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邸制」，指的是國家為重要官員在任期之內提供住房的制度，這也是今日西方國家普遍實行的高官住房制度，我們耳熟能詳的「白宮」即為美國總統官邸，「唐寧街10號」為英國首相官邸，「愛麗舍宮」為法國總統官邸。國外官邸制雖有千差萬別，但總的原則卻是一致的：一、國家只為少數高級別的官僚提供官邸；二、官員對官邸只有居住權，沒有產權，任期內入住，卸任後搬出；三、官邸的費用由國家財政承擔。按照這三條標準，中國古代也推行類似的官邸制，尤以唐宋時期為典型。
秦漢時，國家實行的是「名田宅」制，「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即政府按照臣民的爵位高低，配給不同等級的住宅，很像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福利分房。
唐代之後，國家不再對官員進行制度化的「賜田宅」，而慢慢形成了類似於現代西方國家採用的「官邸制」。唐宋的官邸制分中央官與地方官兩套系統：在地方一級，州衙與縣衙通常都劃分為辦公區（外衙）與生活居（內衙），地方官員及其家眷一般都居住在內衙。而在京師，中央政府則只向高級別的少數高官提供官邸，多數官員是住不了官邸的，如當過禮部主客郎中的白居易就沒有資格入住官邸，只好寫了一首《卜居》的詩發牢騷：「遊宦京都二十春，貧中無處可安貧。長羨蝸牛猶有舍，不如碩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錐頭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廬心便足，敢辭湫隘與囂塵。」白大詩人遊宦京都二十年，官至禮部主客郎中，相當是外交部招待外賓的司長，卻連一套住房也混不到。
不管是地方政府的官舍，還是中央高級官僚的官邸，所有權都歸國家，官員只能在任期內獲得居住權，離任則必須搬走。唐玄宗時，宰相李日知提出辭職，獲朝廷批准，「及還，飾裝將出居別業」，即回官邸收拾了一番，準備搬出來。李日知辭職前並未與妻子商量，所以妻子很吃驚，罵他：「家室屢空，子弟名宦未立，何為辭職也？」
宋朝立國後，中央政府在很長時間內都未建設官邸，京朝官只能自己租房子，仁宗朝的宰相韓琦說，「自來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韓琦所言，絕非誇大。與韓琦同時代的歐陽修調到京師任職，租住的是破舊小屋，一下大雨就浸水，他只好像唐朝的白居易那樣寫詩譴懷：「嗟我來京師，庇身無弊廬。閒坊僦古屋，卑陋雜里閭。鄰注涌溝竇，街流溢庭除。出門愁浩渺，閉戶恐為瀦。牆壁豁四達，幸家無貯儲。」連宰相都是租房居住，有朱熹的話為證：「且如祖宗朝，百官都無屋住，雖宰執亦是賃屋。」真宗朝的樞密副使（相當於副宰相職務）楊礪，租住在陋巷，「僦舍委巷中」，他去世時，宋真宗冒雨前往祭拜，發現巷子狹窄，連馬車都進不了，「乘輿不能進，步至其第，嗟憫久之」。
當然，在京城租房子還是挺方便的，北宋汴京的租賃市場非常發達，除了有大量民宅出租，也可以租住公屋。宋政府建有一批公租房，並設立一個叫做「樓店務」（類似於房管局）的機構進行管理，官民均可向「樓店務」申請租房。那租金呢？自掏腰包。而且房租還不便宜，以致有一位叫做章伯鎮的北宋京官發牢騷說：「任京有兩般日月：望月初，請料錢，覺日月長；到月終，供房錢，覺日月短。」看樣子這位章大人還是一名「月光族」。
高官無專門的官邸，各自租房居住，雖然可以減輕財政壓力，但也會給政府帶來某些不便，宋筆記《石林詩話》說：「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廨，雖宰相執政，亦僦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則省吏遍持於私第呈押，既稽緩，又多漏泄。」意思是說，宰相僦舍而居，有時下班之後，宰相回家了，卻有緊急的文件需要宰相審閱、批示，那只能由「省吏」送到宰相私第呈押，這樣既耽擱了事情，也容易漏泄機密。
