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家庭內部成員不把它當回事，是不是能從法律上尋求一些幫助呢？」宋欣告訴我，之所以堅定地想要報警，是因為宋辰覺得反覆吃藥複查影響工作狀態，停止了去康寧醫院的治療。於是走法律程序成了宋欣唯一的辦法，「我一直以來的動力，就是不要讓弟弟死掉。」
寄希望於監護人去報警沒有希望。2018年11月，宋辰成年了，宋欣打電話給北京市千千律師事務所值班律師諮詢。電話里，律師呂孝權告知她，案子可能涉嫌猥褻兒童罪，但證據和追訴時效存在一些問題——第一手物證已經不存在了，且案發至今從未報過警，已經超過了10年。一般猥褻兒童罪的犯罪追訴時效為10年，只有符合聚眾、在公共場所當眾猥褻等加重處罰情節的，其犯罪追訴期最長可達15年。
追訴時效的問題不難解決——由於受侵害時間持續了7年，犯罪行為的追訴可以從最後一次行為結束算起。最關鍵的是證據上的缺失。律師提醒宋欣，可以找宋金宇當面溝通，錄音取證。即將掛掉電話時，律師詢問了宋欣的身份。得知是姐姐後，對方有些震驚，「這事應該你父母出面，不是你去做。孩子被親叔叔性侵長達幾年，作為監護人的父母幹嗎去了？這是他們的失職。」
2019年清明節家庭聚會後，宋欣親自找宋金宇對峙取證。
那次對話持續了1小時左右，宋金宇始終不承認自己對宋辰進行過性侵害。他說自己摸過他的生殖器，教過他自慰，為了看是否有包莖而翻過他的包皮，他把這些稱為「男生之間的交流」。
宋金宇說，只有性交才算侵犯。
宋欣反駁，「你碰過他的生殖器，他不願意的話，那也算（性侵）。」
「他沒有不願意啊，你問過他不願意嗎？」宋金宇反問宋欣。
「他還那么小，你怎麼知道他願不願意？他都不懂啊。」
宋金宇表示，「我也不懂，老師沒有教過。」
阻力和支持
拿不到更多有力證據，加上宋辰的消極和父母的不作為，報警的事一直擱置著，直到2021年9月，全家再次一起進行了心理諮詢。那一次，諮詢師提到，走法律程序是可以幫助宋辰走出創傷的選項。
宋海江當場說沒有證據，沒辦法走程序；黃麗茹則提到了宋欣之前錄音取證的事。
諮詢結束後第二天，姑姑和爺爺便知道了消息，找上門來。他們的要求很簡單：別報警，可以讓宋金宇來道歉。
他們勸宋辰算了，因為「阿宇本身有病」；他「很內向」，成天在家裡打遊戲，不出門也不吃飯，「應該是有憂鬱症」；「假如處理得嚴重要坐牢，就是傷害了他，又傷害了整個家族」，「這件事傳出去，我們在村子裡問題很大，別人肯定會對我們指指點點。」爺爺和姑姑說出了自己最真實的顧慮，他們還勸宋辰體諒一下宋海江，說他夾在中間，「是最難做的」。
「如果你有抗拒，知道自己不應該繼續被搞，為什麼一直會去他那裡被他搞呢？」——這是最刺痛宋辰的問題。
「你知不知道我小時候是怎樣的一個小孩？」宋辰情緒激動起來，「我小時候很聽話，直到初三我才有自我意識，才明白這件事。」
爺爺和姑姑見說服未果，悻悻離去。
彼時，宋辰在宋海江朋友的裝修設計公司做學徒。日常幫忙做一點兒設計，更多的是跑腿送文件、跑裝修現場，以及跟老闆一起應酬飯局。關於報警，他其實也猶豫，這種遲疑主要來自現實考量——擔心報警會失去父親這邊的人脈和資源，以及在村里被人議論。宋欣為此求助了深圳市未成年人救助保護中心的律師，並勸宋辰跟律師溝通後再做決定。一個月後，宋辰找律師諮詢後得知，即使報了警，也可以保護他的隱私。最終，他和律師喻志蘊簽了委託協議，決定報警，開始走司法程序。
「可以把這件事情的處理，當成是做一場不可避免的手術。」喻志蘊對他說，但這個手術並不是生活的全部。
後來，喻志蘊告訴我，之所以想要陪宋辰走這麼一段，是想陪他經歷這個療愈的過程。她當時跟宋辰說，想讓他在過程中感受到，不是所有人都對他的遭遇無動於衷或置之不理，是有人願意跟他一起走的。施害者也不會如他擔心的那樣，毫髮無損地逍遙法外。
2022年4月18日，宋辰正式報了警，5月18日警方立案。2022年12月23日，宋金宇被刑事拘留，24天後被取保候審。
爺爺和姑姑在2023年底再一次上門來談判。「想著年輕人受傷了，傷痛可以隨著時間慢慢被沖淡。」爺爺說。宋辰立刻否定了，他覺得可能一輩子都放不下，說自己「到現在依然很想死，想自殺」。
爺爺最後亮了底牌，說自己的宗旨是家和萬事興，如果非要打官司，搞得兩敗俱傷，「就會沒有了經濟來源，村里所有人看不起我們家族。如果你們官司打贏了，我會把你們爸爸的物業全部都收回來」，「那就沒有親情可言了，我不知道你們到底想不想要錢呢？」宋辰不懂這是求和還是威脅，但他還是決定走下去。
「是姐姐代替了父母的責任。」宋辰告訴我，報警一直是宋欣在推著他往前走的，「你不能指望所有受害者都是堅強的或者有信心的。社會對受害者的支持是很微小的，幾乎沒有，至少我看不見啊。是我姐去學習了很多東西，才走到這一步。其他和我有同樣經歷的人呢，會有這樣的姐姐嗎？」
走上法庭，算是宋辰主動為自己邁出的一大步。但彼時他告訴我，自己對結果沒抱什麼期待，「如果結果不好，好像（日子）也不會過得更差了。就算是一個好結果，他受到了懲罰，又能怎麼樣呢？他付出的代價有我付出的代價大嗎？遲到的正義還能叫正義嗎？」
