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3月，在停課近兩年之後，我們「升」入了中學。如果按照正常的程序，那年我們應該讀初中二年級，第二年畢業，這就是「六九屆」的由來。若論文化程度，我們實際上只是讀了六年小學。
父親被「揪出來」了
開學不久，雖然有了文化課，但沒學幾天，又一次新的運動來臨，叫做「一批三查」，重點是清理階級隊伍。這一次，我父親沒有逃脫厄運，我的命運也發生了改變。
我父親張高峰，曾是《大公報》記者，40年代寫過一些有影響的報導，雖然自詡「中間偏左」，卻從不為當局所喜。他被「揪出來」，罪名是「國民黨殘渣餘孽」、「反革命老報棍子」。那年他整50歲。
當大字報從機關貼到我家門口的時候，我就意識到大禍臨頭了，我們的前途也完了！學校收回了我剛剛得到的紅衛兵袖章，我也被「清除」出革命隊伍了。那一刻，我感到了一種絕望。
那天，機關的「造反派」來到我家，搜查我父親的「罪證」。奶奶當時就嚇得坐在那裡不能動了（她的一位表嫂，是民國總統馮國璋的女兒，在1966年8月抄家風波中，紅衛兵破門而入，老太太竟當場嚇死了。事後人們都說她有「福」，沒有受更多的罪），我和弟弟默默地看著那些人翻箱倒櫃，不時地把一些東西裝入袋子。當他們搜查到我的書桌時，不知為什麼，我竟說了一句：那是我的東西。他們瞪了我一眼，居然沒有採取行動。其實，所謂我的東西，也不過是紅寶書、筆電之類，至多有幾本從舊書部買來的破書。我並不怕他們查出什麼，只是覺得他們不該來搜查我。事後我有些後怕，倘若那些人蠻橫起來，說「老反革命唆使小反革命對抗革命群眾」，我一家不是罪上加罪了麼？
由於大部分有可能成為罪證的日記、照片、資料兩年前就已毀掉，「造反派」的搜查沒有多少收穫。連我家僅留存的袖珍英漢字典和日漢詞典也被搜走了，大約是想查證我父親有無裡通外國之嫌。
後來才知道，搜查證據只是幌子，查抄我家存款才是目的。住在我家樓下的王姓工友是主謀。他認定我家有錢，父親沒有徹底交待。其實，我家的全部存款是4000元，那是準備給我們幾個孩子上大學用的。但在當時，那也是一大筆財產了。
「狗崽子」生活
學校也在「清隊」，成立了由骨幹紅衛兵組成的警衛排，把「表現不好」的「狗崽子」關押起來，每天強迫勞動，並不時與其他學校「交流批鬥」。那些「狗崽子」被打得服服帖帖的，受傷了也不敢吭一聲。在校園裡勞動還好，賣力氣就行，押到外校去批鬥最痛苦。從出校門開始，就要坐「噴氣式」，兩臂向後高高揚起，被兩個紅衛兵左右一手摁肩膀，一手掰手腕，以使頭儘可能低下，這樣一路走下去，人早已癱作爛泥了。癱在地上是不行的，連踢帶打還須起來，站不住就跪著，手臂照樣高高地後舉，頭則幾乎觸地。那滋味可想而知。面對那情景，任何一個「狗崽子」都明白不守「規矩」的後果，都自覺地矮人三分。社會上自殺的人又開始多了起來，成為文革的第二次高峰。我所在的合江路中學距海河只一街之隔，時常被同學喊去看死屍。一天，剛剛吃完早點，還沒進教室，我又被叫去了。河灘上躺著一具屍體，皮膚慘白，大約是溺水時間過長，加之氣溫很高，曝曬之後，屍體鼓脹，有的地方破裂了，往外滲著液體，蒼蠅嗡嗡地圍著屍體轉。俄頃，有一隊人來到河邊，拿出隨身帶來的標語，覆蓋在屍體上，內容無非是「死有餘辜」之類。有人用棍子捅那屍體，我想，這就是所謂「鞭屍」吧？忽聽「噗」的一聲，屍體被捅破了，惡臭和血水涌了出來，我的胃一陣抽搐，把剛吃的早點全吐了出來。我們掉頭就向學校跑去。