因此，到宋神宗熙寧至元豐年間，朝廷便撥款在皇城右掖門之前修建了一批官邸：「詔建東西二府各四位，東府第一位凡一百五十六間，余各一百五十三間。東府命宰臣、參知政事居之；西府命樞密使、副使居之。……始遷也，三司副使、知雜御史以上皆預。」這批官邸，民間稱為「八位」，大概是有八套的意思吧。從史料記載可以看出：有資格入住「八位」官邸的都是副國級以上的宰相、參知政事、樞密使、樞密副使、三司使、三司副使、御史中丞（相當於議長）、知雜御史（相當於副議長）。部長以下的官員，還是「僦舍而居」。
如果有錢，自然也可以自己購置住宅，不過宋朝官員俸祿雖高，但京師寸土寸金，宋人說，「重城之中，雙闕之下，尺地寸土，與金同價，非熏戚世家，居無隙地。」許多官員在京城是買不起房子的，當過宰相的寇準，「歷富貴四十年，無田園邸舍，入覲則寄僧舍或僦居」，為官四十年，居然也未能在京師置產，入京覲見皇帝時，只能在寺院寄宿或者租住民居。即便官員有錢購房，宋政府對此也有限制，如宋仁宗天聖七年（1029年），朝廷出台了一道「限購令」：「詔現任近臣除所居外，無得於京師置屋。」限制現任京官在首都購買第二套房。禁令只針對官員，平民不受限制。
在地方一級，宋代的州縣衙門通常都包含了居住區與辦公區，「或以衙為廨舍，早晚聲鼓，謂之衙鼓，報牌謂之衙牌，兒子謂之衙內。」廨即官署，指政府辦公區；舍即官舍，指官員居住區。州縣的長官一般都會配備官舍，但並不是所有的地方官都有這個待遇，寇準被貶為道州司馬時，州政府就沒有給他分配住房，「百姓聞之，競荷瓦木，不督而會，公宇立成，頗亦宏壯」，當地百姓擁戴寇準，動手給他建造了一所房子。蘇轍被貶謫到雷州，也是「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但蘇轍的政敵——宰相章惇認為他有「強奪民居」之嫌疑，命令雷州政府「究治」，蘇轍最後拿出了租賃合同，才未被治罪，「以僦券甚明，乃止」。
「廨舍合一」的地方衙門制度，一直延續到明清時期。明清的縣衙都由辦公區與生活區組合而成，馮友蘭先生小時候曾經隨父親在縣衙居住過（他父親在晚清時署理過崇陽知縣），對縣衙的構造很熟悉。他在《三松堂自序》中說，「進了（縣衙）大門，繞過儀門，就是大堂。大堂前面兩側各有一排房子，這是縣衙門的六房辦公之地。……大堂後邊，就是『宅門』。這個稱號表示此門以內就是縣官的私宅。宅門進去，是二堂。二堂後邊，還有三堂。進了宅門，往西邊拐，就是花廳，是縣官會客的地方。花廳西頭，有一個套間，叫籤押房，是縣官辦公的地方。花廳後邊，隔一個院子，就是上房。母親領著我們都住在上房裡面。還有廚房和其他零碎房屋，都在東邊的院子裡。這個格局和體制，大概各州縣衙門都是一樣。」中國古代實行流官制，官員離任，即交回房產。
不過對旗人，清廷則給予「福利分房」的特權，由朝廷「撥給官房」，即按照官階高低向旗人分配房產，「一品官給房二十間，二品官給房十五間，三品官給房十二間，四品官給房十間，五品官給房七間，六品、七品官給房四間，八品官給房三間。」這是清初的分配標準，後來由於財政不堪重負，標準才有所降低：「各處取到旗下官員，撥給房屋，各照舊例酌減。」雍正、乾隆年間，朝廷又開始推行市場化的「房改」，允許福利房交易，旗人可以通過繳納首付與分期付款的方式獲得完整的產權。民國建立之後，旗人的住房福利特權才被廢止，只有總統、內閣總理等高官由國家分配官邸，其他政府官員，則自購房或者租房，實際上即恢復了唐宋的官邸制。
有時候，革新其實挺簡單，借鑑現代國家的先進經驗，回歸華夏的優良傳統，就可以了。
（選自吳鉤著《重新發現宋朝》，九州出版社，2014-4）
