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階級敵人」地富反壞右樣樣俱全，但個個都是冤案。我是《炎黃春秋》的熱心讀者，每當讀到被極左勢力所傷害的受難者的冤情時，總會聯想起我家的冤情來，心裡暗暗流淚。旁及我耳聞目睹，許許多多普通受難者的冤情，並將其與大背景大人物聯繫一起思考，又每每使我難以入眠。說說我家冤情，我倒也不擔心把我打成「反革命」了。
先說母親。母親丁氏，1912年出生在雲南省硯山縣一個窮山村的農民家庭中。外公是個自耕農。家有二畝黃土地。由於會切點菸絲賣，跑點小街子生意，溫飽還能過去。外婆是個家務勤儉會幫外公做些農活的小腳女人，所以我媽從小也被纏足，也養成了會幫助外婆做家務和做農活的好習慣。母親嫁給父親時，父親和祖父是會做人工麵條的手工勞動者。家務活也全由母親包做了。祖父曾對我說，我曾祖父初逃至硯山時是幫人挑大糞的僱工。由於後來學會了做人工麵條，溫飽生活也算過得去。所以，我家祖祖輩輩都是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但是，到了1951年全國最後一批土改在大西南邊遠地區進行時，我母親竟意想不到地被劃為階級敵人的「地主」。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原來，父親在1947年就病故了，只留下一間空房子和二畝雷響田。纏足的母親帶著9歲的我和一個4歲一個2歲的弟弟，沒法自耕。於是，為了活命，有親戚介紹，把二畝雷響田租給一家姓肖的銀匠家。年租為四挑穀子，約四百來斤，只夠一個人一年口糧。其餘不足是靠親友接濟一點，母親又幫人縫補漿洗衣物，飽一頓飢一頓地苦度時日。三弟生病無錢醫治病死後，靠父親生前的一個好友幫助，我才勉強得以讀完小學五年級。
1948年到1949年間，我大舅和老叔分別參加了滇桂黔邊縱紅軍鬧解放，母親曾暗暗幫助他們縫補衣服和做紅軍帽，盼望早點解放能過上一天好日子。1949年底解放大軍從廣西到雲南，母親和四叔還積極參加迎軍工作。到了1950年雲南全省解放，我已是新辦的縣一中的初一的學生了。那時學校要求我們住校，並向我們宣傳土改的偉大意義。學校又組織我們觀看影片《白毛女》和蘇聯影片《女拖拉機手》。拖拉機隆隆地開在田野上，多美好的集體農莊啊！我在心裡歡呼著，盼望土改早日成功。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盼望有一天也能過上集體農莊的生活。
可是，萬萬沒有想到，有天吃過晚飯我從土改工作隊（那時我們中學生只參加做登記填表的工作）回到家中時，母親含著淚把一塊「地主」的黑牌擺在我面前。頓時，我眼前發黑，如五雷轟頂，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預料，一場可怕的災難已經降臨到我家了。我和母親一同看看這塊黑牌，相對無言地流著傷心的淚水。一會兒我問，我們家田少，又無勞力，怎麼會劃為地主呢？母親流著淚說，他們說我家出租田已滿三年，剛夠地主條件。又說如果不認，就跪砂子……我媽害怕，只得認了。這時，我想到了我們紅軍校長，他懂政策。我安慰母親說，我去告訴我們紅軍校長去，也許他能幫我家改過來。於是，我立即回到學校找他反映實情。紅軍校長叫趙林，昆明人，是個才二十多歲的革命學生。聽完我的哭訴後，他臉色為難，只說，少先隊員要站穩階級立場（此時我是少先隊的中隊長），只要劃清界限，將來還是有前途的。又安慰我說，你回去告訴你母親忍耐一下，過了五年後，大家都一律平等了。我牢記住紅軍校長的話：劃清界限，耐心等待。但是，從此我不敢回家，我不忍看母親的眼淚，我害怕我心太軟而會失去階級立場。
大約過了一個月，一個更壞的消息傳來了。一個好心的親戚告訴我，我媽被打鬥得遍體鱗傷被抬到醫院搶救去了，快要死了，勸我去看母親一眼。我問母親是怎樣被傷害的，那個親戚告訴我說，是我那老嬸害我媽，說我媽還藏有金條。土改隊當然相信了。實際上，父親過世後我家就一無所有了。母親只是不吭聲，任他們打鬥。因為說「有」是無中生有，到哪裡去拿金條子？說「無」人家根本不相信，叫我母親在四腳板凳上站著，不說「有」就一腳把板凳踢倒，母親就摔在石頭地板上。倒下後又拳打足踢，重新提了站在四腳板凳上。就這樣，反覆鬥了三天，直到母親最後提不起來，翻白眼為止。親戚又說，幹這個事的人是從外縣來的一個無業游民，好心的鄉親們並沒有動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