文革的頭兩年，我看到的死人太多了，淹死的、吊死的、打死的、不知怎麼死的，沒有一張臉是安詳的。有相當一段時間裡，我時時感到恐懼，感到血腥，並且常常被噩夢嚇醒。
「造反派」繼續在經濟上下手，宣布停發我父親的工資，每月按人口發生活費，每人8元。在當時，8元是國家規定的最低生活標準，低於8元就要給補助了。以那時的物價計算，按照國家規定的定量，每月要用4元錢買糧食，剩下的4元用於買油、鹽、醬、醋、煤球、劈柴，至於添置衣物，就只能靠從這有限的錢裡面省下來慢慢積攢了。
改發生活費後，我家經濟條件驟然惡化，存款已凍結，只能精打細算了。當時的白面每斤0.185元，而玉米面只有0.1元，我們就儘量少吃白面，以節省每一分錢。蔬菜可以靠撿拾的菜幫、敗葉，而肉食則沒有白來的，只能少吃或不吃。煤是必須買的，做飯、取暖都離不開。我學會了蒸窩頭、揉饅頭、擀麵條、炸花椒油拌麵，當然還有切菜。但我不會做複雜的飯，特別是炒菜。因為當時無菜可炒，也就沒學成。家裡實在沒有錢可花時，就開始變賣衣物。父親唯一留存的一件狐皮大衣就是在那年冬天送到寄賣行去賣了55元錢，家裡過了一個還算說得過去的過年。
值得一提的是，那位姓王的「造反派」忽然病倒了，肺癌晚期，咽氣之前還念念不忘「張高峰還有錢，他沒交代。」真不知他為什麼對這件事如此耿耿於懷。可惜他死了，留下孤兒寡母5口人，日子過得挺艱難。待我家日子好一點了，奶奶還常常接濟他們。我卻不以為然。
看父親交代「罪行」
那段時間，我看到父親總是不停地寫材料，說累積盈尺絕不誇張，他右手掌邊磨出的厚厚老繭就是證明。他所交代的社會關係，就分成共產黨方面、國民黨方面、海外關係、同學、親戚等若干部分，所列不下百人。連我看了都覺得複雜，何況造反派。
後來聽父親的同事講，造反派對我父親沒有施以更多的暴力，除了他記憶力強，能把幾十年前的事情，時間、地點、人物都交代得清清楚楚，無懈可擊之外，還有一個大家不說的原因，那就是他「交代」複雜的經歷像講故事，誰都愛聽，以至淡漠了「敵情」觀念。
父親還把《毛選》中40年代的文章讀得爛熟，交代自己的歷史時，常常很恰當地引用一段「最高指示」，以表明自己的交代、認識符合毛澤東思想，甚至早在當年就有按毛主席的思想辦的意思，只是「不自覺」罷了。這一手很有效，造反派往往無話可說。
父親寫的交代材料我看過至少四種「版本」，文革後他被平反，退回的材料大部分都被他當作廢紙處理掉了，我有幸保存了幾冊，時隔40年，讀來也頗有況味。
交代材料不僅要講述自己的歷史，還要同時對自己的言行做出「深刻檢查」，而且「上綱上線」，把自己罵得狗血淋頭。
譬如，他交代抗戰時期在戰地救護傷員，向民眾教唱抗日歌曲，就要批判自己「為國民黨反動派保存了實力」，「為反動政府製造了輿論，毒害了人民群眾」。
他交代揭露河南災情，引發國民黨下令《大公報》停刊，自己也被逮捕時，要檢查這「實際上是國民黨反動派內部『狗咬狗』的爭鬥」。
他交代反對內戰，痛陳百姓疾苦的報導，要認識自己「敵我不分」，「把革命戰爭與反動派鎮壓革命混為一談」，甚至是「向反動派獻計，提醒他們統治不穩」。
他交代解放後商業報導中批評了做假和官商作風，是「暴露了社會主義陰暗面」，「給階級敵人提供了口實」。
