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註：
大衛·雷姆尼克是《紐約客》雜誌的總編輯，在1987－1991年間，他是《華盛頓郵報》派駐莫斯科的記者，在四年多的時間裡，他採訪過蘇聯社會的各個階層，也見證了這個強大政權的失敗。後來他把這些採訪集結成書，這就是他的名著《列寧的墳墓》，此書獲得了1994年的普立茲獎。下面這篇文章所提及的事實大都出自此書，有一些也參考了別的資料。許多句子都是直接引用，因為網絡發表，未能一一註明。部分語句是我參照英文原文重新翻譯的，和台灣版稍有不同。
蘇聯解體前的六個瞬間
一、《懺悔》的公映
1987年，喬治亞導演欽吉茲·阿布拉澤的電影《懺悔》在全國公映。這是蘇聯解體之前極為重要的文化事件。影片完全虛構，情節有點像後來的美劇《暴君》：阿拉維澤是一位1930年代的州長，年輕的時候，他曾經許諾要為人民建立「人間天堂」，但大權在握之後，他開始殘暴地踐踏和虐待當初支持他的人。晚年愈發昏憒，甚至想開槍射下太陽。他把自己的朋友，藝術家山德羅關進了集中營，後者就死在那裡。多年之後，山德羅的女兒柯蒂開始追尋父親的死亡之旅，並決定復仇。那時阿拉維澤已死，柯蒂挖開了他的墳墓，撬開了他的棺材，並把他的屍體拖出來「罰站」。
在那個時候，蘇聯依然強大，審查部門依然有著不容質疑的權力。但和大多數極權政府一樣，因為官員的昏庸草率，審查總會留下可規避的後門，政府也不可能禁絕人們的思想和創造。《懺悔》提交申請時說是一部「關於道德與倫理的電影」，其實影射意圖十分明顯，片中的阿拉維澤就是史達林。
那時戈巴契夫上台已經兩年，許多人都知道，戈氏的祖父、外公都曾是史達林時代的囚犯，他對史達林不可能完全沒有意見。而當時蘇聯和世界的局勢，也要求他必須有一種較為開明的姿態。在1987年1月的蘇共中央會議上，他宣布要進行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一個月後，他在克里姆林宮告訴記者：蘇聯將填補「歷史的空白處」，「我們不能忘記那些人的名字，如果我們遺忘或不去追尋那段沉默歲月中的犧牲者姓名，那是不道德的。我們必須揭露歷史的真相。」
《懺悔》公映之後，在蘇聯各界引起了巨大的轟動。它不僅公開說出了極權的罪惡，也讓成千上萬的蘇聯人開始反思罪惡的來源以及成因。或許可以說，這部電影揭開了蘇共一直隱瞞和掩蓋的那些東西，把「我們不能這麼活」的念頭深植於每個人心中。值得一提的是，戈巴契夫本人也看過這部電影，也正是他當批准了《懺悔》的公映。
蘇聯解體之後，有記者採訪欽吉茲·阿布拉澤，問他當初為什麼想拍這麼一部電影，他反問道：這個，難道不是我們的責任嗎？
二、基馬的卡片
《懺悔》讓無數蘇聯人感覺振奮和激動，基馬就是其中之一。他本名叫德米特里·尤拉索夫，生於1964年，比王小山只大幾歲，但腦容量要比王小山大800多倍。從高中時代起，基馬就致力於一件在當時毫不起眼、後來卻證明無比重要的工作：他收集那些在蘇共統治下被囚禁、被處決的受害者名單，然後把這些名字寫入卡片，卡片上列有他們的姓名、生卒年月、被迫害的事實……到1988年，24歲的基馬已經填滿了200，000張卡片。換言之，在成千上萬的遇難者中，他已經找到了20萬具確證無疑的骸骨。
