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五叔，1963年
一、邁入社會
我的五叔叫蔣明遠，他是我父親最小的一個弟弟，十多歲來到我們家，在我們家長大。
1963年之後，貫徹階級路線已在向「唯成分論」演變，有資料說，到1964年高考，「黑五類」子女全軍覆沒。作為一名地主家庭出身的「黑五類」子女，我的五叔有幸在1963年大學畢業了。
大學期間，處於「三年困難時期」，飢餓是那個年代人們最深刻的記憶，儘管缺吃少穿，五叔學習依然非常刻苦努力，專業課程各科成績都在90分以上，最為突出的是理論力學，100分。任教的老師還特別強調，蔣明遠的試卷幾無瑕疵，找不出扣分點。
以這樣的拔尖成績，五叔是完全夠格留校任教的。但當年，留校的幾個同學都根紅苗正成績平平，能否勝任教學不在考慮範圍。
當時的社會風氣還算良好，畢業分配臨近，學生們也都平靜，托人情、找關係、開後門的腐敗還未能蔚然成風。
那時畢業分配口號是：
1、黨指向那裡，我們就奔向那裡；
2、黨的需要就是我們的志願；
3、堅決服從分配，做黨的馴服工具。
除了少數幾個留校名額，其餘大部分畢業生如何分配，並未公布。系裡召開的畢業分配大會上，書記作報告只講了大原則：「哪裡來哪裡去」，同時兼顧個人志願。
五叔離開老家之後，戶口一直在我們家，屬於重慶市。他的原籍中江縣屬於綿陽專區。像他這類畢業生究竟算哪裡來的，沒有明確的說法。
五叔從小跟著兄長，而我父親家長作風極甚，對五叔和對我們一樣隨意打罵，這讓五叔產生了很強的寄人籬下感，早點離開是他從小學就有的願望。或因此他內心更認同原籍是自己的家，所以，填志願的時候，五叔甚至沒想到自己的戶口在重慶，把「哪裡來哪裡去」的「哪裡」定位為老家綿陽專區。待到塵埃落定，他果然分配在綿陽。
拿著簡單的行李，告別生活了十餘年的城市，五叔一行畢業生乘坐當時的水運小火輪，從北碚區順嘉陵江到市區蔡元垻火車站。烈日當空，船艙內熱浪滾滾，船舷外江風悠悠。五叔作為領隊，無暇欣賞沿途風景。他一路繁忙：換車、託運行李、清點人數等。舟車勞頓，直到第三天上午才抵達綿陽專區教育局，畢業生們住在招待所等待，由專區分配到縣，再由縣分配到學校。
等待的日子也十分煎熬。綿陽地區，包括平原邊緣的山區，山區和平原相比，學校的軟硬體設施、教學水平、學生生源、生活條件都不在一個維度。大家心裡七上八下的。
五叔被直接分配到了遂寧中學。
遂寧中學是當時綿陽地區最好兩所中學中之一，人事關係直屬綿陽專區，校長劉顯華在這裡看了五叔的檔案，優先選擇了這位優等生。
遂寧中學緊靠渠河，占地不到七十畝，面積較小。校舍的名稱都很響亮，具有革命時代的顯著特徵：教學樓叫卓婭樓，辦公樓叫雷鋒樓，教師的宿舍樓叫紅專樓，學生宿舍叫繼光樓，校門口附近有兩幢二層小洋房（解放前的教會學校涪江女中），一幢名智育館，另一幢名德育館。校舍中間是一個操場，跑道不足400米。學校規模雖不大，但在省內也算名校。
我五叔被安排任教高一兩個班的立體幾何，每周12節課。在教學上，他很快暫露頭角，深得學生喜愛。原本不喜歡當眾說話的五叔，開始感受到做教師的喜悅，開始熱愛這個職業。工作剛剛走上軌道，正在迸發的教學熱情突然被切斷了，學校指派他參加上寧公社四清工作隊，為期三個月。
上寧公社離縣城約七里路。因班車很少，五叔背起鋪蓋卷步行去公社報到。
工作隊員先在公社開會學習一天，傳達有關四清工作的中央和省的文件，弄清「四清與四不清」的界線；工作方法是依靠貧下中農，狠抓階級鬥爭；目的是幫助幹部下樓洗澡、輕裝上陣，讓有四不清問題的幹部通過運動轉變為四清幹部，最後要處置的，只是極少數四不清幹部。
第二天，隊員們就分別下到生產隊，與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開展工作。
五叔分配在十一大隊一個叫梁家溝的生產隊，住在一戶貧農家。這家有叔侄三人，叔叔五十多歲，結不起婚；兩個孩子的父母在「困難時期」雙雙亡故。他們住的是土坯牆草房，家徒四壁，無一件像樣的用具，孩子大人衣衫襤褸，一日三餐吃的是能數清米粒的蕃薯稀飯和泡蘿蔔。
出生於小鄉鎮，成長生活於大城市的五叔，為眼前的赤貧感到震驚。每月，除了交給戶主老梁定額的糧票，五叔還特意多交一些伙食費，給這個家庭一點綿薄的幫助，有時回學校拿東西，就順便把當月定量的肉買回去，改善一家人的生活。
三個月，五叔風來雨往每日穿梭於鄉間小道，走訪貧下中農家庭，聽取他們對大隊、生產隊幹部的意見，和社員們同勞動，還收集各種生產數據，回公社開會時匯報。
那些日子，他常常失眠，屋後豬圈裡的幾頭小豬可能也因吃不飽，不是哼哼就是尖叫。苦難是別人的苦難，煎熬的卻是五叔的心。作為一個黑五類子女，他當然不敢細思深想，只求做好自己的工作。至於如何能讓這些窮人擺脫貧困，過上城裡人那樣相對安穩的日子？他不懂，也不可能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