他交代三年困難時期賣掉自行車去自由市場買了若干食品，是「資產階級活命哲學」，承認自己「破壞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現在看來十分可笑，但當時不這樣自輕自賤，就是不老實、不低頭，是過不了關的。
影響一生的父子對話
文革中，父親的問題成了壓在我心裡的一塊石頭，我希望能夠弄明白一點。於是，我與父親曾經有過幾次認真的對話，雖然斷斷續續或者類似聊天，但印象極深，因為它不僅使我了解了書本上不寫的歷史，而且對我以後的人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直到今天。
談話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問題：
「當年許多青年人都投奔了延安，您為什麼跑到南京去了？」
「到延安、去南京都是為了抗日。『七七事變』之後，蔣介石對全國發表講話：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一致抗日。紅軍都改編成八路軍、新四軍了，是國軍的編制，中共也擁戴蔣為領袖。在我的頭腦里，國民政府是正統，南京是抗日的中心，所以跑到南京去了。而且，實事求是地說，抗戰初期，大部分的日軍是由國民黨軍隊抵抗的，許多重大戰役都發生在正面戰場。那時，共產黨的影響還很小，至少以我的覺悟，沒有認識到應該去投奔延安。」
「國民黨三次逮捕您，都是共產黨嫌疑，您真的與中共有聯繫麼？」「我有許多中共的朋友，相交幾十年，關係很好。但我確實不是共產黨，沒有那個覺悟嘛。國民黨抓我、審我，我怎麼承認？同樣，現在說我是國民黨，我也確實不是，更不能認帳。」
「您寫了那麼多反對內戰的報導，國共雙方都不高興，為什麼？」「抗戰勝利後，全國人民都渴望和平，不願意再看到戰爭。內戰爆發後，不僅是國共雙方打，日本、蘇聯都卷在裡面。蘇聯是公開出兵，日軍則是被俘後又編進中國軍隊繼續在殺中國人，這實在讓人無法接受。此外，我在東北看到了太多的戰爭場面，老百姓是真苦啊。我完全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場上反對內戰。現在看，錯就錯在沒有分清正義與反動，以『中間偏左』的立場片面地反戰了。結果，寫四平戰役得罪了國民黨，寫長春戰役又惹得共產黨不高興。這是我的局限性。但我從來沒有反共的意識，我寫的所有稿件，也從來沒有按國民黨的要求使用『共匪』字樣。我的許多朋友就是共產黨，怎麼是匪呢？稱朋友為『匪』，於情於理不通嘛！對國民黨，我倒是說了不少壞話，甚至罵得厲害，這是事實。1949年初，國民黨檢控《大公報》10條罪狀，有3條在我名下，說我『毀謗政府』、『誇大危機』、『刺激學潮』、『違反政令，稱共匪為共軍』等等，這是白紙黑字印在報上的。」
「您為什麼要做記者，為什麼選擇了《大公報》？」
「我從上中學就對新聞感興趣，覺得做記者可以把自己要說的話發表出來給大家看，而且可以替許多人，特別是老百姓說話。記者是自由業者，沒有那麼多束縛，無黨無派，超然、清高，特別符合我的個性。所以，我從中學時就開始給報社投稿，並且終於走上了這條路。至於選擇《大公報》，是因為它是當時中國最有影響的報紙，培養了一大批新聞人才，而且它是一張民辦報紙，不受黨派左右，做《大公報》記者是很自由的，我寫什麼稿子，怎樣寫，編輯部從不干預。現在看，也許正是這種『自由』使我犯了錯誤。不過，說《大公報》是國民黨的報紙，不符合事實。據我所知，在《大公報》內部，沒有人標榜黨派身份，無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即使有，也是隱蔽的。」
