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雷根政府將蘇聯推入軍備競賽，使其經濟崩潰，冷戰時代就此結束一事眾所周知，但我們與中國的競爭不太可能在短期內使對手陷入財政困境，也不應該以此為目標。不同於由兩個對立經濟體系開始的冷戰世界，我們由一個整合的世界開始，這是史上最大的和平時期全球化所帶來的結果。美國在這場競爭中的獲勝之道，在於重建中國試圖主宰的世界經濟，以至於比起進一步與中國融合，我們更要將中共從全球關鍵供應鏈、資本市場、技術進步和出口市場中剔除──一個個地區、一個個領域──直到實現經濟圍堵。我們的國防戰略必須支持這種世界經濟的重塑，以利於美國，最終結果不一定是中國崩潰，而是世界民主國家與獨裁國家在經濟和軍事實力方面的第二次大分流。
從杜魯門的《第六十八號文件》、韓戰、雷根的《第七十五號國家安全決策指令》，以及蘇聯解體中汲取的教訓，告訴我們如何重建確保好幾代大國和平的美國整體優勢地位。透過軍事優勢來達成安全地位，可以讓我們在經濟和外交領域擁有無可匹敵的行動自由。反之，在經濟和外交領域的成功，將使我們有更大的空間投資在「以力量實現和平」。若無法改正軍事平衡，最好的情況是降低獨裁者的投機成本，最壞的情況則是為俄羅斯和中國的擴張和侵略打開大門。
使用美國現有的經濟工具，從《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到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減少在中國和俄羅斯的商業活動，並終止對這些國家的投資，已經是可行且值得推行的。然而，即使北京在香港、新疆和喜馬拉雅山的行為，以及中共支持普京入侵烏克蘭，美國和盟國的跨國公司仍願意擴大在中國的業務，阻礙了我們的行動。中共侵略台灣必將是最後底線，一旦越過這條線，可能會引起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面的經濟戰，包括摧毀中國在海外的公司、停止所有非必要的貿易，以及雙方資產互相被扣押。中國對台灣的軍事行動將是真正的「史普尼克」（sputnik）時刻，不只美國國家安全界，乃至整個美國政府都意識到嚇阻失效，我們確實正與中國發生衝突。這類型的任何行動都不會是美中全球競爭和對抗的結局。如果北京當局在這場衝突失敗，他們一定會再次嘗試，無論是不久之後還是未來。然而，會改變的是美國政府允許我們私人企業與中國的往來，尤其是如果美軍遭到攻擊的話。
中國大戰略最深層的矛盾在於，中共相信可以使用武力達成野心，但同時又希望維持與外界的經濟關係，最後主導全球經濟。正如我們所見，北京當局試圖透過「雙循環」來解決這個矛盾：一方面實現關鍵產業和技術的本土化，另一方面也試圖增加其他國家對中國的依賴。由於這個矛盾，經濟圍堵策略與軍力嚇阻相輔相成。減少與中國的技術、商業和投資交流，從長遠來看會削弱中國，因為中國依賴外界的資源和商品貿易，但在短期間完全經濟孤立也可以作為一種嚇阻，防止中國在亞洲使用武力。中國永遠不會實現真正的自給自足，儘管在其某些經濟產業可能辦得到。與外界的經濟關係是中國在亞洲發動戰爭的最大風險。目前來看，像二戰時期日本那樣全面的地區征服戰略似乎不太可能，但如果我們沒有強有力的嚇阻戰略，中國在亞洲或世界其他地方進行「有限」效果的軍事行動――無論是領土征服還是「教訓」其他國家――仍然可能成為中國的備案。
今日的中國領導層曾經躲在動盪和內聚型（inward-looking）的國家裡，現在他們將野心帶到了全球化的世界。由於預測中國可能會動用武力，而且不只在台灣、南海和東海、喜馬拉雅山這些情勢一觸即發的地區，也可能在整個「一帶一路」區域，從非洲到中東、從東南亞到太平洋島鏈，甚至如果俄羅斯和伊朗這些夥伴國家介入的話，遠至拉丁美洲和歐洲等地區都有可能，因此我們必須做好準備，在全球各地抵禦這些侵略者。為了應對多個對手的野心，我們有必要制定一個全球性的國家安全戰略，這也是現有《國家安全戰略》設想到的。同樣，應對中國本身的勝利願景也需要這樣的策略。美國必須努力在二十一世紀的軍事領域中取得優勢，尋求解鎖並掌握未來工業和技術進步帶來的「軍事革命」和突破。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的經濟分流戰略極為重要。由於我們與中國的經濟融合，我們在關鍵技術和產業上的進步也容易成為他們的進步。如之前提到的，如果對手與我們坐在同一輛車上，即使我們開得再快也毫無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