開庭時，宋金宇的律師為他做了無罪辯護，他自己也一直否認犯罪。喻志蘊告訴我，由於報案時間太晚，這個案子無論是證據還是追溯時效上，都有些「先天體弱」，但宋欣提供的錄音是很關鍵的證據。宋金宇自稱「只是觸碰了下體」，雖然他主觀上認為這不屬於性侵，但客觀上證實了其確實對受害人實施了猥褻。
宋辰本人的出庭也增加了可信度。雖然他的自述屬於間接證據，但結合其他證人的證言，以及過去幾年的心理諮詢和就診記錄，法院一審認為他的陳述「真實性高，具有明顯親歷性」，「足以認定被告對被害人實施了猥褻事實」，適用1997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條第一、第三款和第八十七條，判其猥褻兒童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
唯一的正反饋
那麼當施害者被判刑，案子看上去有了不錯的結局，受害的一方能就此走出來嗎？
「走出來」似乎是大家的普遍期待，陪宋辰一路走來的宋欣、律師喻志蘊和心理諮詢督導師隋雙戈博士都跟我提到過這個詞。但宋辰自己也不確定。
實際上，對宋辰來說，相比宋金宇，父親的不作為給他造成的傷害更大，也更深遠。「我想殺了他」，宋辰不止一次說過，他原本不高興的臉變得更憤怒了。
其實在事情最早被捅破的兩三年，宋辰對宋海江是抱有期待的。如果他能「盡一個父親的責任」，比如報警或者提供經濟層面的幫助，那大家可以繼續「好好做父子」。但宋海江非但沒有，他甚至在子女報警前，去為宋金宇找律師——他內心的天平，似乎還是傾向了親弟弟這方。
「他不知道，他自己才是一直刺激我的人。」宋辰說。
說過無數次想殺掉父親後，2024年2月23日，宋辰真的行動了。當晚，他打電話給宋海江，說要去餐館樓上的辦公室找他。宋海江以為兒子要來談判，其實宋辰「就是打算去弄他，辦公室里什麼工具都有」。他先是罵宋海江：「你還是個人嗎？你兒子變成這樣，你卻什麼都不做！」宋海江不以為然，他不覺得自己有什麼錯。宋辰衝上去動手，但他太瘦弱了，很快就被父親死死摁住。最終宋海江離開了辦公室，留下宋辰將能砸的杯子、電器砸了一地。
2024年10月，宋辰在電話里告訴我，他覺得什麼都沒變。彼時，該案一審已宣判。
「我已經輸了，說難聽點，等於『淨身出戶』了。本來我可以成為一個正常（好好讀書考大學）的孩子，現在我沒有前途，沒有學歷，被耽誤了10多年，它（法律結果）能讓我的生活帶來什麼美好轉變嗎？家裡人都把它當所謂的家事。一個小孩被人猥褻了，大家會質疑為什麼你當時不說，可問題不是出在施害者身上嗎？整體環境不會因為一個個體承受了巨大的傷害，而發生改變的。」
他現在停止了心理諮詢，認為那只能起到暫時穩定情緒的作用，「這件事情對我造成的傷害，判他4年半是根本彌補不了的。我沒有心力了，我現在僅存的力量只能支撐我這樣苟活下去，如果再讓我去觸碰什麼可能性，我怕我的心死了，人就真的死了。」
《神秘肌膚》劇照
隋雙戈接觸過不少類似個案，他把這種難以走出來的狀態稱作「卡住」或「僵住」——壞人得到了懲罰，並不等於創傷就沒有了，因為創傷帶來的影響實實在在成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他可能還會像之前一樣，處於無助、抑鬱的狀態。
他打了個比方，就像受驚狀態下的青蟲，會僵著不動。因為它不能逃跑，也沒有辦法戰鬥，「僵住」是保全自己最本能的方式。只有周遭環境安全了，它才能慢慢舒展身體，一點點恢復。如果沒有安全的環境，它很可能一直卡在那個狀態，有的人一輩子都是這樣。
「案子了結，宋金宇被判刑，算得上有正反饋的事嗎？」4月下旬，我在電話里問宋辰。他已經「逃」到了貴陽，試著讓自己好起來。
「有，但不是現在。」宋辰給出了肯定的答案。他說比起法律給他一個公正的裁決，他更希望這樣的事能被關注，被看到——這是我當時用來說服他接受採訪的話，但現在他認同了這種說法。「如果能引起社會對兒童保護的重視，特別是讓更多人意識到，男孩子同樣可能遭遇這種傷害，或許就能減少像我這樣的受害者。這大概是整件事唯一帶來的正反饋了。」
在貴陽的這段時間，宋辰和父親再沒說過話，偶爾給母親發下消息，但每天都會在QQ上和宋欣聊幾句。一般都是宋欣主動，問他吃了什麼，過得怎麼樣，或者發點梗圖和表情包，「總之他有回覆，我就確認應該沒太大問題」。她在日記本里，清楚記錄著這些年和弟弟相處的點滴，其中一段是：「2023年11月21日，弟弟說有件事情不太好意思說，我以為是性相關或者是錢的話題，沒想到他是希望抱抱。我便給了一個被他說有些重的抱抱。」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宋辰、宋欣、宋金宇、宋海江、黃麗茹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