在戈巴契夫上台前後，蘇聯的軍警特務已經無力阻止人們在飯桌上談論這個政權所犯下的累累罪惡。這也是極權末期常見的景象，當獨裁者的權力日見軟弱，平民的反抗——無論是行動還是言語——就會越來越直接和激烈，而任何試圖重建極權的努力都將被證明是徒耗心力，他們需要面對的不僅是平民的憤怒，還有知識精英的嘲笑，以及整個官僚系統的懈怠與抵制。在1987－1988年間，在莫斯科、彼得堡這樣的大城市，有自由主義傾向的知識人開始自發地聚集起來，他們討論歷史和時事，嘲笑蘇共及其領導人，模仿他們的動作、姿勢和話語，常常引起鬨堂大笑。許多人們熟知的蘇聯笑話就出自其中。其中一個不定期的聚會就是「莫斯科論壇」，參加者包括著名的薩哈羅夫，以及列恩·卡平斯基，後者是蘇聯著名的紅二代，其本人也曾是體制內的明星，但在1987年前後，他開始公然稱自己為「半個異議分子」。
基馬是「莫斯科論壇」最年輕的參加者，薩哈羅夫這種「長鬍子的成年人」一定給了他不少啟發，但他也不完全贊同他們的意見，事實上，他常常在論壇中露出輕蔑的笑容。按今天的說法，基馬出身於一個粉紅色的家庭，他爸爸是一位體制內的工程師，他媽媽熱愛史達林以及史達林的時代，他們家從不談論時事，也從來不讀那些「反動的」地下刊物，但基馬還是一點點褪去了身上的粉紅色，漸漸成了一個堅定的異議者。
他當過兵，退伍之後在蘇聯最高法院的「書庫」找到一份工作，書庫里藏有數百萬份「罪犯檔案」，基馬就利用這些檔案慢慢充實自己的卡片。這種事註定不會長久，他的一位主管很快發現了他的秘密，他們開除了他，失業之後的基馬做過一段時間搬運工，但一直到1988年，他始終沒有放棄自己的卡片事業。
沒人知道基馬後來過著怎樣的生活。在蘇聯解體以及後來的一系列動盪中，他的名字沒有再出現過。我想他應該不會死，他今年56歲，也算是美好年華，不知道他會不會為自己年輕時的所作所為自豪。但在當時，並不是每個蘇聯人都能理解他的工作，有人這樣問他：你很有熱情，但你是否想過，你的熱情能否帶來任何有意義的東西？
三、安德烈耶娃的來信
在1988年，蘇聯意識形態部門的官員對「輿論亂象」憂心忡忡，無數卡通、新聞小報、電視節目都在傳播著他們不喜歡的「異端邪說」，在那年的一月，《旗幟》雜誌刊登了話劇《前進、前進、再前進》的劇本，在這齣戲的高潮部分，劇作家借羅莎·盧森堡的話來批判史達林式的社會主義：「沒有政治自由的社會主義不是社會主義，只有支持政府的人才能得到的自由，也絕對不是自由。」然後就是列寧的台詞：「太棒了，羅莎！」
蘇聯的媒體向來都把吹捧領袖當成自己的責任，比如勳章大王勃列日涅夫，他一生獲得過114枚獎章，其中相當一部分都是他自己頒給自己的。有個笑話講的就是這個：勃烈日涅夫被鱷魚吞了，接下來會發生什麼？——那條鱷魚連著屙了一個禮拜的勳章。不出意料的是，這位勳章大王還是成就極高的暢銷作家，他的小說三部曲《微小的土地》、《處女地》和《復興》出版於1978年，當年紅極一時，並且獲得了最高文學獎。但世人很快就會知道，這些作品沒有一個字是出自他手。
在1988年，《前進、前進、再前進》利用列寧來反對史達林，算是一大發明。意識形態官員很快嗅出了其中的不祥氣味。1989年1月8日，《真理報》主編當著戈巴契夫的面激烈地批評《前進、前進、再前進》，認為這齣戲不僅「不精確」，而且「污衊了蘇聯的歷史」。雖然戈巴契夫並不同意他的見解，但兩天後，《真理報》還是刊出了批評文章，並引起了相當大的轟動。
「安德烈耶娃事件」就發生在這樣的氛圍之中。
