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一代人，成長在新中國。在3年困難時期我們唱的歌是《我們走在大路上》，是流著眼淚聽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九評》的。我1964年復旦大學中文系畢業，已經考上研究生，導師趙景深先生認為，到文學所工作比讀研究生更好，於是建議把我分到文學所。但這一切，當時我並不知道。當時我為了表示革命，在志願欄填上了服從分配，結果被分到了學部文學所，就這樣我離開故鄉上海到了北京。
我到文學所後，「文革」前只兩年時間，就已參加了兩次「四清」。「四清」是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第一次下去，跟古代研究室的曹老夫子住一間房。他是舊式書生，把「四清」說得很可怕。說紅眉毛、綠眼睛的人多得很。我們聊天時怕隔牆有耳，就講上海話。講上海話還不放心，就講英語。姓黃說yellow，姓王說King，搞得草木皆兵。第二次，更是以搞土改的方式來整幹部，也有偏聽偏信的。我認為「文革」實際上已經預演過了，不過是把「四清」那一套搬演過來。開始是整基層幹部。後來「文革」弄到國家上層了。
「文革」時，學部大亂。兩個群眾組織，「紅衛兵聯隊」和「紅衛兵總隊」都搞革命行動。我也拿著雞毛當令箭，參加過抄家。尤其可笑的是，被抄家的對象，是我一貫敬仰的錢鍾書老先生。記得那一天，一批人說是去乾麵胡同錢老先生家搜武器。錢先生會有武器嗎？我想都沒想，就跟著隊伍走了。到了錢先生家，一進門，看見客廳放著一架鋼琴，是他女兒的。我不禁脫口而出，說了一句：「鋼琴！」好像我是在參觀他家似的。多年以後，錢先生還記得這句話和我那副幼稚的表情。錢先生和夫人楊絳是很講究生活情趣的。楊絳很注重衣著打扮，她的服裝皮鞋都比較考究。這在當時都被說成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後來，錢先生進了牛棚，他和何其芳都打掃廁所，我們對他們都有惻隱之心。當時造反組織派我監督他。我對錢先生越熟悉，我就越尊敬他了。我老稱他「錢先生」，還請教他許多問題。比如英文的犬儒主義、達達主義。錢先生告訴我，你不要迷信鉛字，洋人的鉛字尤其不要迷信，你不要以為是洋人的東西就好，他們的東西也不見得是對的。說著他隨手指出一本英文版阿爾巴尼亞畫報中不少語法錯誤。為此我持別佩服老先生嚴謹治學的態度。一次，我看英文版的《基督山伯爵》，是從法文版翻過來的。有一個詞Clasic，我怎麼也弄不清楚。英漢詞典、韋伯斯特詞典、簡明牛津詞典都查過了，都沒有。我想去請教錢先生，正好碰見錢先生散步出來，我便上去問他，我剛說出Clasic，錢先生說，噢，這是一個法國地名，當地以烹飪見長，後來就引伸為「佳肴」之意。就這么小小一個詞，他隨時可講出出處，錢先生的學問可見一斑。