「解放前夕，您本來是有機會離開大陸去做駐日記者的，為什麼沒有走？」
「國民黨太腐敗了，根本沒有希望。當時，凡是有一點頭腦的人對此都看得很清楚，不會去給國民黨『陪葬』。我又有許多共產黨的朋友，不能說沒有影響。當時，許多知識分子是把國家的希望寄托在共產黨身上的，我也如此。所以留了下來。」
以上這些談話，發生在那特定的年代。在父子之間，應該說是比較深刻的，也是十分坦誠的。我至今能夠記得很清楚，是因為它幾乎構成了我對許多問題認識的基礎，至今影響著我的世界觀、人生觀、歷史觀。特別是在那以後的幾十年裡，我又讀了許多書，經了許多事，見了許多人，反覆印證了一些認識，也影響了我的一生。
就是從那時起，我對報紙開始有了濃厚的興趣。文革使我認識到報紙的作用，那裡面不僅有政治，而且影響著許多人的命運。特別是父親被揪出之後，幾乎斷絕了信息渠道，惟有從報紙的字裡行間揣摸政治動向，因此，他格外仔細地讀報。儘管那時的報紙上除了革命大批判文章幾乎沒有什麼新聞，但從批判內容的變化中卻能推測出上面的傾向、意圖。例如當時的上海《文匯報》、《解放日報》就明顯比《天津日報》超前、靈敏，父親是每天必讀的。
發現這個「秘密」的似乎不止我父親，許多知識分子都瞄準了這兩份報紙。因為發行量有限，一時洛陽紙貴。好在父親熟識許多報販，總能保證供應。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每天下午都要到天津勸業場街角處一個熟悉的報販手中去買報。至今清楚地記得他與我目光一對，迅速從壓在下面的報紙里抽出一份用《天津日報》夾好的《文匯報》或《解放日報》遞給我，我一言不發地交上事先準備好的零錢，扭頭就走。那情景頗有些地下活動的意思，現在想起來都有些滑稽。不過我理解，父親卻因此得到了精神上的慰藉。這段經歷也影響了日後我對報紙的認識和興趣。
「與工農相結合」
1968年7月，毛主席發表最高指示「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許多廠礦工人組成工宣隊，進入學校、機關、各種文化團體「全面占領上層建築」。我藉此機會，聯繫了距學校很近的紅旗儀器工廠去「向工人階級學習」，以躲避被人欺凌。
在那半年裡，我天天和工人師傅在一起，而且學會了開工具機。我是第一次如此近距離、長時間地接觸工人，發現他們確實十分樸實。文化大革命鬧成那樣，工人師傅真是「抓革命、促生產」，干起活兒來依然十分認真，照樣完成生產任務。那段時間，我除了去學校、圖書館，就是泡在工廠里，每天按時上下班，活得也很充實。幾個月下來，我已經能夠在車床上加工出很漂亮的零件。
那之後，我又和同學們到棉紡廠去勞動了三個月，成了細紗車間的擋車工，學會了紡紗的全部「手藝」。我們還到郊區農村參加了秋收勞動，到製鞋廠去做鞋，到馬路上去值勤站崗。總之，工人階級占領了學校，學生們卻幾乎退出了學校。
我的生活又一次出現了動盪。先是父親下放幹校，緊接著就是全家人一個個相繼離城下鄉。
