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完了好心親戚的陳述，我這天真的無力的少年，心裡只會產生傷痛。去看還是不去？又讓我陷入兩難選擇。去，我能做些什麼呢？說不定還有階級立場問題。不去，對母親的無助與痛苦的冷漠，做兒子的豈不是太殘酷與自私了嗎？思慮再三，我唯一的選擇還是去找我的紅軍校長去，因為我那紅軍的大舅和老叔為了自保，早就不知躲到哪裡去了。當我把情況向紅軍校長哭訴後，他的眼睛裡透著同情與無奈，只悄聲對我說，去吧，但不要讓別人看見你。當晚，我偷偷地跑到醫院從窗外看了母親一眼，只見她的鼻孔里還插著氧氣管，還沒有死，我傷悲的心情稍有緩解，悄悄地返回了學校。
又大約過了六七天，一個更大的噩耗傳來了——我母親死了！告訴我這個壞消息的表娘說，我媽是死在老叔家的牛廄中。屍體被好心的親友們用幾塊木板抬出去埋在父親墓旁去了。一個清清白白的農民女兒，一個勞動婦女，一個含辛茹苦的母親，就這樣悲慘地死去了！
我媽死了，一個所謂的「階級敵人」死了。我們兄弟倆還是兒童，我的「階級立場」又很堅定，應該算清白了吧？不然。每個政治運動都要把我們審查，使我們受侮辱，還監視我們有沒有「翻案」的言行。我老實接受改造，靠攏組織靠攏黨，都有人說這是「假的」，「本質未變」。就是在批准我入團的政審結論中還說「對家庭出身的本質認識還需要繼續進行」。
改革了！開放了！落實政策了！從此，我們不再是「二等」公民了。1980年有一次碰到了當年的土改片長周樹森，問及我母親錯劃「地主」之事。周無奈而痛苦地說：「張老師！那時我才十八歲，我懂得什麼呀？你看，我也被打成階級敵人了！」說後他也淚流滿面了。周土改後提升為縣銀行行長，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因為給縣委提意見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勞教了二十年幾乎餓死。1984年一個離休的紅軍叔叔李凱，勸我說一齊去找當時的貧協會員要為我媽作證。找到了已當了副縣長的李從恩，他是我們小學同學，推心置腹地對我說，上邊還沒有落實土改錯劃階級的政策，現在大家都一樣平等看待了；說句本心話，當時我是貧協會員，去沒收地主浮財時，十有八九家都是「窮斯辣拐」的。我以為這位副縣長說的倒是實話。至於擴大化的實情如何，則有待進一步落實。
歷史翻過了新的一頁。1951年大西南邊疆的「土改」與1947年康生在晉西北搞的「土改」何其相似？與人民出版社原社長曾彥修（他當時是康生部下）在《炎黃春秋》2009年2期中講述《才德反差的康生》揭露的康生在晉西北搞出來的所謂「經驗」實際上是一脈相承的。康生的經驗是在貧窮地區無中生有，搞出「變相地主」來，達不到條件不管，只要挖出「地財」來就是勝利成果。到處打人、吊人、跪砂子，不知道打死打傷多少人。康生在「文革」中故伎重演，又不知整死了多少人。這就是康生之流從蘇聯史達林那裡學來的所謂「革命」，廣大善良的中國人民怎麼會知道呢？
以下簡說我家其他的所謂階級敵人：
外公，丁有福。有一畝左右雷響田，二畝左右山地，一生勤勞自耕，因為照顧比他們更窮的一個親戚，農忙時請來幫幾天忙，就被誣為「請長工」，錯劃為「富農」，外公於1959年餓死。
岳父，胡寶凡。從小跟父親做小生意，讀過幾天老學。後來在鄉小學教書，不夠一家生活，開了一個小糕點店，才維持了一家人的溫飽。家中無土地，他弟弟也參加紅軍，不知為什麼劃為地主。據說是鄉下有個親戚借了點兒錢還不出，每年挑幾擔包穀來。
四叔，張珍禹。解放前當過半年盧漢隊伍的文書上士（只是個兵）。1949年爺爺怕事，叫他回家。他積極參加迎接解放軍的工作，被指定大組長。不料在1951年以「歷史反革命」罪被捕，判刑四年。但實際上勞改近三十年，積勞成疾而死。
老叔，張珍棋。19歲參加邊縱紅軍游擊隊，中共黨員。解放後曾在縣稅務局工作。因年輕時曾與一個街坊朋友交為「把兄弟」，後來這個朋友被捕，老叔與這個人純屬朋友關係，但因此而受牽連。1958年沒有任何證據，以「把兄弟」為地方壞組織為由，把老叔內定為「壞分子」而清理回家。1959年餓飯，積鬱成疾而死。
本人，學校分配參加工作。1957年，縣委動員幫助黨整風，我因寫了一張大字報《您的嬰兒向您呼喊》，內容是請團縣委關心一下基層組織的團員們的思想工作，因此被內定為「右派」，內部監督使用。1958年我因積極參加昆明師範附設函大中文系本科學習，成績優秀，單位批判我「走白專道路」。1960年，我一個小小中學教員，又不知「廬山會議」為何物，單位又以「思想右傾」為由把我當做典型開大會批判我。文化大革命我跟著報紙說「兩派都是革命群眾組織」，因此又受到大會批判為「漏網右派」，並把我關進「學習班」反省批鬥半年。
由此可見，極「左」的肆虐在底層對一般人的傷害是何等深重，何等殘酷！那些極「左」而又無知的先生們，又何曾承擔半點責任呢？
《炎黃春秋》2010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