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年期間，獨坐在書桌前，零星的鞭炮聲還在耳邊炸響，空氣里裹著濃濃的年味兒，我卻被一股莫名的衝動攫住，像被誰點了一把火，腦子裡冒出一個念頭：我要開個微信公眾號，把那些在心底翻騰的所思所想一股腦兒倒出來，寫下我的觀察、困惑，甚至憤怒，試著在這喧囂的世界裡爭得一點話語權。我滿懷期待地註冊了帳號，起了個名字，埋頭碼字。我儘量迴避乞丐式的打賞功能設置而選擇付費閱讀，因為此刻覺得自己像個路邊擺攤的小販，攤子上擺滿了精心打磨的貨品，等著有人來瞧上一眼。可現實卻像一記重拳，砸得我暈頭轉向。我自以為有點深度的文章，點擊量可憐得像個笑話，評論區空得讓人心寒；那些稍帶批判性的稿子，甚至連審核的關卡都過不了，也有偶然通過的時候，但很快被斃掉，平台言之鑿鑿地稱是被讀者舉報和要求。
直到近日，一個朋友發來消息：「你那公眾號收費觀看，效益咋樣？」我苦笑，回他：「哈，沒人看。收費只是想篩出真正的讀者。」他回了句讓我心裡一酸的話：「現在的東西不煽風點火的，真沒人看。資訊時代，東西太多，都奔著功利去了。」這話像刀子，扎得我生疼。我想起《憤怒的葡萄》裡牧師凱西那句模糊的感慨，大意是「人們不再需要上帝了」。原話記不清了，但那種失落感卻像潮水湧來。如今短視頻席捲一切，人們似乎也不需要作家了。那些需要耐心咀嚼的文字，那些試圖挖掘真相的表達，像是被時代拋棄的古董。更讓我心寒的是，我花幾年心血寫的一部長篇小說，講的是都市裡的地下勢力和官商勾結，上傳到小說網站後，毫無懸念地被審核刷下來，屏幕上「未通過」三個字刺眼得像在嘲笑我的痴心。
可還有一件事，比審核的紅線更讓我心冷。不是平台，是讀者，那些我以為會與我共鳴的觀眾。他們不僅對我的文字視而不見，甚至在面對稍有批判性的內容時，像是被觸碰了逆鱗，要麼自覺迴避，要麼跳出來攻擊。我曾在公眾號寫過一篇關於教育資源不公的文章，措辭小心，數據紮實，以為能引發討論。結果呢？有讀者留言罵我「販賣焦慮」，還有人說「別老盯著陰暗面，多寫點正能量」。
我試著在小說里刻畫一個被權力腐蝕的官員，上傳片段到論壇，想聽反饋，結果被噴得體無完膚，有人說「這種故事太假」，有人勸我「別寫這些，容易被封」。我愣住了。這些讀者，平時也會抱怨社會不公，可一旦我把這些問題赤裸裸地撕開，他們卻像被踩了尾巴，急著撇清關係，甚至站在平台的立場上指責我。這讓我想起福柯那句讓人毛骨悚然的話：「人死了。」他說的不是肉體的消亡，而是主體性的喪失——當人們被規訓到與權力保持一致，自覺維護那個壓迫自己的系統，人的自由意志、批判精神，就真的死了。
福柯的「人死了」指向一種深刻的現代性危機。他在《詞與物》中提出，近代以來，人的主體性並非天然存在，而是被知識、權力和話語體系建構出來的。到了現代社會，權力不再是赤裸裸的暴力，而是通過學校、媒體、法律等機構，滲透進人的思想，把規訓內化成一種自覺的行為。人們不再需要外界的鞭子，自己就會調整姿態，迎合主流，迴避異端。我的讀者就是這樣，他們不是故意與審查機關站在一起，而是被教育、媒體、環境潛移默化地馴化，習慣了「安全」的內容，習慣了迴避尖銳。福柯的洞見在於，這種規訓不是單向的壓迫，而是雙向的共謀——權力塑造了主體，主體也主動維護權力。