父親下放是我送他走的，那是1968年的12月，我16歲生日的第二天。前一天，我們已經把他的行李交到機關。那天一早，天還沒亮，我送他到機關集合。因為他屬於「牛鬼蛇神」，不能與革命幹部同行，排到了另一隊。這支隊伍的成員，每人的背包上都掛著一小塊毛主席語錄牌。父親的那塊寫著「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絕不能讓他們自由泛濫。」冬日的清晨，寒風刺骨，他們這批五六十歲的老人，在造反派手執木棍的押解下，默默地走著，漸漸消失在晨霧之中。他們要徒步30里，走到幹校去。
姐姐是從北京走的，到山西榆次縣一個距縣城80里，只有7戶人家的村子去插隊。她一去就是10年。隨後，哥哥、母親相繼離開了北京。哥哥去了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母親去了設在江西的外交部幹校。
幹部下放幹校，在北京引起了一場賣家當的熱潮。由於國家機關各部委一下子要走幾十萬人，而且拖家帶口，北京的房子全部收回，許多家當又無法帶走，只能當作廢品處理掉。成捆成捆的書籍都是論斤兩秤著賣的，4分錢一斤；大件家具給個十元二十元就算好的了，幾元錢一隻皮沙發也有。有人賣精緻的高腳酒杯，聽說一分錢一個，乾脆不賣了，「還不如砸了聽個響兒呢！」
瘋狂的六九年
1969年初，黨的「九大」召開前後，文革中興起的宗教崇拜式的狂熱達到了頂峰。最突出、最典型的就是跳「忠字舞」，它把前兩年佩戴像章，高舉寶書，敬祝儀式等形式主義的玩意兒發展到了極致。
「忠字舞」以「敬愛的毛主席，我們心中的紅太陽」為舞曲，表演者胸佩像章，手執寶書，邊唱邊舞，動作完全是程式化的。凡唱到「毛主席」必挺胸抬頭，做仰望狀，同時雙手高舉；凡唱到「心中」、「心裡」，則必雙手捧在胸前，做奉獻狀。我們在學校里反覆演練之後，走上街頭，不必與誰聯繫，也不需要場地，只要能站幾個人，就開始連歌帶舞。我就曾在天津最繁華的勸業場、和平路的邊道上舞過不止一次。
跳「忠字舞」是全民性的，無論男女老幼，人人要跳，隨處可跳。可以想像，那是何等「壯觀」的場面。簡直是精神病集體大發作。如果你走在僻靜的小巷，見到那麼一位「舞姿」走形的老太太，嘴裡念念有詞，身體機械扭動，不嚇一跳才怪。
「最新最高指示」發表也是一件不得了的事。那時的人們已經習慣了每天晚飯後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聯播」——老百姓們還沒有電視——最新最高指示往往就在那時播出。只要一聽毛主席又有新的指示了，不必通知，凡有單位的會自動去集合、遊行。
慶祝程序是，集合排隊，拿出早就準備好的鑼鼓、鞭炮、紅旗、標語，加上擴音喇叭，浩浩蕩蕩上街去遊行。很快，市區的主要街道就擠滿了人群。大家像比賽似的一個比一個聲勢宏大，以致領口號的人每每喊啞了嗓子。遊行隊伍中，高校和工廠的裝備最強，高音喇叭令我們的小喇叭黯然失色。在那種場合，男生的樂趣就是敲鑼打鼓放鞭炮，惡作劇地嚇一嚇女生。當然，要悠著點，倘若被「左」派師生發現，搞不好給你戴個「不嚴肅，不認真，對毛主席不忠」的帽子。
記得最好笑的一次，我們到農村幫助農民收稻子，幾天下來，大家累壞了，吃過晚飯就睡下了。半夜，軍宣隊代表來敲窗戶，說毛主席最新指示發表了。因為在農村，就不搞遊行了，但「傳達最高指示不過夜」，你們聽我念一遍。那軍代表是山東人，很老實，竟站在窗根下，對著窗戶紙給我們念了起來：「一個人有動脈、靜脈……」，我們隔著窗戶，聽他那山東話把「脈」（mai）念作「mi」，心裡一個勁地好笑，卻不敢出聲。念完了，我們才睡覺。真是難為了那位兵哥哥。
