幹校是與「文革」聯繫在一起的，想起來有很多的不愉快，更多的是無聊，尤其是想透了以後，更覺得無聊。我自己在幹校的經歷，主要的說，是從懷疑清查「5·16」到自己被打成「5·16」。
我是在哲學社會科學部經濟所下幹校的。在下幹校之前，已經開始清查「5·16」了。經濟所當時有一批群眾組織的骨幹，絕大部分都成了「5·16」分子，他們都在30歲左右，出身也好，有的是剛從學校出來的。我那時大約40歲，心想，這麼多年輕人怎麼一下子就成了「5·16」？那時已經懷疑了。學部1969年11月下去的。我愛人在文學所，下到信陽羅山，我曾提出可不可以在一起，軍宣隊說不行，必須分開。於是我把她們母女送到羅山，我隨經濟所到了息縣。
我被編在七連一排，當了芝麻官副班長。我們排那些承認是「5·16」的人，也在一起勞動。我這個人好問問題，也喜歡叫真兒。所以我的懷疑自然就成了一個問題。在勞動之餘我就問一個搞農業經濟的「5·16」：「你怎麼變成『5·16』的？」他說，「我根本不是『5·16』，是被迫承認的。」我問為什麼？他說，在他被隔離期間，父親病重。電報發到所里。但是，就是不讓他回去，不斷地開會要他交待「5·16」問題。他沒有辦法，只有承認。這樣，他才能准許回老家探望病危的父親。我將信將疑，不知是真是假。於是又問了另一位搞思想史的被打成「5·16」的人。他也說自己根本不是「5·16」。我說那為什麼承認呢？他說：「不斷開會受不了。」說有一天，審查他們的人帶了一個出身好的對立面群眾組織的人來勸說他：「你不要忘記你是個好出身。犯了錯誤，交待了，就沒有關係了，組織上看重你，以後也就沒事兒了。」他說：「我沒有參加，無法交待」。那位就告訴他，別的人如何交待的。他依樣畫葫蘆，也承認了。當時說「5·16」反總理，反林彪、反毛主席。我想，有那麼多罪行，是怎麼回事呢？於是我又不停地問。他們也肯跟我講，願意告訴我一點真話。他們說，這個承認的過程，是一步一步逼過來的。先是被隔離，關鍵要你交待參加「5·16」組織。然後放你自由，給一點待遇。過幾天，又來問你，說參加了組織，總要有活動吧？反正不斷地暗示你，要你承認參加反總理的活動。這麼著，又給你點優待。再過兒天，又說，你們「5·16」就是反周總理嘛！別的人又都承認了好多別的事呢！這一次就承認是反林彪。再下一次，就說你們反總理、反林彪，就是反毛主席！反毛主席是主要目的。他們說，整個兒一套逼供信，他們被迫承認了，但沒有一個罪行是真的！
我聽了很驚訝，心想怎麼能這樣做呢？黨有政策，不能瞎來，不能搞肅反擴大化，對人不負責啊！我把聽到的情況，私下裡也偷偷地告訴我的一位老友田光。我們一個群眾組織的，他搞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黨齡比我長。我跟他交換意見，他說：「逼供信肯定是有的，但你也不能完全相信某些話。」但我這個人有一種刨根問底的勁頭，仍一個勁地了解情況。我又找當時搞「5·16」專案的人問：
「有沒有這麼多『5·16』？說人家是『5·16』，有什麼根據呢？」他們有的人迴避，不談。也有的人說：「是有這麼多，都是有根據的。」我問什麼根據，說是填過表。我問：「你見過表嗎？是不是跟黨員表一樣？畫給我看看！」回過頭來，我又去找「5·16」，問他們是否填過表。他們說承認填表也是沒辦法，都是誘供，只有跟著往下滑。有一位告訴我，給他看過好幾種表，讓他挑一種承認。
我如此了解「5·16」案件，也不知是為什麼。可能就是為了弄清楚一個間題。我這樣不斷探索這些事，倒沒想到，這些活動成了別人說我是「5·16」的證據。1970年繼續清隊時，我也被打成了「5·16」！