當讀者面對批判性文字時，他們的不安、迴避甚至攻擊，正是這種共謀的體現。他們害怕任何批評性的文字觸碰了那條無形的紅線，害怕自己的舒適區被打破。這種自我審查的心理，遠比平台的審核更可怕，因為它意味著批判精神的徹底萎縮，意味著人的主體性被規訓成了空殼。福柯說「人死了」，不是說人不存在了，而是說，那個能思考、能反抗、能創造的「人」，已經被規訓的機器碾碎，變成了順從的螺絲釘。這讓我不禁反思，二十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啟蒙努力，究竟有沒有達到他們想要的結果？從五四運動到白話文革命，知識分子高舉「科學」與「民主」的旗幟，試圖喚醒國民的理性與自由意識。白話文革命尤其被視為一場思想的解放，它打破了文言文的桎梏，讓普通人也能通過文字表達自我、參與公共討論。胡適、魯迅、陳獨秀們相信，語言的通俗化會讓思想的火種傳遍每個角落，點燃一個覺醒的民族。可百年後回看，白話文革去了什麼？它革去了文言文的門檻，卻沒能革去思想的枷鎖。
白話文讓表達更普及，但也讓內容更碎片、更淺薄。在短視頻和算法的裹挾下，白話文的「通俗」被異化為娛樂的狂歡，嚴肅的思考被淹沒在流量與熱點的洪流里。更諷刺的是，啟蒙的理想並未真正深入人心。魯迅筆下的「看客」依然存在，只不過從街頭巷尾搬到了網絡論壇。面對批判性的內容，讀者不是反思，而是攻擊；不是對話，而是沉默。這種被規訓的順從，不正是啟蒙失敗的證明嗎？知識分子想喚醒的「人」，似乎從未真正站立起來，反而在現代社會的規訓機器中，漸漸「死了」。我開始明白，言論自由的困境，不只是算法和審核的牢籠，還有這群被規訓的讀者。他們被教育、媒體、環境塑造成這樣，習慣了自我審查，習慣了為權力辯護。算法是冷酷的商人，只推能抓眼球、賺流量的內容。如果文章太安靜，太需要耐心，自然被埋沒在短視頻和熱搜的洪流里。
朋友說得對，資訊時代，注意力是稀缺品，讀者被訓練得只追逐即時快感，誰還有心思讀一篇需要咀嚼的文字？而審核的紅線，則是權力的鐵腕。平台要生存，就得聽話，得在政策的邊界裡小心翼翼。當小說作品觸及了官商勾結的暗面，試圖揭開都市光鮮下的污垢，就會連上架的機會都沒有。資本和權力一拍即合，算法推流量，審核保穩定，構築了一個看似開放、實則窒息的數字牢籠。而讀者，那些我以為會與我並肩的讀者，卻在無意中成了幫凶，幫著權力一起，把我的聲音摁進沉默的深淵。
這種無力感讓我想起凱西在《憤怒的葡萄》裡的掙扎。他看著人們在苦難中奔波，信仰崩塌，卻依然選擇行動，試圖點燃希望。我呢？我還能做什麼？有時候我會想，乾脆放棄吧，寫點爽文，拍幾條抖音，蹭蹭熱點，賺點流量錢。可一想到這個，我又有種被閹割的痛楚。我寫作，不是為了討好誰，而是因為那些想法在我心裡燒得我睡不著。我想寫普通人的掙扎，寫底層的吶喊，寫被光鮮掩蓋的真相，哪怕只有一個人看到，哪怕只是我自己的自言自語。
回頭看這大半年的折騰，我不後悔。那些乏人問津的文章，那些被平台刪除的稿子，都是我對這個世界的叩問。言論自由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它是一場博弈，是無數人用筆、用心、用堅持換來的希望。我的公眾號還是那個冷清的攤位，但只要我在寫，就還有可能。就像姜子牙垂釣渭水，願者上鉤也好，無人上鉤也罷，我守著我的筆，守著我的信念。或許有一天，有人會停下腳步，翻開我的文字，看到那個隱匿在字裡行間的真實世界。忽然想起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的話語，「藏之名山，傳之後人」，不為今人賞識，但求後人能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