廣寒宮」，是一棟古色古香的宮殿式樓房。
（2）指當時燕大宿舍，及所謂湖光塔影。見朱自清散文。
（3）學成文武藝，售予帝王家。是封建時代讀書人的志向。此處是借用。
（4）大姐學的是國際貿易專業。
（5）鞍鋼湘鋼她都只是在辦公室開開發票之類。用非所學。
（6）文革風暴中她註定形影相弔。
（7）晚年腦萎縮有如孩童，也許並非全屬壞事？
念大姐（之二）
姐弟情深永難忘，夜談娓娓扣心房（1）。
未名湖畔書聲朗（2），清華園內影成雙（3）。
用非所學長嗟嘆（4），「返老還童」實更傷（5）。
德言容功無所缺（6），蹉跎歲月憾綿長（7）。
（1）1949年初她在家中給我講《基度山恩仇記》的故事，「我是愛德蒙.鄧蒂斯！」此情此景，畢生難忘！
（2）在燕大刻苦攻讀。
（3）與姐夫譚傑華儷影雙雙。
（4）畢業後一直未能用其所長。
（5）腦神經萎縮自屬惡耗。
（6）大姐完全契合舊時代所謂女子「四德」。
（7）一生蹉跎，遺恨綿綿。
第四章二哥蒙冤三哥僥倖
二哥張成達（1926,9,3-2021,3,14）1946年夏在廣州市中大附中帶頭參加學運，1947年秋自香港達德學院潛往惠州一帶，加入粵贛湘邊縱隊東三支隊，未幾在一次戰鬥中隻身奪得國軍一挺輕機槍，旋即入黨提干。1949年10月中旬廣州易幟，他隨軍入城，擔任太平南路公安分局指導員，後轉任中南軍區公安政治部助理員，從事公安部隊文化教育工作。1953年夏與我二嫂（時任廣州市電業局線路管理所所長，正團級幹部）王修竹結婚。1955年夏肅反運動中被打成反革命特務集團要犯，隔離審查半年後被開除黨籍軍籍，轉業到廣東省高等教育局負責省屬大專學校基建及物資管理工作。1980年平反後擔任該局物資站站長兼教學處副處長。1990年代離休後回聘直至新世紀初為止。
念二哥（之一）
胞兄去世最傷情，堂棣之花嘆凋零。
享年九五豈無憾？父兄遺恨永難平。
三四兩句意指雖以95歲高齡駕鶴西去，一生豈無憾事？其中包括父親及長兄的含冤逝世，相信他儘管從未吐露過絲毫怨恨（他的一位來過我家的老同學,稱我父親為「世伯」的湯文志，就是篁村土改工作組成員，估計曾現場目擊先父遭處決的場景）但心中到底會遺恨難平的吧！
念二哥（之二）
當年學運沖向前，勇奪機槍佳話傳。
肅反沈淪廿五載，才華未盡非偶然。
以二哥的才華與資歷，晉升至正處級（團級）擔任更高職位應屬實至名歸。事實上，1980年代深圳大學籌辦過程中，校長兼黨委書記羅徵啟教授（1934,3,20–-2022,4,12,梁啓超哲嗣梁思成教授高足）對他極為欣賞，有意請他到校負責基建工作。幸好因故作罷。羅本人由於在1989年六四風波期間以校黨委名義上書中央，對血腥鎮壓表示異議；同時縱容學生上街遊行，之後被免職，成為三無人員（無黨籍，無公職，無單位）。1995年創辦清華大學建築設計研究院深圳分院，事業欣欣向榮。
另據萬潤南回憶：羅徵啟「是第一批到中央黨校集訓的幹部班班長。第一期十人，其中有田紀雲和尉健行，老羅是他們的支部書記。他被安排去接任韓英的團中央書記。」其時胡耀邦對之賞識有加，特別提名欲予以任用。但1979年因上書陳雲，勸阻其子奪去他人自清華赴美留學的名額，而遭報復貶往深圳。（資料來源：維基百科「羅徵啟」條）
我二哥與之萍水相逢而成莫逆，惺惺相惜。可見二哥為人之一斑。而羅夫人（也是清華畢業的建築學教授）造訪本港時，也曾與筆者一敘。
悼念二嫂王修竹（1922-2013）（之一）
偃師巾幗勇從戎，青史留名抗戰中。（1）
鶼鰈情深逾半紀，天國之上再相逢。
颯爽英姿運動場（2），兩番負笈清華園（3）。
拍案而起東瀛伏，折衝樽俎美名揚（4）。
註：
（1）抗大總校第六期女生連連長程克、指導員王修竹剛二十出頭，副指導員郝治平才十八歲，1940年反「掃蕩」鬥爭中，一天晚上，她們帶領全連一百多人翻越一座大山，突然下起大雨，為甩掉敵人，她們冒雨踩著泥濘的山路往上爬。背包、糧食袋被雨水打濕越來越沉。這幾個女幹部的體質都較差，每向上爬一步，都要費很大勁，但她們想到自己是共產黨的幹部，強烈的責任感增添了無窮的力量。她們有的背著幾個背包或幾條糧袋，有的攙扶著走不動的同志，以頑強的毅力冒雨向頂峰攀登。在她們的帶動下，在頻繁的反「掃蕩」中全連沒有掉隊的。抗大的黨組織就是許許多多像女生連這樣的戰鬥集體，所以，它能成為堅強的戰鬥堡壘，帶領群眾去戰勝一切困難，挫敗一切敵人。（資料來源：志願軍司令李志民上將對延安抗大的回憶，見維基百科有關條目）
郝治平（1922年5月12日-2024年1月4日），女，河北省邯鄲市臨漳西南城角村人。羅瑞卿第二任妻子，1955年授銜上校，原總參謀部政治部顧問（正軍級），育有三子五女。
（2）二嫂擅打排球。
（3）1950年代上半葉，兩次進入清華大學進修電業管理課程。