我們連的軍代表姓李，30多歲，是連幹部。我認為，軍代表是很受某些群眾組織的人的影響的。受誰的影響大，就聽誰的話。1970年底學部要揪出一個「二套班子」，即「5·16」的「第二套班子」。學部有過三派群眾組織，互相鬥來鬥去。我們這一派，就成了「二套」的主要對象。記得是一個冬天的晚上，勞動回來，吃過飯我們連就開批鬥會，開始揪「二套」了。那晚首先揪的就是我。在揪出我的前一天，連里改選。原來我是副班長，改選後還是副班長，但原來的班長變成排長了。以後排里的運動都是他出主意搞策劃的。改選那天晚匯報時，有人起鬨要我唱歌。我本來不會唱歌，也從不唱歌。那天也不知怎麼回事，我唱了一段李玉和的《紅燈記》：「臨行喝媽一碗酒，渾身是膽雄赳赳。鳩山設宴和我交朋友，千杯萬盞會應酬。時令不好風雪來的驟，媽要把冷暖時刻記心頭……」真奇怪，好像是一種預兆，我唱了整整一段。
揪我怎麼揪的？先讓我們班的那些被我問過的「5·16」，一個個的上來揭發我。揭發我是怎麼問他們的，他們怎麼講了假話，我卻相信是真的。然後，又逼田光起來揭發我，說我跟他說過哪些。這樣兩面夾攻，就給我定了搞反革命串連罪。說：「你為什麼這麼關心『5·16』問題，你自己不是，怎麼會這樣做？你干擾清查『5·16』，只有一個解釋，就是你是『5·16』！」我被當場宣布隔離審查，從一個革命群眾變成了一個反革命。我們連那晚上共揪了三個人。另外兩個，一個是田光，一個是吳敬璉。
我被打成「5·16」，沒有半點站得住的根據。我一度確曾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的，這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嘛。從批孫冶方到批劉少奇，我都參加批了。但我沒有搞打砸搶，也沒有任何所謂「5·16」的反革命罪行，比那些揪我的人，要清白，乾淨，正確得多！儘管我沒有所謂的「5·16」罪行，但被打成「5·16」，訴冤無門了！軍代表是一個渾人。學部有的所，揪了「二套」，有的所沒有揪，這和軍代表渾不渾也有關係。不過，在1970年冬，我被揪出來以後，學部的「5·16」越來越多了。
1971年春，學部全遷到河南明港，不搞勞動搞運動。我們七連又充實了一批新的軍宣隊。是學部軍宣隊的總頭從部隊調來的。新來我們連的軍宣隊裡，有一位姓白，20多歲，很精幹，頭腦清楚，辦事也負責。於是我找了個機會，要求單獨跟他談。他答應了。一天下午，在一塊田邊，我跟他講了經濟所的歷史。特別是「文革」群眾組織的情況，也包括我自己的情況，著重談了我由懷疑到被打成「5·16」的「串連」的事情。他聽了我講的情況，很吃驚。說他從來沒有聽說過這些事，一定回去反映。結果，第二天連里就開會。會上說：「我們要注意階級鬥爭新動向。有的』5·16＇分子想翻案，挑撥軍宣隊和連幹部的關係！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我聽了，心裡很清楚，又記上我一筆帳了。沒幾天，小白就調離我們連了。以後在校部見過他一次，沒說話。
當時工、軍宣隊占領上層建築，從學部情況看，工、軍宣隊往往是受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的包圍、利用、操縱的。有些人讓工、軍宣隊幫他們說假話做壞事。把工、軍宣隊當「槍」使。工、軍宣隊是受蒙蔽，被利用的。我們經濟所100多人被打成「5·16」，占了1/3還多而且有的人還嫌少了。「文革」後期，軍宣隊也發現清查有問題，想糾正，於是那些人又起來反軍宣隊，說他們包庇「5·16」。當時讓工、軍宣隊占領上層建築，是一出鬧劇。
幹校的勞動很累，生活很苦。這都沒什麼。在被打成「5·16」之前，我愛人帶著七八歲的女兒也到了息縣東嶽。先是分開住，後來找了半間農民的灶房，是用秫秸搭起來的，如窩棚一樣，我們搬進去住了。下雨時，滿屋漏，用盆子、缸子接雨水，連碗都要用上。屋裡屋外一片泥擰。儘管這樣，多少還有一些自由。但是，揪出來以後，勞動照舊，卻不准回家了。把我關在一個地方，要我交待問題。我們排那位排長要我交出黑材料，我說沒有。他們要我帶他們回家拿材料，我說鑰匙在我愛人那裡。他們逼我寫條，派人去拿鑰匙。我只有寫條，本希望她能抵制一下。但她不明就裡，交出了鑰匙。排長帶著幾個親信，逼我帶路到我家裡抄家。那天下著雪，走了二三里路，開門進屋。他們抄了半天，沒有抄完。第二天又去抄，從木箱子裡把我手抄的幾厚本毛主席著作都拿走了，我有些個人信件與日記本，不願交的，排長要我都帶到連里去，讓軍宣隊來找我，逼我交。那時我真無可奈何啊！那時，愛人在別的鄉里搞農村整黨，不常回家。家裡被他們翻得亂七八糟的，她後來才知道。