妮娜·安德烈耶娃是彼得堡（當時還叫列寧格勒）的一位化學教師，當時剛滿50歲，雖然史達林已經死了36年，但她和那時代的許多蘇聯人一樣，依然狂熱地愛著史達林，絕難容忍那些「誹謗和誣衊史達林」的言行。1989年2月1日，她投書《蘇維埃俄羅斯報》，認為「目前國內外的局勢歪曲了社會主義的歷史」，而《前進、前進、再前進》則背離了馬列主義，她在信中寫道，史達林或許犯過錯，但也正是他領導蘇聯取得了衛國戰爭的偉大勝利。「這些人要我們相信蘇聯的過去全是錯誤和罪惡，卻對過去和現在的偉大成就一字不提。」「史達林時代確實很困難，但人民都有工作，也可以保衛國家，沒有那麼多外國作品污染他們的心靈，也沒有那麼多庸俗文化污染他們的靈魂……」
這封信在1989年3月13日見報，蘇聯的輿論場瞬間為之沸騰，無數電報、電話打進《蘇維埃俄羅斯報》的編輯部，平民、官員，甚至是戈巴契夫的軍事顧問，都對這封信表示讚美和支持。在蘇共高層的推動下，這篇文章很快被各地報刊轉載，連東德的《新德意志報》也不例外。在這篇文章的帶動下，蘇聯本已活躍起來的輿論場再次陷入肅殺和沉默之中，用當時一位編輯的話說，「那是一個令人顫慄的時刻，我們所期望和夢想的一切，都處於生死關頭。」
他們的驚恐自有道理。在那時，蘇軍依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意識形態部門依然有著生殺予奪的權力，《真理報》的社論比法院的判決書更加致命，但自後來者觀之，他們其實沒必要那麼驚恐，那時已經是1989年的3月，離蘇聯最終的失敗，只剩下兩年多一點的時間。
妮娜·安德烈耶娃住在彼得堡郊外的「共產國際大街」，在1989年的初春，這條街上滿目荒涼。本書的作者大衛·雷姆尼克在一片靜謐之中敲響了安德烈耶娃家的大門。
如果不考慮政治立場，妮娜·安德烈耶娃的品行幾乎無可挑剔，她生活簡樸，甚至有點過於嚴肅，她出生於俄羅斯的貧窮家庭，一輩子遵從黨的教導、服從黨的召喚，幾乎沒有傷害過任何人。她愛國，有同情心，工作也兢兢業業，還燒得一手好菜。在她50歲的時候，她的國家發生了一場突如其來的變化，她一生之所信、一生之所為都在這場變化中顯得脆弱和危險，她為此而奮起抗爭。
「無論如何這個國家都需要秩序。我們現在並不是一個完整的國家，而是一群無政府主義者組成的烏合之眾。……國家、秩序都沒有了，什麼都沒有了，而國家的意義就在於秩序、秩序、秩序！」
像安德烈耶娃這樣的人所在多有。他們一生都活在《真理報》的陰影之下，他們的教科書、他們的報紙、他們的廣播都對他們有著深遠的影響，這些媒體把史達林塑造成一個英雄，一個全才，甚至是一個完人，在幾十年的鼓吹和教導之下，這已經成了他們的青春記憶和人生信條，懷念史達林就等於懷念青春，而否定史達林就相當於否定了自己的一生。而事實上，他們對史達林的所作所為並不是完全無知，在1988－1989年間，無數媒體已經報導過史達林的所犯下的種種罪惡，但他們依然抗拒和排斥，對一部分事實，他們選擇無視；對另一部分事實，他們斥為捏造；而對剩下的那些，他們則竭盡所能地尋找理由：衛國戰爭那麼艱難的時期，不搞大清洗行嗎？那麼多壞蛋要破壞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不鎮壓行嗎？沒錯，他確實殺過人，但在那樣的時期，不殺人行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