1969年初的「珍寶島事件」，使本來已經惡化的中蘇關係愈發緊張起來，給人們的感覺似乎很快就要大規模開戰了。毛主席指示「要準備打仗」。因此需要練兵，需要挖洞。
我到現在也不明白「拉練」這個詞是怎樣簡化來的，大約就是「拉出去練練」的意思吧。每逢拉練，事先要準備好背包、水壺之類。那時都是實實在在的棉被，雖說不很重，但路遠無輕載呵。因此，大家儘可能找薄棉被。我家有一個二戰時美國軍用鴨絨睡袋，輕且小，捆起再塞兩件衣服，也蠻像回事。我以此充作背包，但絕不敢說出去，那睡袋印有兩個大大的字母「US」，已經被一塊綠布釘上了「補丁」。睡袋幫了我的大忙。拉練集合都在夜間，一般是10點以後。夜深人靜，街道上空空蕩蕩的，我們無聲地行進著，不准大聲說話，就像真事一樣。漸漸地走出了市區，路燈沒有了，黑洞洞，冷嗖嗖，前面忽然傳來命令「發現敵情，就地臥倒」。嘩啦啦趴下一片，也不管趴的地方有什麼，這是「戰場」，不允許你選擇，趴到泥水裡、馬糞上的只好自認倒霉。「通過敵人封鎖，跑步前進」，於是就跑，腳下磕磕絆絆，有摔倒的，有掉鞋的，均遭到訓斥。如此反覆折騰一夜，天亮才「收兵回營」。
拉練對「狗崽子」也有「好處」，就是不必帶槍——木頭槍，也不必帶其他「輜重」。大約是怕我們有「不軌行動」吧。我們樂得輕鬆。
挖防空洞，我們就受到「重點照顧」了。紅衛兵骨幹都是領班，或者站崗放哨（不知「哨」什麼？），我們則要全部進洞裡去挖土。我們負責挖的防空洞就在校園裡。不知為什麼，總是在夜裡干，莫非是白天容易暴露目標？我不知道，反正我乾的都是夜班。那洞的大小最多容兩人側身而過，高度只能彎腰，若是挖土，則只能跪著。工作面太小，每班下去兩個人，一人挖，一人往外運土。點一盞馬燈，只能照亮尺把大的地方。我們大約挖了一個星期，深度不過三、四米，掘進也只有十幾、二十米，就開始感到濕漉漉的要見水了。而且，前面挖著，後面就不斷塌方。學校怕出人命，只好停工。後來幾場大雨，那防空洞就全塌了，在校園裡形成一個大坑。我們的備戰工程就這樣半途而廢了。
「註銷」了城市戶口
1969年夏天，我們「畢業」了，去向成了大家關心的問題。對於我們這些「狗崽子」來說，去向只有一個——到農村去插隊，別無選擇。當時，為了把孩子留在城裡，有許多家長與學校死磨硬泡。但我家沒有，很平靜地接受命運的安排。因為父親還在「接受審查」，我們沒有「泡」的資格。
插隊已成定局，學校對我們也是「寬厚有加」。行前召開歡送大會，同時送給了我們一件「禮物」——我們都被「光榮地批准加入紅衛兵」了。對於這遲到甚至廉價的榮譽，大部分人表現得無動於衷。
我是自己到派出所去辦理戶口、糧油供應關係遷移手續的。值班民警看了看我的證明，一句話不說，拿過我家的戶口簿翻到我的那一頁，只一扯，就撕了下來，然後隨手蓋了一個「註銷」章，就扔在一邊了。走出派出所，我想：從此刻起，我就算在這個城市裡「註銷」了，再也不屬於天津，而是山西農民了。當然，我也再不是孩子，而是一名「知識」青年了。今後的路是什麼樣？該怎麼走？我不清楚。但有一點我明白：路要自己走，無論前面是什麼，都要走。
那年，我剛剛過了十七歲。
《炎黃春秋》2009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