抄家不說，還組織一個專門小組來批鬥我。多數人是敷衍應付，但排長可是無所不用其極，唯恐不把我打成反革命。我這個人什麼事都認真，說我有什麼罪，我就論證沒有罪，跟他們辯論。於是就不斷開大會小會，「打態度！」我白天抽菸頂著，晚上失眠，只好吃「菲那根」。我越辯論，他們批判就越升級。從班、排到連，用盡各種辦法給你抹黑。有的人會上批你，會下對你還客氣。但也有人毫不客氣。1970年除夕之夜，連里群眾都看電影去了。我和另一個「5·16」在看宿舍。那一位「5·16」家裡出了事，但兩三年來都沒讓他回家。他在下幹校前就被隔離了。寒氣襲來，四周一片寂靜。突然間，他嚎響大哭，哭得傷心極了。我勸他，勸不住。
第二天大年初一，陽光明媚。我走出小屋子，往後面一排房子一看，二排的吳敬璉在離我約50多米處洗衣服。他抬頭看見我，開口唱了一段樣板戲：「要學那泰山頂上一青松。」當時承認自己是「5·16」的不少。他用「泰山青松」跟我暗示。他沒有承認，也要我挺住。下午，我對連幹部說想回家一次。那人說：「你好好交待，交待了才能回家！」我憤怒極了，但也無可奈何。回到小屋，在一張紙上寫了五個字：我渴望自由。這是發自內心深處的渴望啊！那時，不僅長期不讓我回家，女兒從常州她姥姥家來，排長也不許我愛人帶著女兒見我，只讓八歲多的女兒單獨見我。我跟愛人無法通消息，就想到了寫信。校部有一個信箱，我們常去那裡勞動。於是我寫信塞在信箱裡。過了兩三天，連里又點名了，說這是「有的人在繼續破壞清查運動！」把我的信都沒收了。這荒唐吧？到明港時，要搬家。我被指定幫人搬家，有的人家指手劃腳，真把我當勞改犯了。討論搬家時，排長堅決要幫副排長搬家，副排長堅決不要他幫忙搬家。箇中奧妙，我想是排長存心要把副排長也打成「5·16」，好趁幫助搬家的機會看準以後如何抄副排長的家。經濟所很多人私下都說排長是存心要置別人於死地的人，那怕你曾有恩於他。
最後我想跟你說說，我們這幫人為什麼會挨整？經濟所的所謂「二套」都是業務上、政治上比較強的，基本上都是業務骨幹。從經濟所的歷史情況看，50年代批所長狄超白，60年代批所長孫冶方，這些我們都參加了，是當時緊跟政治的結果。「文革」一開始，我們這些人被打成「修正主義苗子」，有的還成了「黑幫」。但我們不服氣，以為自己是正確的，所以就響應號召捍衛路線，爭取走在前面。我們曾以「共產主義戰鬥隊」的名義，翻印了北師大一份反江青的大字報，這事也成為後來「反革命」的一個證據。我們還曾四處出擊，反「左」反「右」，表示自己正確，得罪了很多人。到最後整「二套」時，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這也算還「債」吧。凡是參加過「文革」的人，都說過錯話，做過錯事，因為這個「文革」本身就沒有什麼是正確的東西嘛。
我抄的一千多頁稿紙的毛主席著作，當時是內部的。我是從小報上抄的，現在大都公開發表了。在整我時，據說有人交待，說「5·16」組織有分工，周叔蓮分工抄毛主席著作，是整毛主席的黑材料！真是天知道。我是為了學習毛主席思想才抄的。這些材料直到1978年，還不還我。我火了，說再不歸還，要上告了，這才退還給我。
「文革」中，下放幹校這樣的知識分子改造運動，是非常荒唐、錯誤的。在幹校你鬥我、我鬥你，終於使人感到「鬥」是毫無出路的，是在浪費生命，製造醜惡。因為極「左」，批孫冶方，現在才更理解到孫冶方是對的。人整人有時也產生相反的作用。
我這人就是這樣，什麼都認真。在幹校，就這樣認真了一場。
選自《無罪流放》，賀黎、楊健采寫，光明日報出版社，1998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