「文革」中，搞所謂的大批判，最怕的還是外邊的紅衛兵。他們很多是肆意胡來。比如遊街示眾，光是戴高帽，就有不少發明，搞得稀奇古怪。他們給文學所的學術權威做了各種的帽子。所長何其芳，「保皇派」之「皇」，戴皇帝帽，平頂冠，掛著流蘇，拿一個大旗，上寫「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俞平伯，稱他「封建餘孽」，戴傘形清朝官帽，把條帚苗抽幾根插在帽後當翎子。吳世昌先生留英回來。他是在3年自然災害最困難的時候毅然回來的，把汽車都帶回來送給國家了。當年，他曾主張走第三條道路。但他非常愛國，在英國介紹中國文化與發展現狀。紅衛兵一無所知，說他「假洋鬼子」，給他戴博士帽。還有烏紗帽等等。遊街每人一頂。遊街完了，還要示眾。遊街示眾都在學部院內。記得有一次審問俞平伯，問：「叫什麼名字？」
俞平伯有點結巴：「叫，叫俞平伯。」
「寫過什麼毒草？」
「我寫過《紅樓夢研究》。」
因為結巴，「研究」兩字，小將們沒聽清。
「啊！原來《紅樓夢》就是你寫的！」
「不不不，不敢掠人之美！」俞老先生更結巴了。
「剛才還說你寫的，轉眼就不認帳，真不是玩意兒！」小將們說著《智取威虎山》的台詞，還往俞老頭上掄了一巴掌。
我在台下看著都替他揪心。但令我欽佩的是，俞老先生以一種鎮定的態度對待這一切。或者說，以遊戲人生的態度來接受這一切。就在那一段時間，俞老寫了一本《考證北京胡同》的書。這本書稿不知是否燒掉了。紅衛兵說，我們破四舊，你在復四舊。俞老無語。他在「牛棚」時寫的一首詩，其中兩句為大家傳誦：「三椅拼睡南窗下，太陽棉襖暖烘烘。」可見他的心態還是很瀟灑的。
荒蕪也寫得一手好詩。據說有許多是嘲弄諸般現象的。當時學術權威們全被弄去掃地掃廁所。荒蕪引「斯文掃地」而反用之：「如今掃地盡斯文」，成為古為今用之冠。
「士可殺不可辱。」為了自己的尊嚴情操，詩詞在「文革」中十分流行，是一種無聲的反抗和傾訴。也許有這兩方面的原因。
說實話，開始分配我到北京，我來了，純粹是出於好奇，想來北京玩一玩。我心裡總願意回上海，對北京沒有太多的感情。到下面「四清」時，過中秋節，我一人呆在農村的蒼涼月色下，就偷偷哭過一場。我不願隻身一人在北京。可是，突然通知說要離開北京下幹校，我的感覺是若有所失。我住在建國門外宿舍一個套間的其中一間。我的東西不多，也不過一個箱子和一些書。匆匆收拾好衣物、被褥、臉盆之後，房子裡空空蕩蕩的。地下散落兒張舊報紙，在窗台上，一盆小花半死不活，已經幾天沒澆水，快枯萎了。這一切使我覺得是在跟自己的過去告別。過去只剩下這副家徒四壁的模樣。我悲從中來，不禁失聲大哭。
恰在這時，跟我要好的一個工宣隊廣播員郝鐵軍來了。我跟郝鐵軍是在食堂認識的。我那時在學部食堂幫忙做白案，他每天播音完到食堂總是晚了、只能吃饅頭鹹菜。後來我專門給他留一點菜。他是工宣隊員，我是知識分子。但他崇敬知識分子，是報社的通訊員，喜歡寫點東西。於是我們漸漸熟悉起來，他常到我宿舍來玩，互相說說心裡話。我給他講文學的ABC，又把一些名著講給他聽。他愛講故事，我還幫他分析了講故事的長處，鼓勵他寫東西，後來他還真寫出了作品。我們走的那天，他來了，陪著我流眼淚，又安慰我說：「大哥，你別難過，你們會回來的！」
我說，真不知哪年哪月才能回來呢！這時我忽然覺得北京是那麼溫暖。到幹校之後，我做夢都夢見北京，夢見我在北京的小胡同里走著，還逛舊書店，我覺得像是一個被遺棄的孩子，隨時想回到親人身邊。下幹校對我來說，如充軍一般。古代充軍的滋味，只在小說里讀過。我自己認為下幹校和充軍可以相比。我講的是心情。其實我在幹校算是沒下過大田勞動的。因為在北京我做過白案。下去之後，我就一直在食堂工作，還做白案。人家問我在幹校做了什麼，我簡單的可以用兩句話概括：從白的到黑的，從軟的到硬的。你說這像是「黑話」？我解釋一下，白的軟的是和面做慢頭。黑的硬的是到農機廠當鉗工。就是說，在幹校時，我一半在食堂，一半在工廠。