（4）1990年代在擔任廣州市電業局局長兼黨委書記期間，曾代表廣東省有關部門與日資東芝企業集團談判，拍案而起據理力爭，對方不得不為之折伏。
三哥張成志（1931.2.26-2021,4,12）1948年自香港前往惠陽地區參加粵贛湘邊縱隊東三支隊，1949年夏奉命到香港採購時與我大哥同住一斗室。家父前往勸說他們赴美留學不果。當年10月中旬他隨軍進穗後轉業到廣州市勞動局工作。1950年8月考入北大醫學院，1955年夏畢業時被懷疑歷史有問題而遭審查，數月後解脫，獲分配到北京市積水潭醫院皮膚科擔任住院醫生。1961年晉升為主治醫生。文革中曾一度被下放到北京玻璃廠當工人。後調往北京市朝陽醫院晉升為主任醫師（教授），並擔任其恩師，北京醫學院首任院長,皮膚性病學家,中華醫學會副會長胡傳揆教授（1901,4,1—1986,3,17）私人秘書，兼中華全國皮膚科學會秘書。本世紀初離休。
三哥為人瀟灑不羈，在部隊時連步槍也請別人代為配戴。平日散漫放蕩，口不擇言。以致肅反運動中被審查。結果因禍得福，一直留在首都工作。文革中他經人介紹認識中共高幹張光年，時相過從，並義務為張之兩子一女補習數理化，助其先後考入大學。他是筆者一家兩代人中唯一沒有吃過苦頭的幸運兒。
他直到文革後才結婚。三嫂（1942-）出身於教師世家，是數學副教授。
也許是遺傳基因的作用，其獨生子自幼對數理化穎悟過人。後以優異成績考入北大物理系，新世紀獲英國約克大學提供獎學金，攜第三任妻子至彼攻讀博士。2024年末獲美國某電腦集團公司安排，前往美國西海岸工作定居。
筆者認為，此乃造物主對於吾家諸多不幸的某種補償和恩賜。上天有眼也！
最後略談我的二姐張上達（1932,8,1-2024,9,3）。她自中學時期即受長風中學左傾影響，秘密加入中共的外圍組織民主青年同盟。1949年末棄學參加征糧隊工作，1950年代初任職於珠江水利工程總局（水電部珠江水利委員會前身）的人事科。1954年結婚，次年產下長女，以兩位蘇聯英雄古麗亞和丹娘（卓婭）的中文譯名命名。但因家庭出身問題，直至文革後才成為中共黨員！此前因其工作表現出色，已獲提升為科長。新世紀之初離休。先後育有五女。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僥倖平安渡過，乃吾家兄弟姐妹六人中的異數。
筆者的六姨麥凌霄（即容庚教授的續弦），曾以「六親同運」概括我們眾多叔伯姨母及表兄弟姐妹（首兩代總計五十人，連同配偶共九十八人），在「新中國」的遭遇。本人的「反革命」家史只是其中的一個縮影。
臨末，謹以拙作長篇回憶錄《六十餘年家國〈後記〉「結束語》（2006年3月初版）作結：
魯迅先生《我的節烈觀》（1918年7月）有一段話，雖然過了八十七年（此刻已逾一百零六年——張注），依然發人深省：
我們追悼了過去的人，還要發願：要自己和別人，都純潔聰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虛偽的臉譜。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強暴。
我們追悼了過去的人，還要發願：要除去於人生毫無意義的苦痛。要除去製造並玩賞別人苦痛的昏迷和強暴。我們還要發願：要人類都受正當的幸福。
這篇文章發表於「五四運動」前約一年，事縁當時有人慨嘆「世道澆漓，人心日下，國將不國」，提出表彰節烈以救國。魯迅很不以為然而撰此，其主旨在反封建。竊以為上述那段話至今仍具振聾發聵之效，反封建的任務遠未完成。
我的出身被定為地主兼工商業，也就是說，家庭有一半屬於反封建的那場革命的對象。如果因為反封建，我家（父母和兄弟姐妹）至少有一半人，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做出來巨大犧牲，甚至獻出生命，但可以此換來大多數人「正當的幸福」，那麼，我覺得我們經受過的，並非「於人生毫無意義的苦痛」；我們不可避免的犧牲還是值得的。
然而，從四九年十月十五日到八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我親力親見和親聞的一切。不乏「虛偽的臉譜」,「害人害己的昏迷和強暴」,以及「製造並玩賞別人苦痛的昏迷和強暴」我的親人白白犧牲了。我的青春被葬送，所受「於人生毫無意義的苦痛」，更是不足為外人道。
俱往矣，惟望「人類都受正當的幸福」。首先是希望我的同胞如此。
（全文完）
2025年3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