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辰當然也不明白自己遭遇了什麼。
初中以前，他沒從學校和家庭中接受過任何性教育，「連大人都羞於啟齒，你還指望一個小孩子從哪裡得到這些教育呢？」直到初三，有了自我意識，他才隱約覺得「不對勁兒」。但他總記得，宋金宇當時說，「不要告訴別人」。兒時的經歷告訴他，必須聽話，不聽話就會被大人打罵，於是他一直保守著這個秘密。
即使在飯桌上講出來後，宋辰也沒有過多考慮自己的狀況——他當時的念頭是，「不要告訴爺爺」，他擔心爺爺身體承受不了；他也在乎別人的看法，怕影響到家族的顏面。
45次心理諮詢
不同於父親的迴避和母親無濟於事的「驅邪」，彼時的宋欣陷入了自責。她愧疚於自己的失職，「沒有做好姐姐的角色」，以及開始想要為弟弟做些什麼。
家族裡向來重男輕女，作為長姐，宋欣很早就習慣了父母把關注和資源傾向弟弟，也默認了這種「男孩優先」的家庭秩序。兩人小時候雖然睡上下鋪，但關係並不親近。回想起來，宋欣總覺得自己應該更早一些發現弟弟處在「缺乏安全感」的狀態中——比如他總擔心單車被偷，堅持要上兩個鎖；出門會隨身帶一把開了刃的蝴蝶刀防身；有一晚一起睡覺時，弟弟突然來抓她的手，宋欣覺得男孩子這樣有點兒「娘」，於是鬆開了。
得知宋辰的遭遇後，宋海江不是沒有變化。他第一次主動參加了兒子學校的家長會，有空也會接送他上下學。但宋欣覺得這些不夠，她開始在大學裡留意性科普相關講座，帶宋辰一起去聽。她還輔修了心理學，學習有關心理創傷相關的知識。看到有關性侵的文章，比如韓國電影《熔爐》的影評，房思琪相關新聞，林肯公園主唱（兒時候曾遭遇過來自成年男性的性侵）自殺的消息，她都會轉發給父母，希望他們意識到宋辰的遭遇並不是簡單的「玩玩而已」。她試圖說服父母，要讓宋辰接受專業的心理諮詢。
可父母覺得一次2000塊的心理諮詢太貴，在宋海江看來，心理諮詢就是坐在諮詢師面前哭訴抱怨，沒什麼用。
宋欣花了幾個月溝通後，一家人終於在2016年10月在深圳市春風應激干預服務中心嘗試了家庭形式的心理諮詢。在諮詢師的觀察下，他們聊開了宋辰的遭遇，那之後，宋辰的狀態似乎有些好轉，不像之前那般抑鬱和易怒了，於是他開始接受長期諮詢。父母有時會陪著一起，但這總使得諮詢過程變成相互埋怨。場景通常是這樣：聊到宋辰的狀況後，諮詢師請父母發言，宋海江開始講自己在外打拼都是為了這個家，卻得不到家人的理解；黃麗茹會在這時哭起來，說自己也很不容易。諮詢焦點因此變得模糊。
最差的情況是，訴苦變成指責，再升級為吵架。之後，父母開車離開，姐弟倆坐地鐵回家，幾天內彼此不再講話，冷臉相對。
宋欣跟父親的對話
2017年之後，宋辰開始頻繁離家出走——有時直接坐車去外地見網友，有時半夜走出家門去網咖或者見朋友，徹夜不歸，也不回復家人的信息。
父母覺得兒子叛逆、需要被管教，把他從國際高中送去惠州的寄宿學校。在惠州，他的狀態變得更差，更經常、直白地提到「想死」。等到2019年，他又轉回深圳，父母堅持讓他寄宿。那段時間，他上課完全無法集中精力，精神幾近崩潰，在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確診為重度抑鬱加重度焦慮，以及創傷性應激障礙。醫生建議去精神專科醫院，之後，他轉去了深圳康寧醫院，接受了近兩年的治療。
治療包括藥物治療和物理治療，醫生會將磁極貼片貼到他的太陽穴上，以一種微弱的電流刺激大腦的某一部分，以達到調節情緒的效果。黃麗茹記得，宋辰那幾年精神狀態很差，吃藥時過敏反應也很大，手掌都裂開來。
宋辰在康寧醫院看病時，宋海江終於願意陪他去一趟。他還向醫生求助，說自己不知道該怎麼辦，問對方別人的爸爸都是怎麼做的。醫生說，別人都是先報警，然後帶孩子看病，你是我20多年來遇到的第一位這樣處理的父親。
宋海江聽後，覺得醫生是在挑撥他們父子的關係，自此再也沒有陪宋辰去過醫院。
從2016年到2021年9月，宋辰一共進行了45次心理諮詢。宋辰告訴我，也就是在這一次次講述和分析中，他逐漸認識到過去的遭遇對自己是一種傷害，以及這種傷害是由他人造成的，不是自己的錯。
但傷害遠比他認為的更持久和嚴重——他時而想去死，時而想要殺人，去報復，又時常處於抑鬱中，對所有事都喪失了興趣，覺得前途一片灰暗，一切都沒有價值。
「我做的每一件事，需要長時間有反饋的事，到最後總是負反饋，而且經常在中途，我就已經被自己的負面情緒壓垮了。」宋辰告訴我，遊戲算是例外，屬於能在短時間內獲得反饋的事，「哪怕反饋是負面的，也可以迅速開始下一步。」
想要報警的人
自從知道宋辰的遭遇後，在這個四口之家，「那件事」成了他們口中的特指。父母不會主動談起，但只要姐弟倆說出這三個字，大家都知道它指的是什麼。
事實上，迴避、不溝通幾乎是這個家庭一直以來的相處模式。宋欣拿弟弟打遊戲的事舉例，「（父母）不直接說，也不引導不教育，小時候是打罵，現在是直接迴避。」這個說法在黃麗茹這裡得到了證實。她告訴我，有一次，通常下午起床的宋辰到晚上都沒出房間，第二天早上也沒開門，她害怕兒子出事，但也不敢敲門，「喊了，他會不爽」。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留意兒子房間裡的動靜和聲響，看他走出房門的時候，鬆一口氣。
這種迴避被宋辰解讀為「漠不關心」。除了姐姐，他從家人那裡得不到任何安慰和支持。那段時間，宋辰一邊在姐姐的督促下接受心理諮詢，一邊在想死和報復之間橫跳。他從未想過向家族公開這件事，或為自己討回公道。整個家裡，只有宋欣想到了報警這個選項。
除了宋欣，沒有人贊成報警——宋辰沒有心力去做，他覺得沒證據，自己沒能力證明那曾經的傷害。更何況，這種發生在男性之間的性侵害會被法律認定嗎，他不確定。宋海江的態度曖昧且游離，「你們要我怎麼辦」，他總是這樣說。姐弟倆明白，這表明他不支持報警。黃麗茹則夾在中間，左右為難，「我管不了」——這其實是一種「不知道該怎麼辦」和迴避的狀態。她從沒想過報警，也不敢想，她能做的就是做好一個家庭主婦應該做的事。
宋欣希望得到母親的支持
關於報警這件事，黃麗茹向我描述了一個場景：在客廳里，宋欣堅定地提出應該立即報警。話音未落，宋海江拍桌暴怒。站在沙發旁的黃麗茹和宋辰被突如其來的爆發震住。看到父親激烈的反應，宋辰轉身就要往外走，「都是我的錯，我消失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