幹校組織機務隊，派到息縣學工。一共五個人。我學鉗工。還有學鍛工、焊工、車工的。記得我跟錢先生說要去學鉗工，他說，好啊，這是一個好機會，你要好好學。那時錢先生和吳曉鈴先生燒鍋爐，老燒不開，我們都叫他「錢不開」。燒開水不行，干別的還行。有一次縣警局開一輛警車把他接去看檔案里的英文，當時還把我們嚇了一跳。錢老先生送我一本他女兒錢媛用過的英文詞典，還在上面用英文題字：送給親愛的劉士傑同志。錢先生送給我英文字典，使我更堅信文化知識肯定是有用的，這本字典我一直保存到今天，已經23年過去了。臨分別時，錢老還擁抱我一下。我去縣農機廠，心裡總是有些愧疚，因為很多女同志都下大田勞動，曬脫了一層皮啊！插秧時螞蝗叮腿吸血。脫土坯一天下來根本沒有力氣了，真是累死累活的。
縣農機廠環境比較好，不搞運動。因此我也感到沒那麼壓抑了。在那裡呆了10個月，偶爾回連里拿工資。如果說幹校生活沒有使我特別痛苦，那是工人師傅給我的。在他們中間我覺得特別痛快。息縣城北緊靠淮河，農機廠有個技術員是北京人，就住在城北。他娶了一個當地女人，但他想北京，老叫我「老鄉」。他介於工人與知識分子之間，是一個老三屆的知青。他始終一口北京話。他常請我們去他家坐一坐，我們還一塊去淮河游泳。他對我們很親熱，但從不給我們介紹他的愛人。這位「老鄉」師傅的思鄉情懷，也曾觸動了我的情感。那時我單身一人，唯一思念的，除了上海家中的母親，就是我的北京了。有時回想在北京的時光，一種依依情懷油然而生。一次，從「老鄉」家回來，我坐在孤燈之下，寫了一首《調笑令》。
調笑令－—與友游長城記舊
春晝，春晝，
塞外青山依舊。
古城容易斜陽，
別夢西樓夜長。
長夜，長夜，
起看月光如瀉。
這是1970年5月17日。
從息縣農機廠回來，學的鉗工總算派上用場，做了一個耕地的耙犁。我要感謝工人師傅對我的耐心，我學鉗工把鑽頭弄斷過，他們從沒有責備過我。做這個耙犁時，鑄件是澆鑄好了運過來的。鍛工把鐵件打出樣子，焊工把鐵件焊上，鉗工鑽眼，上鍘釘，車工做一些小零件，我們機務隊這些車床都有。我們幾個人用了十多天時間，做成一個十幾個齒、一米多長的耙犁，裝在拖拉機後面，耙地平地。後來我們遷走時，這些東西都留給當地農村了。聽說息縣發過一次大水，把我們當年的房子全淹了。息縣據傳說就是春秋戰國時期息夫人所居之地，息夫人因亡國而悲泣，眼淚不干，流淌成淮河。所以息縣屢犯水災。
在明港我給Z辦過學習班。就是「5·16」的學習班，一直在搞，沒有停過。Z是《進軍報》的主編，我編的是《長城報》，兩派組織的喉舌報，我成天拿一個馬扎，坐在他面前。別人給他施加壓力，我卻像是在求他一樣，「你交待了得了。有什麼就講出來算了。」你問我是不是搞逼供信？是這樣，我的領導是軍宣隊，他們一定要我去給他做工作，讓他交待。軍宣隊是利用我們整他們。當然那時並不以為軍宣隊和這些所謂「5·16」說的都是虛構的東西。我這個人也並不想整誰。「文化大革命」就是這樣一步步深入搞下去的。
在軍營我又去食堂幹了一年左右。紅案黃師傅是張聞天的廚師，也是上海南匯人。黃師傅對張聞天很有感情，但不多講。他的菜炒得好，我跟他學了不少炒菜。黃師傅的拿手菜是「霸王別姬」，甲魚燉雞，做出來色香味俱全，堪稱一絕。
在明港時，派我回北京搞過一次外調。是我一位同學在專案組有意為我爭取的機會，當晚我特激動，想到要回北京，久久不能入睡。等到入睡後，就做了一個夢，夢見坐飛機回北京了，很興奮的。由於在明港吃得好，放開吃，身體長胖了。為此還吹了一個對象。是她嫌我胖，不像小伙子。那時倒有點物質豐富，精神貧乏呢！
後來，讓我教唱樣板戲。過去我喜歡崑曲，也會唱一些段子，是上海崑曲社的社員。我分到北京時，我的老師趙景深先生推薦我找俞平伯先生學崑曲。那時俞老住在皂君廟一處四合院裡，稱老君堂。那天下午，我推開虛掩的院門，走進院中，只見院裡一棵桃樹，一棵梨樹。正是初秋時候，樹影斑駁，迴廊杳無人跡，四周寂靜無聲。我還在觀望，一個黃黃的熟透的梨子「啪」一下掉在青色方磚地上。此情此景在我腦子裡像一幅畫，一直留存著，當然，俞老見我之後，遺憾地說，北京崑曲社已經解散了。那時候，是我向俞老學唱崑曲。沒想到明港軍營中，俞老向我學唱樣板戲。我一肚子樣板戲段子。看的是樣板戲，開會前也要唱樣板戲。我就變著法子唱老生、花臉、青衣的段子，有時乾脆一趕三。無聊中這麼打發日子，心裡卻是別有一番惆悵，不知前途何在。這首《南鄉子》就是我當時的心情：
白露洗清秋，
葉自飄零水自流。
夢覺寒蛩如泣訴，
鄉愁，
獨望西窗月似鉤。
霜染少年頭。
虛度韶光壯志休。
碌碌風塵無建樹，
堪羞，
旅雁孤雲萬里游。
這時是1971年的10月。
「9·13」事件之後，1972年，幹校的人陸陸續續回北京了。聽說江青曾明確指示：學部的文章不能發，書不能出版。因此有一度我心灰意冷，又有一種被人遺棄的感覺，想調離北京。我想這樣不如回上海，為此我還去復旦打聽過要不要人。
講到這裡，我不由得要想到老所長。很多時候，我想到何其芳是會掉眼淚的。「文革」時，鬥他鬥得很厲害，讓他站在台上，低頭坐「噴氣式」飛機，他身體胖，胳膊彎在後面，都快掉到台下面去了，他一個勁說：「同志們，我的重心、重心……」他想說他重心不穩。當我把自己想調離的想法告訴老所長時，他給我講的一番話我永遠不會忘記。他說：「劉士傑同志，我做為所的負責人，感到很過意不去，心裡是內疚的。你們1964年來，到1972年，沒幹什麼事，你說你要回去。我想，這樣吧，你暫時不要回去。你如回去，總要有些文章，總要有點成績，做點成績再回去嘛。不然，你來的時候怎麼樣，回去的時候，還是怎麼樣。有點成果，回去更好一些。你看這樣做好不好？」我心想，老所長，這幾年你不是也沒幹什麼事嗎？可是他總想著年輕同志，想到自己的責任。這一點使我感動。我也安下心來，沒有走。我後悔沒有抓緊時間學習，把時間都用在寫大字報上了。老所長還說了，今後你不論寫什麼文章，你隨時來我隨時幫你看！他的事情很多。我後來找過他兩次，他真的放下手裡正在翻譯的《歌德對話錄》，認真看我的文章。可以讓老所長欣慰的是，他終於看到了「四人幫」的倒台。我很佩服老所長，他受了這麼大的委屈，他的信念還是不變。他始於《畫夢錄》，終於《毛澤東之歌》。知識分子的改造，造就了許多偉大的悲劇。
幹校雖不堪回首，但是苦中有甜，也是人生的一種體驗。我的最美好的青春時光是在那裡度過的。因此我想到息縣那個滿是塵土的小城，想到東嶽鎮那一條趕集時鬧哄哄的土路和那些穿著黑襖黑褲的農民，是辛酸的溫馨、無法忘懷。這種感覺是非常複雜的。現在想來，那真是一段長夜孤零的日子。
選自《無罪流放》，賀黎、楊健著，光明日報出版社，1998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